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量｜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古典时代的女性生活

在全书开宗明义的首章中，波默罗伊便采用了与现代英语学界古希腊通史撰述体系奠基者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完全不同的写法。为了确保史学作品的纯粹性，格罗特旗帜鲜明地将公元前776年——奥林匹亚赛会纪年方式的元年——之前的神话传说排除在信史的范畴之外；而为了填补女性观念史的早期空白，波默罗伊则态度坚决地让希腊神话回归到古典女性史研究者的视线之内。神话承载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观念当然难以坐实或考证；但从实质主义的视角看，神话所反映的精神也有可能代表着一种比信史、铭文记载的若干琐碎史实更深刻的真实。波默罗伊在《女神》中写道：“个性全面发展的女性容易引起缺乏安全感的男性的焦虑。从古到今，无法与集众多天赋于一身的女性共处的男子们将女性设想为‘或此或彼’的不同角色。作为其焦虑的必然结果，男性们认为童贞少女们是有益的；赫拉那样的性成熟女子则是邪恶的和具有毁灭性的。现代女性仍在为三者必择其一的选择而苦恼：她们要么成为雅典娜——聪慧但缺乏性魅力的职业女性，要么就成为阿佛洛狄忒——轻佻的性工具，抑或是赫拉那样受人尊敬的妻子与母亲。这一事实表明，几位希腊女神仍是当今女性生活方式的原型。倘若将几位主要女神的特征结合在一起，那么一个具备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形象——一位足以同宙斯或阿波罗分庭抗礼的女神——就会出现。”这段富于哲理的反思牺牲了常规史学作品“论从史出”的权威性，却赋予了《女神》以其他历史著作中难得一见的思想批判性与强烈的现实关怀色彩。 在集中讨论希腊古典时代悲喜剧与乌托邦文学的第六章中，波默罗伊对社会学家菲利普·斯拉特（Philip Slater）心理分析方法的介绍与批判，同样给习惯于史学研究套路的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在全书末章里，作者又大胆触及了在古代地中海社会文化史上极其重要，却因史料匮乏而难以充分讨论的女性史主题——伊西斯女神崇拜在罗马共和国与帝国境内的传播与影响。在本章结尾处，史学家波默罗伊用“离经叛道”的笔触遐想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男性对此类崇拜的皈依。伊西多尔的颂诗和《金驴记》的结尾告诉我们，男性同母神形象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确的。就心理层面而言，对伊西斯女神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对纯粹的母神保护的渴求实为一种本能的冲动。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社会背景是否孕育出过任何关于男女平等的现实观念——对女神的崇拜并未改善其女性崇拜者的处境，也没有提升凡俗女性在男性崇拜者眼中的地位。伊西斯在这方面有别于其他母神。她确实代表着女性应当享有平等地位的观念。后人禁不住要陷入遐想：倘若伊西斯的宗教最终获得了胜利，那么接下来的西方妇女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众所周知，在严格遵循归纳法和实证原则的史学世界里，通常是没有“如果”的位置的。然而，萨拉·波默罗伊分析伊西斯崇拜的生动案例，其实已经向当代史学理论的研究者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充分探索社会生活史中未被残缺不全的现存史料所印证、未被后世的真实历史发展趋势所兑现的种种潜在可能性，历史研究真的可以排斥种种关于“如果”的严肃学术思考吗？ 《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革、文化思潮与作者萨拉·波默罗伊的个人才华共同造就的一部学术经典。问世五十年来，随着西方古典学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与古典时代女性史、社会性别史等分支的蓬勃发展，《女神》一书的若干章节在知识前沿性方面显然已经过时。但维系这部作品在学术史上经典地位的基础，是《女神》将古典传统与现实关怀、史学规范与跨学科精神融合于古典女性社会生活研究的鲜明特质。或许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女神》的成功写作经验也会成为衔接象牙塔式学术与大众史学的一道桥梁。从表达效果来看，波默罗伊在《女神》中使用的这种深入浅出、兼具学术严肃性与大众通俗性的语言和写作方式无疑获得了巨大成功。如今，这部享有持久影响力的英文名著出版了中译本，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独特性能够在探索古典学（从前的“贵族之学”）与大众史学的结合这方面，为东西方史学工作者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