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3741】科学界的女性：来自婴儿潮时期的经验启示

01 引言

女性科学家在全球学术界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一现象在终身教职层面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美国正教授中女性仅占34%，而这一比例在其他发达国家更低，加拿大为28%、英国为26%、德国仅为19%（Catalyst, 2020）。这种持续性的性别失衡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障碍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在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系统性偏见：从招聘过程中的歧视，到晋升路径上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再到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中的性别偏见。其次，女性科学家面临着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包括薪酬差距和经费支持不足。最后，学术界女性榜样的缺乏形成了恶性循环，进一步阻碍了年轻女性进入和留在科学领域。

除上述职业发展障碍，家庭责任的不均衡分担可能是导致女性科学家流失的另一关键因素。美国时间使用调查数据显示，母亲照顾孩子的时间平均是父亲的两倍多（IPUMS Time Use Survey, 2023）。这种育儿负担的性别失衡在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新冠疫情期间，有年幼子女的女性科学家受学校停课影响最为严重，被迫大幅缩减科研投入。尽管现有研究已充分记录了生育对女性收入的“惩罚效应”，但生育对科学家学术生产力的长期影响仍缺乏系统性认识。

基于这一研究空缺，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生育如何影响女性的科学生产力。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关乎性别平等，更涉及经济发展的根本——人才配置的优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科学领域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优势，因为科研产出可以通过发表记录进行客观量化和追踪。作者选择美国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作为实证研究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不仅生育率达到历史高峰，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规范使得育儿责任几乎完全由女性承担。如果婴儿潮确实对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造成了系统性冲击，那么这一历史时期可能构成了女性在科学领域进步的关键转折点，其影响延续至今，塑造了当代学术界的性别格局。

02 数据来源与数据构造

本文使用数据主要来自《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 1956），共涵盖82,094名在1956年前后活跃的美国科学家，其中包括了52,946学术科学家。作者将这些详尽的个人传记数据，包括出生年份、婚姻时间、子女数量、教育背景、职业路径和研究方向，与 Microsoft Academic Graph 的论文与引用数据相匹配，构建了一个涵盖学术生命周期的面板样本（49,243名学术科学家，观察年龄为18–45岁）。

作者进一步整合并识别学术科学家的关键特征信息，将婚姻、生育、科研产出与学术晋升等多维数据合并。首先，利用职称与任职起止时间，精确识别科学家是否进入学术界及其在学术岗位上的具体任职阶段；其次，基于1880—2011年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SSA）姓名的历史性别频率，识别出70,780名科学家的性别（其中女性4,220人），并结合出生年份实现科学家与其出版物的高质量匹配，同时记录其婚姻与生育状况；接着，利用姓名、结婚年份和家庭住址，识别出674名与另一位科学家结婚的学者（337对学术夫妻），从而能够在家庭内部比较母亲与父亲的科研变化。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科学家研究主题的文本应用k-means聚类算法，将每位科学家划分到一个细分研究领域，同时映射到15个更宽泛的学科门类。其中，已成功匹配学科的40,964名科学家作为训练样本，结合最近质心算法，将其余40,868名科学家唯一分配至相应学科，从而控制不同研究领域间的差异。

03 生命周期视角下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

作者利用出版物数据揭示了母亲科学家独特的科研产出生命周期模式，与其他科学家相似，母亲在20多岁至30岁初期持续提高科研产出，但在约32岁时开始明显下降，并持续至35岁左右（此时中位数在27岁结婚的学术科学家，其首个孩子约4岁），随后在30多岁后期至40岁初期逐步恢复，并在43岁左右达到生命周期峰值，而父亲和无子女女性的科研产出则在30多岁中期持续上升。以下是作者设定的生命周期模型：

图1面板C显示，母亲在32岁前与其他科学家的增长轨迹并无差异，但在36–37岁时其出版物水平一度降至仅49.5%，这一暂时性的科研产出下降恰好发生在育儿时间成本最高的幼年阶段，之后才重新回归增长。说明削弱女性的长期科研能力并不是结婚，而是受到了育儿阶段的负向冲击。

图1面板C 母亲和其他女性生命周期中的出版物

04 学术科研产出的事件研究分析

作者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将结婚当年作为基期，比较有子女的科学家（母亲/父亲）与同样已婚但无子女科学家的科研产出变化。其核心识别逻辑在于：生育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往往是外生冲击的。

4.1 结婚5年后，孩子为1岁时，母亲的科研产出开始下降

图2面板A表明，在结婚7–8年时发表的文章达到最低点，此时，母亲的发表量比其他已婚女性低约41%（-0.530个对数点），对应着孩子3-4岁，育儿时间负担最重的阶段。

图2面板A 学术科学家婚后出版物变化的事件研究

4.2 有更多孩子的母亲科研产出的下降更多

图3面板B证实了生育更多孩子的母亲在科研产出方面会经历更严重、更持久的下降。结婚7-8年后，有更多（3个及以上）孩子的母亲在科研产出下降了53.8%，9-10年后下降64.7%。父亲的科研产出则无统计显著性。

图3面板B和C 母亲和父亲在子女数量上的差异

4.3 学术夫妇中的母亲经历了更强烈的下降

为了控制育儿和其他因家庭而异的因素，作者估计了具有家庭固定效应的学术夫妇的事件研究：

图2面板B显示，婚后母亲的科研产出较其他女性显著下降，而父亲相对于其他已婚男性则表现出更高的产出，在婚后7-8年，母亲的发表量比其他女性低70.5%。

图2面板C中，在加入“家庭固定效应”后，母亲在结婚后3–4年内，发表量相对于丈夫下降78.8%，在7–8年时差距扩大到90%以上，并且长期难以完全恢复。

图2面板B和C 学术夫妇婚后出版物变化的事件研究

4.4 科研产出下降的广泛边际分解

图4显示，母亲科研产出的下滑主要来自广泛边际（指是否参与，作者认定为是否至少发表一篇论文）驱动，在结婚7-8年后，母亲发表至少一篇论文的概率相较婚前基准水平骤降约73.7%，参与度跌至最低点且长期未能完全恢复。这表明，母亲科研产出的流失主要源于她们在子女年幼时被迫暂时或长期脱离了科研产出序列。

图4面板A 在广泛边际上分解参与度变化

05 选择机制分析

5.1 成为母亲科学家的特征信息

成为母亲的女性科学家并非能力较弱的群体。相反，母亲相较于父亲平均更可能拥有博士学位。尤其在学术夫妻中呈现出明显的正向选择，她们在科研强度要求较高、依赖实验室工作的学科（如化学）中比例偏低，同时女性科学家整体结婚率和生育率本身也低于男性，但即便在这些因素控制之后，母亲在科学职业中的留存概率仍显著较低。这一系列证据共同指向：女性在科学领域的流失并非源于前期选择不足，而是发生在生育与育儿阶段。

5.2 婴儿潮时期“缺失”的母亲科学家

为识别婴儿潮时期高度集中的育儿负担是否阻碍了女性进入并留在科学领域，作者对男性与女性科学家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并将婴儿潮父母一代界定为在婴儿潮开始时处于20-40岁生育年龄的群体（图6中的灰色阴影区域）。

图6面板A的出生队列显示，在婴儿潮父母一代中，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女性科学家失踪。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来看，这一代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参与度均出现明显下降：1920年出生队列中仅有99名女性科学家，较1910年出生队列的115人减少了13.9%；在反事实情形下估计，女性科学家的减少幅度高达22.0%。这些结果表明，婴儿潮时期集中而长期的育儿责任，对女性科学家的供给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影响了随后数十年科学界的性别结构。

图6面板A 婴儿潮时期失踪的母亲

06 结论

作者将美国科学家详尽的传记信息与个体层面的科研发表数据相结合，揭示了母亲在科研产出上的一种独特生命周期模式，即当大多数科学家在35岁左右达到生产力高峰时，母亲的科研产出在这一阶段出现明显但暂时的下降，并在40岁出头逐步恢复并达到峰值。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异可能源于育儿责任的时间成本。

生育孩子对女性科学家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不对称性，只有极少数、表现最为突出的母亲得以持续留在科学界，这种选择性流失不仅塑造了科学界的性别结构，也可能抑制了对女性更具相关性的医学进步和其他创新方向。作者认为，婴儿潮时期形成的长期阴影，仍在持续影响当代科学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