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娜拉”与五四女性解放运动

舶来的“娜拉”与五四女性解放运动

子君与涓生，可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时期，一心想反抗传统，最后却失败的“新青年”的典型，是那个时代的“孤勇者”。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场婚姻悲剧以及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一部话剧，那就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话剧在1918年被正式引入中国，深度参与了“五四”前后中国青年与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引发了一连串“现象级”的变动。《玩偶之家》的剧情并不复杂，主角是已经结婚6年的家庭妇女娜拉，她经济富足，衣食无忧，丈夫海尔茂表面上也非常爱她，她以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幸福。然而一件陈年旧事，像定时炸弹一样砸碎了娜拉的生活；早年间，娜拉曾经为了筹款给海尔茂治病，伪造了丈夫的签名向人借贷，如今债主跟海尔茂有纠葛，便以此来要挟娜拉。得知真相后，海尔茂撕下了自己的面具，肆意辱骂谴责妻子。看着判若两人的丈夫，娜拉终于明白，自己在丈夫眼里根本不是一个独立，值得尊重的人，只是一件附属品。于是，娜拉最终在圣诞之夜，离开了这个不值得留恋的家，去追寻自由和真正的自我。

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娜拉，跟当时主张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不谋而合。191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刊物《新青年》杂志，更推出了易卜生专刊，胡适这样归纳了“易卜生主义”：“抨击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拥护个人主义；要求社会接受不因袭守旧的新声音。”一时间，抗婚、自由恋爱成为了新一代青年，尤其是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标配。正如孔慧怡老师在《五四婚姻》里所说的，青年们的反抗，不仅在于改变腐朽落后的旧式社会，更在于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而“婚姻感情的自主”，就是个人自由的核心。例如，著名诗人徐志摩要跟原配张幼仪离婚，就兴奋地宣扬：我要成为离婚第一人。抗婚、恋爱俨然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未来。

简而言之，一心主张自我独立，拒绝被传统婚姻继续压榨的娜拉，自然被“五四”知识分子和青年们引为知己。娜拉更是成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典型，成了一个前卫的文化符号。《伤逝》里的子君，其实就是中国版的娜拉。然而，就在群情激昂之中，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鲁迅，却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其中的核心矛盾就是，无论是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作为个体的新式青年，都还缺乏对这种自由与解放的支撑，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独立生活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空间。

实际上，许多受五四新思想感召的青年，都抱着一种近乎浪漫的幻想，那就是相信只要自己走出传统家庭，去自由恋爱，就能实现独立和自由，就能靠个人之力建造一个新型的情感乌托邦。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情感需要现实物质条件为基础，也没有意识到爱情本身的脆弱性。1923年，鲁迅在北师大做了题目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认为，娜拉走后无法谋生，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总之，他认为，当社会整体解放之后，才谈得上个人的解放。而要达到终极的总体解放，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要有无数的战斗。

两年后，也就是1925年，鲁迅创作了《伤逝》。在这部作品里，鲁迅通过犀利的笔锋，描写了涓生和子君脆弱的感情，在残酷现实和物质匮乏的双重夹击下，如何迅速破灭。子君因忙于家务，不再读书、散步，成了一个终日跟厨房碗碟作战，喂鸡喂狗的家庭主妇。用涓生的话说就是：她变了，她根本不懂“我”，比如经常催促正在工作的“我”吃饭，即使“我”脸带怒色表达不满，她也看不见，不知道她打断了“我”的工作；同时，子君会因为几只油鸡跟房东太太斗气，不如以前幽静、体贴；屋里又时时“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对此，涓生感到很烦扰、厌倦，再加上他后来失业，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就只剩下一地鸡毛。

在这种窘迫中，涓生性格中的自私和怯懦开始萌芽，他开始缅怀过去“安宁的生活”，认为“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子君”。于是，他想要重新开始，所谓“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要趁自己还能“扇动翅膀”逃出眼下的困境。所以，他的解决之道就是宣布放弃爱情，并自我反思：“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对涓生而言，离开子君是再次新生。所以，他向子君表示分手意愿后，一厢情愿地说：“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同时，在心里，涓生也自我安慰说：“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实际上，作为一个男性，涓生不能理解，自己实际上已经断绝了子君的出路。每每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为子君的遭遇感到难过：当时，女性的出走，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她一没有财产，二社会也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她每走一步就要杀死自己一次，比男性的出走艰难得多。在小说里，子君没有选择求职，但不能以此指责她缺乏勇气，这条路本来就很难，而且跟涓生的爱，也耗尽了她全部的勇气和活力。最后，子君被父亲领回了家，然后就死掉了。涓生向朋友打听子君是怎么死的，对方含糊其辞，让人怀疑她可能是自杀。正是这个含糊其辞，暴露了涓生的怯懦，他不敢知道真相。

所以，在百年后，我们再回首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站在时代浪尖上的新女性，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下，能够幸运地走上“新女性”之路的妇女几乎是凤毛麟角。不要说占据主体的乡村女性，就连城市中的普通市民与小资产阶级，哪怕是接受了现代教育和女性独立思想的洗礼，也会因为无法抵抗残酷的社会现实，从而被迫妥协。除了能接受新式教育，百年前的中国女性要想实现生活自主，不仅需要接受新思想的启蒙，还需要其他条件与机会的帮衬。在《五四婚姻》里，孔慧怡对五四时期涌现出的七位知名新女性，比如林徽因，陆小曼，张幼仪等，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事人还需要家庭中男性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一笔自己能够支配的财富，以及超常的勇气与韧性，三者缺一不可。

如果你认为，物质经济条件解决了，女性的自由就能水到渠成，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第一步。让我们来进一步假设一下，如果涓生没有失业，甚至功成名就，经济富裕，他们的结合就会幸福美满，子君也能获得独立和自由吗？不用假设，现实的例子就摆在跟前。要知道，鲁迅写《伤逝》的1925年，他正在跟许广平交往。身为鲁迅的遗孀，许广平本人却往往被忽视：她出身广东的官员世家，受哥哥的新思想影响，从小阅读《平民报》、《妇女报》等先进刊物，先后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五四”新女性。当鲁迅在1923年底，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做“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时，许广平刚好就读于此。《五四婚姻》的作者孔慧怡说，此时的许广平，应该为讲台上鲁迅的风采所倾倒，和其他自比娜拉的进步女性一样，她似乎看到了一条全新的出路：如果娜拉遇到的是一位思想进步，献身于女性解放的革命导师，既是一位理想的爱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精神导师。他们如果能够结合，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和幸福的事情。于是，经过许广平的主动进攻，已有妻室但无夫妻之实的鲁迅，终于放弃了抵抗，二人于两年后在上海同居，算是公开了关系。

然而，事实上又怎样呢？许广平这个始终站在五四运动风口浪尖上，为女性独立解放奔走的新知识女性，最终发现，自己通过自由恋爱获得的感情，居然导致自己最终回归了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角色。这个结局，在今天看来，依旧让人唏嘘。根据鲁迅身边人的记载，许广平既是妻子，母亲，又是秘书，保姆；每日有大量的家务活，一日三餐，里里外外，夏天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做着夏天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她一边谈着一边手里织着毛衣……一有客来，她还得临时上街买菜，下厨烧炒；丈夫临时要寄一封信，许广平就换上皮鞋，跑到邮局去……”

原本许广平的志愿，是献身教育，投身社会运动，可是鲁迅却更愿意让许广平当做自己身边的“贤内助”。不仅如此，即使许广平有志独立，自食其力，也无法与社会现实抗衡：毕竟像她这样的新派知识女性，刚入职场，薪水非常低微；而鲁迅，则因为名声越来越大，可以依靠优渥的稿费，毫不费力地同时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这样一看，似乎鲁迅当年讲演的内容，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那就是：娜拉出走之后，要么再次回归家庭，要么只能堕落。或者说，鲁迅是平行时空里，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涓生，而许广平则是与现实妥协的子君。可以想见，如果涓生不失业，他和子君经济基础尚可，也不过是重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而已。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那当经济问题解决了，为什么通过抗争获得的理想婚姻，又重回传统式男主外，女主内制的家庭模式里了呢？为什么中国的娜拉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当初要逃离的家庭，重回老路了呢？

对于这种状况，许广平其实是有察觉的，她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像捣乱，不是学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为了）寻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没法放开脚走一步的。这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显然，时至今日，类似的问题依旧存在，依旧会引起女性的共鸣。长久以来，女性这个角色天然跟家务捆绑，贤妻良母就是女性的天职。直到现在，许多在职场上独当一面，出类拔萃的事业女性，依然会受到来自周边社会的压力。她们经常被有意无意地询问：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然而，男性从来没有被问过这种问题，但女性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往往会因此内疚，反思自己是否过于注重事业，而忽视了社会期待她们背负的家庭责任。所以说，当显性的社会不公，比如女性就业，教育歧视状况被逐渐纠正后，要想破除更多的“隐性不公”，比如社会对女性角色地位的规训，则是一场更加漫长与复杂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