四位女性哲学家如何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牛津学术圈“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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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女性向来被认为“不擅长也不适合做哲学”，本书的四位主人公却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打破了这一偏见，用行动回答了“女性能做出怎样的哲学”。通过翻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为分析哲学注入了革命性能量；菲利帕·福特提出“电车难题”，为伦理学重塑了问题坐标系；艾里斯·默多克打破文学与哲学的边界，将对“爱”的探讨重新引入道德哲学；玛丽·米奇利则为当代动物和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奠基性的观点。在一个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将人类贬为“高效运转的机器”的时代，这些女性哲学家捍卫了正义、爱与仁慈的重要性，从而让哲学回归日常生活。

*文章节选自《形而上的动物：女性如何让哲学重归生活》（[爱尔兰] 克莱尔·麦卡尔 [英] 瑞秋·威斯曼 著 三联书店2025-12）

20 世纪30 年代萨默维尔学院的食堂

共同说“不”

四人组联合反对艾尔和黑尔

玛丽·米奇利 90多岁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往昔的故事——就是你现在正在读的故事。故事始于 1947年 10月，当时她还未婚，仍是玛丽·斯克鲁顿，她从巴黎归来，再次与艾里斯一同步入哲学领域。玛丽不再是“个子高点的女中学生”，她已 29岁，成了一位令人钦佩的学者。此时她开始撰写关于普罗提诺的论文。艾里斯如今成了她梦寐以求的那种“成熟女性”，她对法国和欧洲新兴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解，比几乎任何一个英国人都要深刻。艾里斯住在剑桥的一栋带院小屋（纽纳姆学院为研究生提供的一所房子）中，但人们常常看到她从菲利帕在牛津的家——帕克镇 16号走出来。艾里斯拜访这里的次数，几乎跟她进出自家小屋那带有淡蓝色瓷砖的拱门的次数一样多。菲利帕的职位已从学院辅导人员转为正式的讲师，而伊丽莎白正在萨默维尔学院做研究员，住在牛津，她的丈夫彼得、女儿芭芭拉和儿子约翰则留在了剑桥，住在菲茨威廉街19号。有时，艾里斯需要担任“派送员”，接送芭芭拉和约翰去他们的父母那里，伊丽莎白和彼得分别站在“大学线”的两侧等着接孩子。 “就是说，”玛丽写道，“有一段时间，透过我阁楼窗外的辽阔视野，我能看到她们所有人，不久后，我与她们走得更近了，我们常常见面。”玛丽至今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四个人围坐在菲利帕的客厅里，齐心协力地反驳那些当时被奉为正统的观点，在我们看来，那些观点无疑是灾难性的。”

牛津帕克镇16 号

1947年底，玛丽和艾里斯在巴布洛克海斯参加毕业晚宴，之后，她们与伊莎贝尔·亨德森发起了一场小规模的“月光下的反叛运动”——这场小型运动后来衍生出一项意义深远的哲学使命。年轻的艾里斯曾不合时宜地宣称：“特伦德是个好人，罗维斯是个坏人。”她坚决反对艾尔对客观道德判断的攻击。如今，战争的硝烟散去，人们迫切地需要寻求一条出路，回归到道德真理、客观价值以及与“真正重要的事”相关的伦理学中。这一年，艾里斯为自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修订道德哲学。推翻罗斯的理论。认真对待《实践理性批判》。探索语言学方法的局限性，弄清当前哲学危机的实际程度。”在提交给玛丽·萨默维尔奖学金委员会的报告中，伊丽莎白称，她希望“梳理清楚对所谓的分析哲学的疑虑”。菲利帕则希望证明，“道德绝不仅仅是嘘声和欢呼：当我们说大屠杀是绝对邪恶的，这绝非简单的个人选择，即拒绝这种行为或对其表达不满。这其中蕴含着某种客观真理”。玛丽的哲学目标则是“厘清在对道德问题的处理上，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学年结束时，艾里斯坐在带院小屋中，在日记里写道：“我从牛津归来，那是一个属于女性的世界。在与玛丽、菲利帕和伊丽莎白交谈时，我才意识到我深深爱着她们。”

在她年逾九旬之时，玛丽坚信她们的故事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她看来，她和朋友们曾竭力反驳的那些正统观点依然顽固地存在。她在千禧年初写道：“我们当下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变化万千，充斥着许多丰富多彩、奇幻美妙的新思潮……但实际上，这些与过去的正统观点并无太大差别。”在玛丽富有戏剧性的叙述中，她将理查德·黑尔塑造成了一个反角。她向我们讲述道：“就像许多哲学流派一样，我们的出发点是共同说‘不’。”

理查德·黑尔（后排中间）与贝利奥尔学院赛艇队，1938 年

1942年 2月，当玛丽和艾里斯为期末考试做准备时，理查德·黑尔却身处近 7000英里外，准备保卫新加坡，抵抗日军入侵。与尼克·克罗斯比、肯尼斯·柯克、弗兰克·汤普森和诺亚·马丁一道，战争打断了他参与的由弗兰克尔主持的“圣体学院研讨会”，“被俘的卡珊德拉”的命运也因此戛然而止。经过一周的战斗，日本最终无条件投降。在战争期间，同被俘的 8万名英印澳军队一样，黑尔中尉本人也成了战俘。当其他人问及他之后的经历时，黑尔说：“我宁愿忘记我们的苦难。” 理查德·黑尔是那些因原子弹爆炸而获得解放的人之一。他后来写道，如果没有原子弹，“我们可能无法幸存”。

1945年底，黑尔作为重返校园的年长本科生之一，继续完成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受过酷刑和饥饿的折磨之后，黑尔的身体留下了后遗症，他还要忍受每月一次疟疾发作的折磨（症状有出汗、发抖、头痛、呕吐），他在贝利奥尔学院的前导师桑迪·林赛为他找到了帕马喹——这是一种新上市的、“极难获得”的治疗疟疾的药物。 黑尔参加了伊丽莎白邀请维特根斯坦出席的那场乔伊特学会会议。这是他战后第一次有足够的体力参加会议——若不是学校规定必须提问，他很可能会选择与新婚妻子凯瑟琳一同留在家中休息。在最后一年里，唐纳德·麦金农成为了他的导师。黑尔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导师所有的话，但他很感激导师引导他读到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书籍。 黑尔和麦金农是两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 1939年 9月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我们无从得知，麦金农这位年长者在面对黑尔这个因疟疾而虚弱的学生时，内心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情感波动。自那时起，理查德·黑尔对和平主义的态度变得愈发坚定，他自己写道：“这有点像依靠女人的不道德收入生活。”

1938 年牛津补选期间林赛的竞选传单

与菲利帕和玛丽一样，黑尔的经历将他引向了道德哲学家的道路。他说，“如果在战前，没有战争的影响，我可能会选择回归古典学，成为一名古典学者。如今，战争揭示了许多道德和哲学问题，这让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做一名哲学家” 。在接下来的 10年里，他的道德哲学研究都围绕着他的战争经历展开——尤其是围绕着那两个如图腾般令人恐惧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 1942年 2月，当时黑尔中尉所在的部队投降了。他们在整个马来亚战役中只俘虏了两名日本士兵，在部队投降后，这两名日本士兵随即被释放。“当他们被释放时……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是立刻回到自己的部队，向指挥官敬礼，然后切腹自杀，以洗刷被俘的耻辱。”对于理查德·黑尔而言，自那一刻起，他“不再相信那些仅仅依靠直觉感知而非逻辑推理形成的普遍客观道德标准——例如大卫·罗斯爵士提出的那类标准”。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他被俘的后期。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沿着桂河上游的漫长而骇人的行军，前往修建泰国——缅甸铁路。每天清晨，战俘营的指挥官都会命令囚犯们出去修筑铁路。他们皆在饥饿中挣扎，有些人还身患严重的疟疾、霍乱和痢疾。黑尔讲述了战俘营翻译官的故事（这个翻译官很可能就是他自己）。这位翻译官尽自己所能劝说指挥官不要派出那些病得最重的囚犯，因为他们可能会在这样的体力劳动中丧命。但指挥官似乎对这些濒死之人无动于衷。指挥官的态度与行为让黑尔更加坚定地相信，罗斯和普里查德的观点一定是错的。尽管黑尔深信，不应将人们送去送死，但指挥官却“同样清晰且无可辩驳地”认为，这些囚犯“应为他们的天皇和国家增光”。黑尔认为，如果道德直觉与客观的道德现实是相符的，那么如此鲜明且无法调和的直觉冲突就不应该存在。因此，直觉与情感不能作为感知独立的道德现实的手段；它们只是个人教养和特定经历的产物。

伊丽莎白·安斯库姆的小册子《对当前战争正义性的审视》

当多萝西·埃米特还是玛格丽特夫人学堂的一名年轻哲学家时，她发现实在论讲师们声称的那个“道德确定性的世界”并不现实。对此，多萝西的回应是转而探寻道德与人类生活中重要事物之间的联系。然而，对于身处数千英里之外、背井离乡的黑尔而言，当他面对几乎无法理解的现实条件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时，不同的道德确定性的存在似乎对普遍、客观的道德标准构成了致命的挑战。黑尔回忆道：“我们必须明白，战俘营是一个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在不断的重建中得到维系。”那里没有任何他可以依赖的现实条件，也没有对什么是重要事物的共同认知。“在这种极其诡异、随时可能崩溃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确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是通过与狱友合作，还是通过自保，他们才更有可能生存下去（尽管似乎无论哪种方式都希望渺茫）。”正如玛丽从普罗提诺那里学到的那样，一个被迫在“良好社会”之外行动的人，不能指望善行必有善果，例如期待由友谊、责任、仁慈和荣誉等美德驱动的行动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因此，人们必须在对因果报应不抱期待的前提下行事。黑尔，像普罗提诺一样，选择了向内退守，在内心构筑起一套道德原则，并决心在未来严格遵循这套原则。

在黑尔为期末考试做准备期间（他后来在 1947年 6月以一等成绩毕业），林赛为他提供了贝利奥尔学院的研究员职位，大抵是为了接替即将离任的麦金农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黑尔开始反复思索那两个脑海中的场景。在战前，艾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并未说服他，但随着他对客观道德现实的信心渐失，他最终接受了无价值的世界这一基本观点。然而，他无法接受艾尔的另一个观点，即道德语言仅仅是情感的表达，他也无法认同他与日本指挥官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单纯的情感冲突。他想证明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普世价值的世界里，人们仍然可以理性地处理道德分歧。并且只要双方都保持诚实与开放，理性就有可能占据上风。来到贝利奥尔学院时，理查德·黑尔已经萌生了“以理性回答道德问题”的雄心壮志。

牛津谷物市场街3 号的莱昂茶室

黑尔将道德语言带回理性领域的第一步是对其进行了重新分类。这是 20世纪哲学家第三次借鉴摩尔的建议 ——道德哲学家应当研究“善”（good）这个词，而非“善性”（goodness）或“至善”（the Good），以便在一个日益陌生的世界中为伦理概念找到立足之地。对于实在论者罗斯和普里查德而言，道德陈述是受制于某种正确的客观标准的——他们相信这些标准存在于独立的道德现实中。对艾尔来说，道德陈述则是情感的表达，传达的是个人的主观感受。而在黑尔看来，道德判断更像是处方或命令，用以推荐或反对某些行为；在他看来，道德判断类似于“做吧！”或“别做！”这样的命令。

与情感表达不同的是，命令句之间能够有在理性上的关联——这正是黑尔追求的目标。“现在离开！”这一命令与“不要现在离开！”这一命令相矛盾。而“做一个煎蛋卷！”的命令则暗含了“打破鸡蛋！”的命令。黑尔认为，命令句有其自身的系统，于是他开始绘制图表来说明命令句的这种特殊的逻辑。正当玛丽和艾里斯重返哲学领域时，黑尔已开始筹备发表论文、举办讲座，并在课堂上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成果陆续展示在乔伊特学会 1948年希拉里学期的“命令句”讲座、剑桥韦斯科特学院 1948年米迦勒学期的“道德客观性”讲座和“伦理学中的一些逻辑问题”讲座上，以及 1949年三一学院和 1950年希拉里哲学学会关于“善”的研究生课程上。此外，他的论文《实践理性》也参与了 1950年 T. H.格林道德哲学奖的评选。很快，他的理论，即“道德规定主义”，成了牛津高级公共休息室的热门话题。

萨默维尔学院高级公共休息室（由JT 室内公司设计）

黑尔试图证明，即便在艾尔的“伦理学除草剂”已摧毁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之后，道德分歧仍然可以有一个理性的基础。这激起了菲利帕、玛丽、艾里斯和伊丽莎白的共同“反对”。菲利帕·福特绝不能接受艾尔的主观主义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卷土重来。她想对纳粹说：“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她希望能够依赖一个客观的道德现实来判断行为的错误或邪恶，而不仅仅是评判它们是否不一致或不理性。而黑尔则满足于某种内部的一致性：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套内部一致的道德原则，并依照这些原则行事，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抱怨此人的行事方式。黑尔认为，道德批评不应这样论述，“你误解了人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相反，它应该说，“你选择的道德原则内部不一致”或“你的行为与原则不符”。一旦内部一致性确立，“我只能让他自行选择；毕竟，这是他的选择”，黑尔在谈及那位日本指挥官时说道。

后来，艾里斯将“哲学史上的这一段历程” ——从艾尔到黑尔——描述为“从伦理学中消除形而上学”。观念论者和实在论者旨在通过自我超越或直觉来发现客观的道德真理，而在艾尔和黑尔的世界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剥离得空无一物的场景”，其中道德“不再被视为依附于任何真实的自然或形而上学结构，而是被描绘成没有任何超越性背景的存在”。

因此，年迈的玛丽回顾过去、讲述她和朋友们的故事时，正是从她们一起修补现实中那道巨大的裂缝——这裂缝正是艾尔和黑尔所认同的——开始的。修补的方式就是将事实和价值重新缝合起来。玛丽说：“由此会产生很多的形而上学问题。”缝合这个裂缝的“针”，是由一系列的作品共同构成的，这包括菲利帕关于阿奎那的笔记（她称之为“我们拥有的最好的道德哲学资源之一”）；伊丽莎白从口袋里翻出的维特根斯坦最新著作的片段，探讨的是人类生活的形式；玛丽那写满普罗提诺观点的墨迹斑斑的笔记，讨论的是真实而非存在；以及艾里斯在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存在与拥有》上留下的大量注释，聚焦于“问题”与“神秘”。此外，还有对战争时期所学知识的记忆：罗斯和普里查德的道德直觉，科林伍德的“绳索”比喻，林赛的理性存在，普莱斯那只未被观察到的猫，卡西尔关于康德的“尊敬”的课程，约瑟夫的“生活片段”，以及格洛弗小姐关于爱的能力如何揭示善的讨论。再加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唐纳德·麦金农的类比概念，以及“我们是形而上的动物”这一观点——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缝合裂缝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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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的动物：女性如何让哲学重归生活

[爱尔兰] 克莱尔·麦卡尔 [英] 瑞秋·威斯曼 著

李金潞 李晓琳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12

ISBN: 9787108081452 定价: 88.00元

在西方哲学史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女性向来被认为“不擅长也不适合做哲学”，本书的四位主人公却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打破了这一偏见，用行动回答了“女性能做出怎样的哲学”。通过翻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为分析哲学注入了革命性能量；菲利帕·福特提出“电车难题”，为伦理学重塑了问题坐标系；艾里斯·默多克打破文学与哲学的边界，将对“爱”的探讨重新引入道德哲学；玛丽·米奇利则为当代动物和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奠基性的观点。在一个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将人类贬为“高效运转的机器”的时代，这些女性哲学家捍卫了正义、爱与仁慈的重要性，从而让哲学回归日常生活。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她们波澜壮阔、相互交织的人生历程，既有在学院内、战火中守望相助的女性情谊，也有与柏拉图、康德等形而上学家跨越时空的智识对话，为女性思想史和20世纪欧洲哲学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