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时俘虏突厥女性,后来造出了一个新民族,如今成大俄噩梦
发布时间:2026-01-09 16:18 浏览量:3
在13世纪的时候,蒙古骑兵把塔塔尔当作蔑称用在突厥部落的头上。七百年之后这个带有血与火的称谓成为了俄罗斯联邦很头疼的难题。在2022年的石油谈判当中,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明尼哈诺夫坚持使用鞑靼语来签署文件,这时候克里姆林宫官员的表情,和当年金帐汗国使者面对莫斯科公国倔强时的无奈是很相似的。
说来有些奇怪,鞑靼这个名称是历史上的一个误会。突厥如尼文碑刻在732年就记载了三十姓鞑靼。当蒙古人崛起的时候,欧洲的旅行家们不管怎么样,都用这个标签来称呼所有的游牧部族。最为讽刺的是,成吉思汗自己严禁被叫做鞑靼人,他的父亲正是被塔塔儿部毒杀的,真正的鞑靼部落早在蒙古统一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我认为民族融合的真相存在于基因迁徙的褶皱之中。拔都西征的时候带领了4000户蒙古士兵,这些士兵淹没在了钦察草原的突厥居民群体里。其人口比例是1比100。这样的人口基础决定了文化将会发生反转。征服者的语言被同化,蒙古骑兵的后代开始说起了突厥语,并且还皈依了伊斯兰教。金帐汗国在1312年正式实现伊斯兰化,朝堂之上行礼的是戴着白毡帽的突厥化蒙古贵族。
真正具有融合作用的催化剂往往是非常残酷的。蒙古律法准许战胜者占有俘虏的妇女。伏尔加保加尔的女子与蒙古士兵结合,产生了被称作新鞑靼人的混血后代。这种强制进行的通婚所留下的基因印记,比任何史书都更加直白。现代的基因检测显示,喀山鞑靼人的父系染色体之中,中亚突厥的成分比蒙古的成分要高很多。
鞑靼人的韧性来源于历史所带来的创伤。在1552年,伊凡雷帝攻占了喀山汗国,幸存下来的鞑靼工匠被迁移到莫斯科去建造圣瓦西里大教堂。在那洋葱顶的颜色搭配之中,存在着战败者无声的文化抵抗。在苏联时期民族识别的情况更为戏剧化,当时的当局强硬地将喀山、克里米亚、西伯利亚等有着不同来源的群体统称为鞑靼人,最终造就了拥有550万人口的俄罗斯第二大民族。
当代的地缘博弈是值得去进行琢磨的。鞑靼斯坦的面积仅仅占俄联邦的0.35%,可是它却掌控着伏尔加 - 乌拉尔石油产区的核心位置。这个在俄罗斯境内唯一保留总统头衔的共和国,就好像是嵌在联邦体制里面的一个软性炸弹。2021年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当地青年对于鞑靼人身份认同的比例和十年前相比提高了17%,而对于俄罗斯公民身份认同的比例则下降了9%。
这么来看,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着相似的情形。过去蒙古人借助刀剑营造出了鞑靼人的认同感,当下克里姆林宫依靠民族政策勉强维持着联邦的统一。如同在喀山克里姆林宫里,清真寺和东正教堂并排存在着,从表面上看是和谐地共处在一起,但是两种文明记忆的暗流却始终在涌动着。
或许存在这样的启示:武力所催生的民族融合,经过较长时间后会出现意外的结果。在2024年普京签署延长民族自治协议的时候,协议里的条款仿佛能够让人看到七百年前蒙古铁骑扬起尘埃的情形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