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月14日：一纸女报，照彻晚清女性的觉醒之路

历史上的今天，1907年1月14日，中国第一批女性报纸的标杆——《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

这一天，没有鞭炮锣鼓的喧闹，没有达官贵人的贺词，只有一个身着男装、眉目间带着英气的女子，抱着一沓刚印好的报纸，站在上海南市的街头，望着晨雾里的市井烟火，眼底藏着燎原的星火。

这个女子，名叫秋瑾，自号鉴湖女侠。

1875年，秋瑾生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知州，家中藏书满架。她七岁识字，过目成诵，诗词文章信手拈来，若是男儿身，定能凭着科举之路光宗耀祖。可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的聪慧，反倒成了命运的枷锁。

十九岁那年，秋瑾被父亲许配给湖南富商之子王廷钧。这桩婚事，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丈夫是个沉溺于青楼赌坊的纨绔子弟，不懂她笔下的山河家国，只知花天酒地。有一回，他让秋瑾备下满桌酒席待客，最终却撇下她，独自去寻欢作乐。

那一刻，秋瑾彻底醒悟：依附于男人的女性，不过是笼中鸟、掌中玩物。她没有哭哭啼啼，而是收拾行囊，毅然远赴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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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秋瑾见到了另一个世界——女性可以不缠足，可以走进学堂，可以和男子并肩讨论国事。她剪去长发，换上男装，与革命志士纵论天下，还学会了剑术，活成了那个时代最“出格”的女子。她给自己改名“竞雄”，意为与男子争雄，誓要打破这千年的男权枷锁。

1906年，秋瑾回国。她深知，要救中国的女性，先得唤醒她们的意识。于是，她下定决心，要办一份属于女人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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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的第一步，就是砸钱。秋瑾把自己的嫁妆首饰翻出来，一股脑儿送进当铺，换了些碎银子；她又挨家挨户去找朋友借钱，革命党人徐锡麟拍着胸脯给了她几块大洋：“竞雄，你这报比我买军火还重要！”女校的老师们凑了些铜钱，说：“我们替天下女同胞谢你。”

东拼西凑的钱，勉强够印第一期报纸。排版时，印刷工看着稿子直犯愁：“先生，您这全是大白话，哪有报纸这么写的？”秋瑾一拍桌子：“我要的就是让识字的女人能看懂，不识字的女人能听懂！之乎者也，骗得了酸秀才，骗不了天下受苦的姐妹！”

她亲自守在印刷所，盯着工人一个字一个字排。看到“三从四德是套在女人脖子上的枷锁”这句话，工人吓得手一抖：“这话太冲了，官府查下来，咱都得掉脑袋！”秋瑾拿起样稿，目光锐利：“掉脑袋我担着！我就是要让天下女人知道，咱不是天生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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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报》创刊号，就像一颗炸雷，在上海滩炸开了。

报纸上，有抨击封建礼教的社论，有讲述女性悲惨命运的小说，有教女性学护理、谋生计的实用文章。秋瑾在发刊词里呐喊：“我要让两万万女同胞，联感情，结团体，挣脱枷锁，奔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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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的女学生把报纸藏在课本里，偷偷传阅，看完后激动得红了眼眶；茶馆里，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拉着识字的伙计，一遍又一遍地听报上的内容，听到“女人也能自己挣钱、自己活”时，忍不住抹起了眼泪。报贩子们起初不肯卖，秋瑾就说：“卖出去一份，我多给你一个铜板。”没过几天，满街都能听到报贩子的吆喝：“看报咯！看鉴湖女侠替咱们女人说话咯！”

秋瑾一个人，包揽了撰述、编辑、校对、发行所有活计。她白天跑遍大街小巷送报纸，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写稿子，油墨沾了满手，眼睛熬得通红，头发上落满了纸灰。朋友劝她歇一歇，她摆摆手：“这报纸是女同胞的希望，一个错字都不能有。”

可惜，这束光太过短暂。

第二期报纸印完后，秋瑾兜里的钱彻底空了。第三期的稿子已经写好，字里行间全是她的心血，却再也没钱付印刷费。她看着桌上的手稿，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收进箱子里，转身投身到浙皖起义的筹备中。

她知道，笔杆子能唤醒人心，枪杆子才能推翻旧世界。

1907年7月，起义计划泄露，清兵包围了绍兴大通学堂。秋瑾本有机会逃走，却执意留下：“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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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面对严刑拷打，秋瑾始终一言不发，只在刑纸上写下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7月15日凌晨，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年仅32岁。

她的生命，定格在了最灿烂的年华；那份只出了两期的《中国女报》，也成了绝唱。

但秋瑾不知道，她撒下的火种，早已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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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年间，全国数十种女性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女子世界》《女学报》扛起了女权的大旗。无数女性走出家门，走进学堂，走向社会，她们的脚步里，藏着秋瑾的影子。

历史上的今天，秋瑾没有留下惊天伟业，只留下一份薄薄的报纸。

可这份报纸，却比千军万马更有力量。它让晚清的女人们第一次明白，原来命运可以自己做主，原来女人，也能活成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