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剧里的“女性友谊”，为什么越来越“乏味”了？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女性之间的友谊，是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领域，似乎就连女性自己也并不清楚，女性友谊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规矩——可能会发生完全矛盾的事情，没什么肯定的事。因此，在这方面的挖掘很艰难，是一场赌博，风险很大。

记者｜孙若茜

我们常常把女性友谊比喻成一座花园，供我们在其中围坐、休息、交谈。但在开满鲜花的藩篱背后，往往盘踞如迷宫一般幽谧深邃的泥泞小径，它们究竟通往何处？我总想一探究竟，又往往半途折返。在这条路上，作家总是不顾危险，能一次次地带我走得更远。

上帝替我看着朋友，

我自己看着敌人

跟随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穿梭“那不勒斯四部曲”时，我就曾被她所选择的那条路上所布满的芜杂的、近乎野蛮的植物划出些口子，它们至今留在我的身上。我是说，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种无法置身事外的阅读感受，无法回避作家所戳穿的女性友谊中残忍的真相所引发的痛感。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在她笔下，主人公莱农和莉拉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从她们的童年开始：那天，她们坐在地下室有破洞的通风口旁边，没有经过商量，只是通过目光和动作，第一次交换了彼此的娃娃。莉拉刚一拿到莱农的“蒂娜”，就把它从破洞那里扔了下去。莱农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平静地，把莉拉刚刚交给她的娃娃“诺”也扔了下去。这件事发生得自然而然，莱农的举动并不自然，她知道自己在冒险，但她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接着，为了捡回娃娃，两个人一起奔向了充满黑暗和恐惧的地下室。

这个画面充满暗示：不管这两个女孩在之后的几部书中，或者说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生命中，会变成怎样的女人，过怎样不同的生活，她们之间的友谊都终将沿着这般最初生发的姿态去生长、缠绕——在亲密的牵连中，始终暗含着较量、背叛乃至暴力。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需否认，在女性与女性搭建的情谊中，这样的“较量”可能随时出现，甚至可以说，它始终都不会缺席。

在书写莉拉和莱农青春的第二部小说《新名字的故事》中，出现了一个与之呼应的画面：当已婚的莉拉把自己记下所有秘密过往的笔记本交托莱农保管后，突然有一天，莱农“无法控制自己”地走出了门，她在一座桥上停下来，将装满莉拉笔记本的盒子放在栏杆上，用手慢慢地把盒子向前推，直到它落入河里。就在这一幕发生的前几天，莱农还在这些笔记中沉迷、钻研，甚至于背下自己喜欢的片段。而接下来，她做出了与将莉拉的娃娃扔进地下室的破洞时如出一辙的不自然的动作。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剧照

16岁，莉娜已经结婚，她害怕丈夫会偷看她写的东西，才将它交给莱农保管。她要求莱农发誓：在任何时候都绝不打开盒子。莱农发了誓，但一上火车她就打开了里面的笔记本，并被其中的文字深深吸引。彼时的莱农已经离开那不勒斯，成了大学生，两个人的命运已开始出现明显的分界。但莱农始终无法摆脱莉拉对她的“影响”，她企图摆脱——当盒子落入河中，莱农感觉那就像是莉拉本人带着她的思想、语言、态度一起落入了河里。当初，她扔掉莉拉的娃娃，包含着对莉拉的跟随和模仿。这一次，她转过身背叛，企图抹去对方的痕迹，虽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最终无济于事。

埃莱娜·费兰特认为友谊是一个混合物，夹杂着好的和坏的感情，一直会处于一种变化之中。有一句意大利谚语说：上帝替我看着朋友，我自己看着敌人。这句话是在说，敌人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简单化：在仇敌的关系中，一切都很明朗，我们知道需要保护自己，需要去进攻。但只有上帝才知道朋友的脑子里在想什么，那种绝对的信任、稳固的感情里往往隐含着敌意、欺骗和背叛。

《亲爱的仇敌》剧照

我曾在采访中问过费兰特：莉拉和莱农之间友谊的基础是什么？它依靠什么始终得以维系？作家回答：她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相互支持的情感之上，同时，她们不否认自己有时候也心怀恶意，她们都有能力把那些糟糕的情感呈现出来，虽然这样会削弱善意带来的好处。每一种关系都很复杂，都一直在遭受威胁、经历风险。一个故事，假如不想平庸，就不应该无视这一点。一段好的关系，不是环境使然，也不是恰巧产生，它是经过漫长、愉快的经营才获得的。

此后，在费兰特的其他一些访谈中，我看到了作家进一步的解答：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当一个人在展现自己的个性时，通常来说，这个过程就会让对方的个性变得模糊。其中，个性强大、内心丰富的人，会掩盖那个虚弱的人。在莱农和莉拉两个人的关系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又更为复杂——她们生活之中发生的很多事都展示出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取力量。同时，莱农虽然是莉拉的附庸，但她也能从莉拉身上汲取能量，从而展示出一种让莉拉也觉得很炫目、很迷惑的东西。但作家同时提醒道：要注意一点，她们不总是相互帮助，她们也相互洗劫，相互盗取能量和智慧。以及，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这一点可能要比小说中更明显。

书写女性友谊，像一场赌博

评论界所达成的共识是：“现在所有人都承认，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友谊的文学传统。”费兰特没有否认这一点，并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长久以来，男性友谊中存在一些非常严密的规则，不论是讲述男性如何严格遵守着那些规则，还是讲述违背那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在文学上都有很深的传统。但女性之间的友谊，是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领域，似乎就连女性自己也并不清楚，女性友谊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规矩——可能会发生完全矛盾的事情，没什么肯定的事。因此，在这方面的挖掘很艰难，是一场赌博，风险很大。尤其是，每一步都会冒着这样一个风险：那些好意、虚伪的算计，或者诱人的姐妹情谊，有时候会影响到故事的真实性，让讲述的声音不真诚。

（插图：Evie Zhu）

黑人女作家（这是作家本人欣然接受的称呼）托妮·莫里森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写女人之间强烈友谊的小说那么少？”她回答：“这是一种名誉扫地的关系。”她说自己在写作小说《秀拉》时有这样的印象：“对于很大一部分女性来说，女人的友谊被看作一种次要的关系。男女关系是主要的。女人，你自己的朋友，一向是男人不在时的辅助关系。因为这样，才有了整个那一群不喜欢女人和偏爱男人的女人。”她提到我们所读到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女人们的关系通常是由男性主宰的——就像亨利·詹姆斯的某些人物，或者是女人在谈论男人，就像简·奥斯丁的那些女友⋯⋯谈论谁结婚啦，怎么结婚的，还有你就要失去他了，而我认为她想要他之类。“当《秀拉》在1973年出版时，让异性恋的女人做朋友，让她们彼此之间只谈她们自己，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激进的事情⋯⋯可如今几乎不算激进了。”

我们很容易分辨“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友谊的文学传统”并不等同于没有作家书写有关女性友谊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刚刚提到的《秀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讲述黑人秀拉与好朋友奈尔的成长，她们友谊的背叛和消散。《巴黎评论》对托妮·莫里森的采访发生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93年，《秀拉》出版了20年之后，在当时的她看来，《秀拉》的故事不仅变得可以接受，甚至变得乏味了。

《小巷人家》剧照

我愿意将她所说的“乏味”理解成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讲述两个女性之间的故事的范例，而非过时或者无趣。事实上，所谓“越来越多”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线。就在我们此刻寻找其他故事作为样本时，距离托妮·莫里森在采访中的作答又过去了30多年，距离她的《秀拉》问世，已有50余年。或许，我们可以，也应该将视线收回国内了。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开始，张悦然就开始书写两个命运紧密相连的女孩。此后，两个女人以各种形式、关系，在她的小说里出现，占据重要的位置，《大乔小乔》里的姐妹，《天鹅旅馆》中的主仆，以及此前诸多的短篇小说之中的室友、闺蜜。女性之间的情谊是她反复处理至今的话题。相比如何去写，我的好奇首先回到她书写的初衷，以及在她笔下，两个女性之间为何总是互成镜像。

她告诉我，当她写下书中的一个女性时，另一个女性总是会自己跑进故事里来。就比如她最近出版的小说《天鹅旅馆》，最初它只是一部中篇小说，其中也只写了一个女人。它长久地被她搁置，直到有一天，另一个女主人公在她的头脑中出现，故事中有了两个女人，她忽然感觉到小说中的人物终于开始真正地稳定了下来，小说也才演变成长篇，走向出版。

究其根源，是她对女性自身和女性情谊的认知：“也许我认为自己不够完整，需要寻找一个远方的呼应来补全自己。”张悦然说，对女性来说，和另一个女性建立一种赖以生存的情感似乎是一种本能，而与男性相处、维系更长久的感情却是后天习得的。她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另一个自己”时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男性人物通常想干掉那个像自己的人，以消除他对自己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威胁。但当女性人物面对“另一个自己”时，则是想和她“合为一人”。最终，不管现实如何，女性人物总是会将“另一个自己”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她的精神世界因此变得更开阔。

《你和其余的一切》剧照

我由此又想到曾有人问费兰特：莱农和莉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物，就像一个人物的两面？作家的回答是：假如每个人只有两面的话，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会很简单，“我”其实是一群人，内部有很多异质的碎片混合在一起。尤其是女性的“我”，自身带着一个非常漫长的、受压迫的故事，总是在尝试着反抗，她们粉身碎骨，又重新拼凑在一起，然后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破碎。粉碎、重组又粉碎，她的小说就是基于这种碎片，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但刚开始就会营造一种混乱，有一种模糊的东西需要说明。

张悦然所提到的通过写作寻找呼应，还使我想到诸多文学作品中，两个女性的故事经常以其中一位主人公的写作进行讲述，莱农和莉拉的故事如此，匈牙利作家萨博·玛格达的小说《门》如此，我最近正在读的作家李翊云的《鹅之书》同样如此。费兰特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是：“在我们女人身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面对危机时，我们会试图写作，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种私人的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得到控制，让我们写出信件、日记。我总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那些女人写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这种前提变得很明显，成为推进故事的主要动力。”除了“那不勒斯四部曲”，她之前写作的三本小说中的人物，黛莉亚、奥尔加、勒达都在写作，并且非常依赖写作，她们讲述故事的细枝末节，都通过文字留下了，或者正在留下她们经历的事情。但故事越向前发展，在她们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她们越发表现得不肯定、沉默、不可信。

《大门》剧照

因此，对她来说，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语言、用词、句子的结构、语体的转换中找到女性的我，展示出笃定的目光、真诚的思考和感受，同时保留一些很不稳定的思想、行动和情感。她最在意的事情是，要避免任何虚伪，在任何情况下，她的讲述者对自己都应该很真诚，她在平静时应该和愤怒、嫉妒时一样真实。

琼瑶爱情般的高精度友谊

女性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发现和想尽办法对笔下人物进行的讲述，在其职业之外，也是一种对自身的寻找，是对女性友谊乃至比友谊更加复杂的诸多情谊的探索。作为读者的我们，同样如此。当那些独属于女性友谊的特质——迅速地结交后又反复地确认，如胶似漆但无比脆弱、忘我给予的同时又自私地占有——在文本中闪现，我们总是能迅速地识别和确认。

这些特质有时会依托于某种“仪式”，比如诉说秘密，或者说“八卦”，社会语言学家黛博拉·泰南将它认定为女性友谊的精髓，它证明友谊，也创造友谊。对大多数女性来说，让朋友们及时了解自己生活中的事件不仅是她们的特权，也是一种义务，遮遮掩掩或者生活平稳没有秘密可讲，都会给女性的友谊带来某种压力。拥有可以向其倾诉秘密的人，对女性来说意味着自己并不孤独。但倾诉秘密也会带来风险——得知你秘密的人通常也随之获得了控制你的力量。

《老友记》剧照

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瞪眼》就写了这样的故事：女主人公玛丽和海伦总是会在一起度过上午的时光，要么是闲扯，要么是买东西。海伦有一个孩子，所以她们经常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把婴儿车推到树荫下。她们还会聊到各自与丈夫的床笫之事，在故事的开头，海伦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玛丽——“看着他。”海伦说，“我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他。”“那他会怎么样？”玛丽问。她一如既往地打量着海伦，就好像海伦知道什么东西的秘密似的。“然后他就屈服了。”海伦说着，大笑起来。这笑声对玛丽来说总是那么有感染力，仿佛她整个身心都产生了回响。接下来，玛丽开始尝试海伦所教给她的一言不发、两眼一瞪的表情。再接下来，玛丽因此失去了爱情。故事发展到这里，玛丽到公园向海伦倾诉自己的遭遇，海伦神色严峻。作家写道：“她也许从来都不是玛丽最好的朋友。”面对海伦陌生的样子，陷入恐慌的玛丽终于问自己：“她的话我怎么就听了，而且还那样做了？”

玛丽和海伦的“塑料友谊”又使我想到前不久读到的作家爱德华·路易在《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中写到的一段他的母亲所经历的短暂友谊：失恋的安杰莉克被他的父母安慰，于是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他的家中做客，迅速地和他们亲近起来。母亲马上意识到安杰莉克能把她带向另一种生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其他习惯，更自由、恬美的生活形态，因此立刻变得更加幸福起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安杰莉克教她新的用语，给她品尝从未吃过的食物，让她变得更加自信，她们结伴去买内衣，去海边。在两三年的友情中，安杰莉克的抑郁从未完全消失；她还会哭泣，经常哭，动不动就爱上谁。但是有一天，当安杰莉克遇到一个男人，真的爱上了他，一切都结束了。她开始不再找路易的母亲一起外出，短信变得稀疏，打电话也不接。有一回她们在街上遇到，她连招呼都没有打。“我不懂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路易的母亲打电话给她，她说，“别再烦我”。后来，安杰莉克告诉爱德华·路易，她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他们一家子，餐桌上的吃相、路易的父亲对她说话的腔调、一天到晚强迫症似的开着的电视，她再也受不了了。当初抑郁改变了她对世界的感知，她感觉自己在路易家待着很舒服，但是当她恋爱了，幸福了，曾经她所视而不见的一切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路易的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变得孑然一身。

《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如果我们再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挖掘，寻找那些在不同的生命节点走散的无疾而终的友谊，一定还会有其他故事不断冒出来。这些零星的讲述与费兰特那种大规模的、几乎汇聚并展示了过去所有关于女性友谊讨论成果的方式不同，但只要遇到，我们就同样无法对它们视而不见。但是，的确，我似乎言必回到费兰特，回到“那不勒斯四部曲”，回到它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大量关于女性友谊话题的讨论时，每个女性读者都骤然想起了自己的“天才女友”的那些时刻。或者，我不该说回到，而是应该说无法绕道而行。但与此同时，这种将讨论带回“原点”的感觉又令我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些作品中对女性友谊复杂性的审视，在当下，再次，甚至加倍地让我感到稀有和珍贵？

在生活之外，也在文学之外，我们几乎被影视剧中构建的理想化的女性情谊包围——无需条件的彼此信任、相互扶持，毫无理由的冰释前嫌、化敌为友，突如其来的同仇敌忾⋯⋯弹幕里经常飘过：女孩子们就是这样的！女孩子们就应该这样！我时常也备受鼓舞，看得热泪盈眶，但当一时的感动逝去，我又难免会陷入怀疑，因为那些异常饱满的情感、力量、勇气，并不一定存在于我们所知所经历的现实生活。

我对张悦然说起了这样的感受，她的小说《大乔小乔》这两年经历了电影、电视剧不同程度的改编。在我看来，其表达方式的转化使小说中原有的女性情谊的复杂性遭遇了简化，以及不同程度的理想化的处理。我们没有就具体的改编进行讨论，她认为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应该遵循其所属媒介的规律，很多作品非常忠于原著，但在自身的媒介中却可能并不成立。

《许我耀眼》剧照

她提出了一个类比：当下影视剧中所展示的女性友谊的纯度已经追赶上了琼瑶剧中爱情的纯度，没有任何危险，也没有任何可怀疑之处。而如今，很多关于琼瑶剧的讨论反倒剔除了主线的爱情，指向背后更为复杂的女性之间的关系。这刚好说明，当情感的暗面被消除掉，以标准化、理想化的方式讲述，也就没有什么可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了。她认为，对理想化的女性友谊的展示，源自过往的忽视。当我们对友谊谈论得过少，当它被寄予的希望过高——当女性主义的潮流带领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尝试“放弃”与男性沟通，转向寻求高精度的友谊，它在大众媒介中呈现出的样貌一定首先会是被构想出来的至高追求。它是积极的、不允许阴影存在的。它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与我们的生活本身联系起来。但在她看来，我所提到的欢呼、被鼓舞、被感动，是我们想要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之前，必须释放的情绪，是继续反思、继续探索前的必经之路。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48期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