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3708】当父亲的同事突然变成女性：一战如何改写美国

01 引言

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但性别差距依然存在。不仅在劳动参与上，收入、职业类型、晋升路径等方面，男女之间仍有系统性差异（Fortin, 2005; Alesina et al., 2013; Bertrand, 2020; Giuliano, 2021）。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这背后不仅有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更有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工作”的社会观念与性别规范在发挥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在工作场所或公共部门接触到女性同事或女性领导者，可以改变人们对女性工作的看法，使女性工作与领导力更加“正常化”。

然而，这种职场性别多样性的影响是否会更广泛、更持久地扩散？如果在一个高度男性化的工作场所，女性突然大规模涌入，是否会改变男性对女性工作的看法？这种变化会不会只停留在同事之间，还是会影响家庭内部、城市空间乃至下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历史场景。1917年美国参战后，联邦政府规模迅速扩张，战时动员需求迫使政府首次在大规模岗位上向女性“敞开大门”，尤其是以文职为主的白领职位。大量女性进入此前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联邦文职系统，更重要的是，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具有持续性：即便战争结束后，女性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也持续攀升，暗示这可能是女性联邦就业走向性别平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当父亲在一战期间突然被女性同事包围时，他的观念和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女儿成年后的劳动参与、职业选择与收入，又会否扩散到更广泛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为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利用1913–1921《美国官方联邦雇员名册》的微观数据集，与1900–1940年的全量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跨代匹配，追踪公务员子女在1940年成年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作者采用三重差分方法，在“城市×部门”这一办公室层面测量性别构成变化，并分离了父母暴露效应与本地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暴露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女儿在1940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约4.1个百分点，相当于缩小8.6%的性别劳动参与差距和12%的性别收入差距，且这一效应完全由父亲的暴露驱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女儿更少结婚、更少生育、进入更多男性化职业，还体现在暴露男性更愿意娶职业女性为妻，暗示性别规范而非仅仅信息传递在发挥作用。在城市层面，每新增一名女性公务员会带来2.4名额外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揭示了显著的社会乘数效应。本文系统记录了职场性别多样性的长期代际影响，发现了父亲作为性别规范传导者的新渠道，并为理解公共部门人事政策如何通过垂直（家庭）与横向（社区）传播机制产生持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证据。

02 数据与样本构建

本文使用了如下两个数据：

1）美国1913-1921年的《官方联邦雇员名册》（Official Reg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些数据来源于各州收集并提交给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的出生证明。这些数据提供了每年在美国出生的约350万到400万名婴儿的母亲健康、人口统计和出生结果的详细信息。

2）美国1900-1940人口普查数据（Census Linkages, 1900–1940）。作者将在册的联邦公务员与1900–1920年间的全量普查数据联动，识别出这些公务员在普查中的家庭与子女，然后再将这些子女追踪到1940年普查，观察他们成年后的劳动参与、职业与收入。初始识别到29,290名公务员父母、75,719名子女。通过多种历史记录链接方法（Census Tree, MLP, CLP, SSID等），并经过质量筛选与样本限制（如集中在大城市、在1917年时仍在成长年龄等），最终得到约13,487名子女作为分析样本。

03 模型设定

研究的核心变量是父亲在一战期间所经历的“女性同事比例冲击”：

作者以城市j–部门k为一个办公室（office），先计算1915年与1919年该办公室女性职员比例，暴露冲击定义为两者之差，使用1915–1919捕捉完整战时时期。暴露的分布图显示，不同城市—部门办公室的女性比例冲击存在显著差异，四分位距约为10个百分点，这为后续的横向比较提供了丰富的横截面变化。

随后，作者采用一个三重差分（DDD）模型来识别冲击对下一代的影响：

子女i在1940年的劳动参与（LFP）等结果作为因变量，其父母所在城市J、部门K的女性比例战时增幅以及女儿指示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方程还包括城市与部门固定效应，并额外加入城市固定效应×女性、部门固定效应×女性、年龄固定效应×女性，在同一城市、同一部门、同一年龄组内比较“女儿vs.儿子”的差异。

04 实证结果

1）平衡性检验

附图8显示在控制上述固定效应后，战前（pre-war）女性比例与战时女性暴露冲击之间并无系统相关性，这缓解了“原本更愿意用女性的办公室在战时更扩招女性”的内生性担忧。

2）主结果：父亲暴露与女儿劳动参与

表2的结果显示，在样本中，女儿相对于儿子的劳动参与率差距约-0.479（即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47.9个百分点）。当加入办公室暴露冲击及各类交互项后，关键系数∆Exposure×Female在不同规格中大致在0.041–0.046之间，且高度显著。即1个标准差的父亲暴露冲击使女儿在1940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约4.1个百分点。

3）异质性分析：处理强度、子女受冲击的年龄

图4表明，当办公室女性比例的战时增幅超过25个百分点时，对女儿劳动参与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呈现出类似“临界点（tipping point）”的特征。只有当女性同事“多到足以改变办公室氛围”时，父亲观念与行为才更明显地发生转变。

图6将子女按在一战期间的年龄分组，发现效应显著集中在青少年（teenagers）阶段的子女身上。即性别观念与行为规范在青春期尤其容易受家庭与环境影响。

4）机制：传导者、婚姻生育、职业选择

为了回答“谁在传递”这一问题，作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个体是否选择工作，取决于预期工资减去性别规范带来的“社会成本”是否高于某一阈值。战时女性同事暴露，既可能改变父亲对女儿预期工资的判断，也可能降低其对女儿工作的“社会成本认知”，从而改变其对子女工作的支持程度。

表4显示全样本中，核心系数约为0.041。只看母亲为公务员的子样本时，系数不显著。只看父亲为公务员的子样本时，系数约为0.040，且高度显著。即便排除有工作母亲的家庭，父亲样本中的效应仍然稳定。这组结果表明，父亲，而非母亲，是这场性别观念变迁中更关键的“传播者”。

接下来，作者从多个维度考察女儿的家庭与职业选择路径：

表5同时考察女儿的婚姻状态、子女数量、教育年限与劳动参与。暴露越高，女儿更不容易结婚、更少子女（结婚与生育的性别差距缩小）。教育年限略有上升，但统计显著性较弱。即便控制婚姻与生育等中介变量，父亲暴露对女儿劳动参与（LFP）的正向影响仍然基本不变，说明这更像是规范层面的改变，而非仅仅通过教育这一渠道间接实现。

表6的（1）-（3）列将结果细分为是否在联邦政府工作、是否在私营部门工作、是否从事文职工作、所在职业的“男性化程度（% male job）”。结果显示，暴露越高，女儿更有可能在联邦政府与私营部门工作，说明影响并非局限在父亲所在的公共部门。对是否从事文职工作影响不显著，反而是更容易进入男性比例更高的职业，说明这不是“女儿只去做她看到的女文员工作”，而是更广义地突破性别分工。此外，在（5）-（7）列中用log收入、工作周数、工作时长来度量女儿的劳动质量。log（Income）项中，∆Exposure×Female系数约0.118。对工作周数与小时数几乎没有影响，说明收入提升主要来自进入更高薪、更男性化的岗位，而非简单地“多打几份工”

表7的结果表明，战时女性暴露越高的男性，在之后更有可能与正在工作的女性结婚。这一效应主要出现在战后新缔结的婚姻中，而不是同一婚姻中妻子的工作状态改变。即便排除“政府内部同事结婚”的情况，这一效应依然存在。

5）城市层面的横向扩散：社会乘数与女性社团

除了垂直的“父女传导”，作者还关心这种观念与行为变化是否会在空间上横向扩散，从公务员家庭延伸到整个城市女性。作者将办公室层面的女性暴露冲击汇总为城市j的整体冲击，将1900–1940年间不同普查年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战时冲击交互，采用城市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设计。

图8表明，效应在公共部门更集中，但私营部门中也存在显著且经济意义不小的正向效应，说明观念变化确实向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渗透。具体来说，1个标准差的女性暴露冲击，大约对应城市内增加96名女性公务员。相应地，该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约324名女性工人。因此，每增加1名女性公务员，大致会带来2.4名额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这2.4既包含从父母传给子女的垂直传导，也包含通过邻里、社交网络等渠道的横向传导。

附图17使用《美国女性俱乐部名录》的新数据，发现女性暴露更大的城市在一战之后出现了更快的妇女社团会员增长，且时间上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大致同步。即，战时女性进入联邦政府，不仅改变了工作场所，也通过社团组织与邻里互动，在城市空间中“扩散”了对女性工作的支持性观念。

05 结论：一场战争如何改变女儿的未来

本文给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一战是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转折点之一。联邦政府在战时大规模接纳女性，女性在政府中的比例在两年内翻倍，文职岗位中女性比例更是从30%飙升到70%，动员了大量此前未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高素质女性。

第二，突如其来的职场性别多样性具有跨代效果。与女性同事共同工作的男性公务员，其女儿在成年后明显更有可能参与劳动，并进入收入更高、男性比例更大的职业，导致性别劳动参与差距缩小约8.6%，性别收入差距缩小约12%。

第三，父亲是重要的性别规范传导者。这一效应集中在父亲样本中，即使排除工作母亲的家庭，结果仍然稳健。暴露更高的男性更愿意与职业女性结婚，其女儿更可能延迟婚育、减少生育，体现出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更大支持。

第四，观念与行为通过家庭与城市共同扩散。在家庭内部，父亲将更平等的性别观念传递给女儿。在城市层面，女性公务员的出现与扩张通过邻里、社团等渠道带来显著的“社会乘数效应”，每新增一名女性公务员，约有2.4名额外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在政策含义方面，本文的公共部门的人事政策可以对整个社会的性别结构产生长期而广泛的影响。在当下关于董事会配额、公共部门性别均衡招聘、性别平等政策的讨论中，对于增加女性在关键机构中的代表性，不仅改变这些机构内部的决策过程，更在几十年甚至跨代的时间尺度上，逐步重塑社会对女性工作的期待，推动性别差距的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