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富汗教育部按下女性教育停止键，我感慨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超前

阿富汗高等教育部部长纳迪姆的一纸声明，将超过220万阿富汗少女的教育之路彻底封死：

针对女性的教育临时禁令被升格为永久性政策，六年级以上女性被全面禁止进入中学、大学及任何教育培训机构。

自2021年以来，阿富汗12岁以上少女无缘中学的日子已超1500天，成年女性被剥夺大学教育权的时光也跨过了1100天。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实这一消息时，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女性享有平等教育机会已逾半个世纪，北大、清华的校园里女生比例早已超过男生，从航天英雄刘洋到商界领袖董明珠，中国女性的身影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绽放着独有的光彩。

这种强烈的国际反差，让我们不禁回望历史：曾几何时，中国女性也深陷与如今阿富汗女性相似的封建桎梏，被剥夺教育权、人身权、婚姻权，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从千年禁锢到彻底解放，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女性地位的历史性飞跃，离不开毛主席超越时代的认知与坚定的实践。不夸张地说，倘若没有这份超前的认知与坚决的行动，中国女性很难在短短数十年间，实现从封建底层到傲立世界的地位蜕变。

回溯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女性的生存困境刻在社会的每一根肌理中，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将女性牢牢捆绑在社会最底层，这是毛主席对中国女性受压迫根源的深刻总结，也是旧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汉代刘向的《烈女传》、班昭的《女诫》将“三从四德”奉为女性行为准则，把顺从与依附刻入女性的精神内核；宋明理学“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进一步强化了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妻不贤，出之何害”的论调，让女性的婚姻与生命毫无保障，改嫁者会被钉在社会道德的耻辱柱上。而从宋代开始盛行、明清愈演愈烈的缠足陋习，更是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害，用骨骼的畸形换来所谓的“女性美”，实则剥夺了女性行走、劳作的自由，将其禁锢在家庭的方寸之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让女性被彻底隔绝于学堂之外，蒙昧成为封建时代女性的集体标签。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中国女性从未成为独立的“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男性的附属品，这种困境，与如今阿富汗女性被剥夺教育权、工作权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无数女性的呐喊被封建礼教淹没，千年的苦难，成为中国女性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悲剧底色。

真正为中国女性带来解放曙光的，是毛主席以超前视野构建的妇女解放思想，这一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中国妇女解放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毛主席的妇女解放思想有着清晰的生成脉络，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成熟，始终扎根中国实际，深刻揭示了旧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本质：

性别压迫的背后是阶级压迫，私有制与封建制度才是女性苦难的根源。

这一认知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超越了西方单纯争取女性投票权、教育权的女权主义，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无产阶级解放紧密融合，明确指出

“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中华民族不能解放，妇女也得不到解放”。

1939年，毛主席为《中国妇女》杂志写下《四言诗·妇女解放》，高呼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将妇女视为革命的重要生力军，他始终坚信“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迫切的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的论断，彻底颠覆了封建时代对女性的贬低与忽视，为妇女参与革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著名论断，更是将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刻入时代肌理，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精神旗帜。

如果说毛主席的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女性指明了方向，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法律与制度变革，便是砸碎封建枷锁的雷霆手段，让男女平等从理念变为国家意志。1950年5月1日，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并非宪法，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一选择本身就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妇女解放的高度重视。这部法律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确立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让中国女性第一次在法律上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为了让婚姻法深入人心，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戏剧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唤醒女性婚姻自主意识的号角；1951年1月至7月，海南省各级法院审结婚姻案件4810件，94%的判决为离婚，无数女性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迎来了人生的新生。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从国家根本法的层面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在教育领域，党和政府彻底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桎梏，大力推动男女平等教育，全国小学女生比例从1949年的不足20%，飙升至1956年的近40%，中学女生比例也实现跨越式提升，教育的曙光，第一次照进中国女性的世界。这一系列制度构建，为中国妇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让女性从封建制度的附庸，成为拥有法定权利的独立个体。

毛主席始终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根本，

“妇女不参加生产劳动，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其他一切方面的平等地位都是空话”。

基于这一认知，他将推动妇女参与社会生产作为妇女解放的核心实践，让中国女性实现了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革命性转变。在他的倡导下，亿万中国女性走出灶台、走出家庭，走进工厂、走进农田、走进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

到1957年，全国女职工人数达到328.6万人，较1949年增加了近10倍，纺织、轻工等行业的女工占比更是超过70%；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让男女同工同酬成为常态，贵州堡子村的女社员率先实现同工同酬，被毛泽东批示在全国推广，“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也由此响彻大江南北。河南林县红旗渠工地上，近三分之一的建设者是女性，她们用肩膀扛起石板，用双手凿开山石，与男性共同铸就“人工天河”的奇迹；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打破了“女性不能从事重体力、技术型工作”的刻板印象，梁军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人民币上，成为时代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同时，毛主席高度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提出“要培养有理论武装且做实际工作的妇女干部，使中国妇女成为一支有领导、有组织的力量”，大批妇女干部由此走上基层乃至国家管理岗位，女性的政治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参与社会生产让中国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更重塑了她们的自我认知，打破了“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封建偏见，让独立、自强成为中国女性的精神底色。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毛主席妇女解放思想在当代中国结出了丰硕成果，中国女性的地位实现了全方位跃升，成为全球妇女解放事业的典范。如今，中国已基本消除各级教育的性别差距，高校女生比例持续超过男生，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的女生占比均突破50%；2023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63.7%，远超全球47.3%的平均水平，科技领域女性从业占比达45.8%，从航天英雄刘洋到女院士、女科研人员，中国女性在高精尖领域不断突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全球妇女发展指数排名已升至第46位，较2012年前进12位，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1/10万，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得到全方位保障。

对比阿富汗女性的困境与中国妇女的解放历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不同发展路径对女性地位的深远影响。阿富汗女性被剥夺教育权、工作权，其背后是政权失效、阶级固化与封建观念的交织，缺乏制度保障与经济基础的女性解放，终究只是镜花水月。而中国妇女的解放，从一开始就站在毛主席的超前认知之上，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通过法律赋权确立平等地位，通过经济参与实现独立自主，通过教育普及唤醒主体意识，这三者的有机结合，让中国妇女解放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毛主席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理念，更在于他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政策和实践，让妇女解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让中国女性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毛主席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是将“人”的解放放在中心位置，将妇女发展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推动性别平等，需要我们继续传承和发展毛主席妇女解放思想，完善反性别歧视的法律政策，健全生育保障体系，消解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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