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年代云南流浪恶魔，三年奸杀6人残害14名女性，口供字字刺骨

2005年1月22日的午后，昆明白塔路延长线的一处工地里，施工机器的轰鸣声突然戛然而止。工人的铁铲落下，触到了软乎乎的异物，扒开泥土，一条小小的孩童腿露了出来。

警方赶到后，从土坑中挖出了两具女童尸体，姐姐9岁，妹妹7岁，是附近废品收购站老板的女儿，她们在前一天刚失踪。

法医检验显示，孩子是被掐颈窒息死亡，其中一人还遭受了性侵害。而现场提取的指纹，指向了一个外号叫“大理”的流浪汉。

没人能想到，这个以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形象为伪装，在2004-2007年间流窜云南、湖南、广西三省十余座城市，疯狂实施抢劫、强奸、杀人等犯罪活动，作案20余起，强奸14名女性，杀害6人，其中最小受害者仅7岁，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系列恶性案件。

他叫段金泉，也被部分报道写作段金全，这个名字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成为了滇湘桂三地民众心中的噩梦。而当警方最终将他抓获，审讯室里的他，用平静得近乎漠然的语气供述了所有罪行，那些冷血的话语，让见多了大案要案的民警都感到脊背发凉。

这起案件是当年全国轰动的特大系列强奸杀人案，段金泉以流浪汉的身份为伪装，在三年时间里肆意残害女性，从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到年仅7岁的孩童，无一幸免。

他的作案手法残忍且具有规律性，流窜过程中屡屡逃脱警方排查，最终却因一个致命的疏忽落网。

当他的成长经历和犯罪轨迹被层层揭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恶魔的诞生，更是一场由童年创伤、社会排斥酿成的人间悲剧，只是这场悲剧的代价，是6个无辜的生命和14个被残害的家庭。

段金泉，1975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大仓镇的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从出生起就被苦难包裹的男人，似乎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通往黑暗的道路上。

他的童年没有温暖，只有无尽的冷漠和虐待，母亲体弱多病，在他年幼时便撒手人寰，本应成为依靠的父亲，对他只有无休止的打骂，从未给予过半分父爱。

母亲离世后不久，父亲便再婚，后妈进门，成了段金泉童年里最可怕的符号。

从后妈踏入家门的那一刻，段金泉的日子便坠入了深渊，吃不饱、穿不暖成了常态，哪怕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引来一顿打骂。

长期的压抑和怨恨，让这个年幼的孩子心里滋生出了杀意，一次与后妈的争执中，他抄起菜刀就朝后妈砍去，幸好被旁人及时拉住，才没有酿成大祸。

这一年的段金泉，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心中却已经埋下了暴力的种子。

没过多久，父亲也撒手人寰，段金泉彻底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他从那时起便扬言“我不靠任何人养活，我从小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不管用什么方法”。

这句话，成了他日后所有恶行的底层逻辑。

失去家人的约束，段金泉开始浪迹街头，十几岁的年纪，便跟着街头的闲散人员混迹，捡垃圾、偷东西，成了他的日常。

1994年，年仅19岁的段金泉因偷窃被公安机关处以劳动教养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法律的制裁，可这次惩戒并没有让他收敛，反而让他更加无视规则。

解除劳教后，段金泉流落到大理，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唯一的女朋友，这是他黑暗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光。

他曾满心欢喜地规划未来，打算和女友一起开一间小卖部，过安稳的日子，为了凑齐开店的启动资金，他再次铤而走险，选择了抢劫这条捷径。

1997年，段金泉在丽江实施抢劫时被警方抓获，因盗窃、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场牢狱之灾，不仅让他的美好憧憬化为泡影，也让他彻底失去了那束光。

2003年，段金泉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假释，出狱后他第一时间去找女友，却发现对方早已不知所踪。

家人亲戚见了他都退避三舍，视他为洪水猛兽，社会的排斥、生活的窘迫，让本就心理扭曲的段金泉彻底走向了极端。

他开始沿铁路流浪，白天捡垃圾换口饭吃，晚上就蜷缩在桥洞、窝棚里，而偷窃、抢劫，也再次成为了他的生存方式。

此时的段金泉，脸上早已没了年少的青涩，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狠戾，手臂上的青色纹身，成了他恶徒身份的外在印记，而他的内心，早已成了一片荒芜的罪恶之地。

在段金泉被抓获后的审讯和采访中，他曾多次平静地讲述自己的作案动机，那些话语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悔意，只有赤裸裸的自私和冷血，而透过这些话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所有恶行，都源于童年的家庭创伤，以及成年后被社会排斥的绝望，最终，这份扭曲的情绪转化为了对整个社会的报复，尤其是对女性的仇视和残害。

童年的家庭创伤，是段金泉心理扭曲的根源。母亲早逝、父亲打骂、后妈的虐待，让他从小就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仇恨，后妈成为了他心中所有女性的缩影，这份仇恨在他的心里不断发酵，最终变成了对无辜女性的肆意残害。

他曾直言，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杀人的想法，而第一个想杀的人，就是他的后妈。

这种童年时期形成的心理阴影，一直都未被消解，反而在他日后的人生里，不断被放大，成为了他残害女性的重要原因。

成年后的人生变故，让他的报复心理彻底爆发。出狱后女友的消失，让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而家人、亲戚的避之不及，让他感受到了极致的孤独和被排斥，他觉得自己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人看得起他。

这种强烈的落差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将自己的不幸，全部归咎于社会，认为是这个社会对他不公，所以他要以最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

“我生活在最底层，没人看得起我，我要报复这个社会”，这是段金泉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开始实施系列强奸、杀人案的核心动机。

而扭曲的生存观，让他彻底抛弃了人性和道德。段金泉曾说：“从我第一次坐牢出来，我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了，只要我能生存下来，做什么都可以。”

在他的认知里，生存是唯一的准则，为了活下去，他可以无视法律，无视他人的生命，抢劫、强奸、杀人，在他眼里不过是“生存的手段”。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没有基本的是非观，也没有丝毫的同理心，在他看来，那些被他残害的人，不过是“命不好”，而自己的结局，也只是“命中注定”。

除此之外，段金泉的作案还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和成瘾性。他专挑单身女性下手，无论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还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甚至是未成年的孩童，都能成为他的目标，而他的作案地点，多在铁路边、工地、桥洞、僻静的街巷等人员稀少的地方，这些地方的隐蔽性，让他屡屡得手。

第一次作案后，他没有感受到恐惧，反而感受到了一种“掌控感”，这种感觉让他上瘾，于是他开始不断作案，有时两次作案的间隔，仅仅只有两天，流窜的过程中，他的手段越来越残忍，内心也越来越冷血。

值得一提的是，段金泉在柳州流窜期间，曾有过短暂的“收手”，抢劫强奸后不再杀人灭口，可这份短暂的“克制”，并非源于人性的回归，而是源于他的“自保”，他只是觉得“不杀人更安全”，而当这种“安全”的感觉被打破，他便会立刻恢复残忍的本性，再次举起屠刀。

2004年，是段金泉罪恶生涯的开端，这一年，他流窜至昆明，在白塔路延长线原昆纺附近的工地搭建了一个窝棚，这里成了他的第一个“犯罪据点”。

从这一年开始，到2007年落网，三年时间里，他沿铁路流窜于云南、湖南、广西三省十余座城市，以流浪汉的身份为伪装，疯狂实施抢劫、强奸、杀人等犯罪活动，作案20余起，14名女性惨遭其害，其中6人被他残忍杀害，而每一起案件的过程，都让人不忍直视。

昆明首案：水坑浸昏女青年，奸杀后埋尸窝棚旁，竟在埋尸点抽烟乘凉

2004年6月的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昆明，阳光正烈，段金泉闲来无事，坐在窝棚边晒太阳，目光却在四处搜寻着目标。

这时，一名身穿黑色牛仔服、长发披肩、脚踩红色凉鞋的女青年，从街对面的餐馆往工地的空地走来，身高1.6米左右的她，独自一人，成了段金泉眼中的“猎物”。

段金泉事后供述，他一眼就看出这名女青年像是从县区来昆明打工的，单身一人的状态，让他立刻生出了抢劫的念头。

当女青年沿着东墙走向眼镜蛇迪厅的停车场时，段金泉从窝棚里猛地窜出，快步追上，从背后用手死死勒住了女青年的脖子。

附近有一个一米左右深的水坑，段金泉直接将女青年拖进水坑，将她的头按进水里，直到她彻底浸昏。据他回忆，当时自己心里“很慌”，但这份慌乱，并没有让他停手。

确认女青年失去意识后，段金泉环顾四周，发现无人察觉，便将她拖回了自己的窝棚。他从女青年的身上搜走了70多元现金，随后又对失去意识的女青年实施了强奸。

发泄完兽欲后，段金泉的心里只剩下恐惧，他害怕女青年醒过来后报警，让自己被警方抓获，于是，丧心病狂的他，再次伸出双手，死死掐住了女青年的脖子，直到她彻底没了呼吸。

当天晚上十点以后，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段金泉趁着夜色，在离窝棚100米左右的地方挖了一个土坑，将女青年的尸体掩埋其中。

做完这一切后，段金泉并没有逃离，而是继续在窝棚里生活，甚至闲来无事时，还会蹲在埋尸的土坑边上抽烟，回想女青年的样子。在他看来，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他的内心，早已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

首案得手后，段金泉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很快便离开了昆明，流窜至云南建水县，而铁路边，成了他新的作案地点。

2004年6月27日中午，段金泉在蒙宝铁路边游荡时，遇到了24岁的女子倪某，独自一人的倪某，再次让他生出了歹念。

他趁倪某不备，从背后将其挟持，拉到路边的草丛中，用皮带死死勒住倪某的脖子，直到她昏迷。

随后，他从倪某的包里搜走了仅仅40元现金，又对其实施了强奸，为了永绝后患，他再次痛下杀手，将倪某残忍杀害。

作案后，段金泉将倪某的尸体藏在了铁路边的树丛中，这里草木丛生，位置隐蔽，尸体被藏了近两个月后，于2004年8月23日被群众发现。当警方赶到时，倪某的尸骨已经开始腐烂，法医检验发现，其头盖骨断裂，死状凄惨。

昆明再犯：段金泉供述因小矛盾记恨，诱杀7岁9岁女童，埋尸工地竟假装寻人

2004年12月，段金泉再次流窜回昆明，依旧在白塔路的工地附近游荡，靠捡垃圾为生，他经常将捡来的垃圾卖给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老板刘某，两人曾因垃圾的价钱问题发生过一点小矛盾，据段金泉后续供述，这让心胸狭隘的他怀恨在心，他不仅记恨刘某，甚至将这份怨恨，转嫁到了刘某的两个女儿身上。

2005年1月21日，段金泉看到刘某的两个女儿在工地的空地上玩耍，姐姐9岁，妹妹7岁，两个孩子天真无邪，丝毫没有察觉到身边的危险。

段金泉假意招手，将两个孩子引诱到自己的草棚里，他事后供述，“原本只是想绑架她们勒索一笔钱，后来我改变了主意”。

在封闭的草棚里，段金泉对两个年幼的孩子痛下杀手，他用双手死死掐住孩子的脖子，直到她们窒息昏迷，随后又对其中一名女童实施了性侵害，最终将两个孩子残忍杀害。

作案后，他将孩子的尸体装进编织袋，埋在了工地的一个土坑里，草草掩盖了痕迹。

孩子失踪后，刘某一家人急疯了，四处寻找，甚至还向段金泉询问，而段金泉则假装一无所知，平静地回答“没见过”，甚至还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帮忙寻找，这份伪装，让所有人都没有怀疑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流浪汉身上。

直到第二天中午，工地工人施工时，铁铲挖到了孩子的尸体，这场惊天惨案才被揭开。

法医检验显示，两个孩子均为掐颈窒息死亡，而现场提取的指纹和DNA，直接指向了段金泉。

湖南衡南：女大学生送午饭途中失踪，被绑粮库奸杀，尸体干枯藏粮堆

案发后，段金泉察觉风头不对，立刻扒乘火车逃离昆明，流窜至湖南省衡南县，而他的屠刀，也再次挥向了无辜的女性。

2005年7月5日，衡南县三塘镇的女大学生罗琼，前往医院给住院的母亲送午饭，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罗琼的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消息，直到一个多月后，一名工人在三塘镇三丰公司粮食储备仓库的粮食堆里，发现了一具干枯的女尸，经确认，正是失踪的罗琼。

警方勘查现场发现，罗琼的四肢均被绳索捆绑，生前遭受过性侵害，死状凄惨。而这起案件的凶手，正是段金泉。

他在铁路边偶遇独自出行的罗琼，见四周无人，便将其挟持到粮食储备仓库内，实施了抢劫和强奸，为了掩盖罪行，他将罗琼残忍杀害，随后将尸体藏进了粮食堆里。

粮食堆的封闭环境，让尸体迅速干枯，若不是工人偶然发现，这起案件或许还会被隐藏更久。

广西柳州：流窜作案八起，雨夜铁棍袭杀女青年，抢小灵通打电话成致命疏忽

逃离湖南后，段金泉流窜至广西柳州，在这里，他开启了疯狂的作案模式，从2006年12月到2007年4月，短短数月间，他在柳州连续作案8起，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他，为了自保，抢劫强奸后不再杀人灭口，而是放受害者一条生路。

2006年12月17日上午10点，段金泉在柳州市柳北区跃进路胜利立交桥下的铁路道口，用铁棍将独自出行的王某击昏，抢走了她的挎包；2007年1月4日凌晨两点，他又在柳州市柳南区鹅山路一住宅楼旁，用铁棍将岑某击昏，搜走其身上的120元现金，随后将岑某拖到无人处实施强奸。

在柳州的这段时间，段金泉毫无顾忌，白天黑夜都敢作案，从45岁的中年妇女到年轻的姑娘，只要是独自一人，都会成为他的目标。

可这份短暂的“克制”，终究没能持续太久，2007年4月29日凌晨，柳州下起了小雨，鹅山路立交桥下，冷清的街道上只有零星的行人，段金泉撑着破伞，在黑暗中徘徊，右手藏在衣袖里，紧握着一根自制的铁棍，目光再次锁定了一名独自前行的年轻女孩。女孩踩着雨水，步伐匆忙，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险。

段金泉事后供述：“她停了下来，好像在等人。我知道，机会来了。”

就在女孩停步的瞬间，段金泉加快脚步，猛地挥起铁棍，朝女孩的头部狠狠砸去。女孩猝不及防，身体瞬间失去平衡，她转身挣扎，却很快倒在了血泊中。

段金泉抢走了女孩的钱包和小灵通，为了防止女孩醒过来指认自己，他再次恢复了残忍的本性，将女孩残忍杀害，随后迅速消失在雨夜的迷雾中。

而这一次，段金泉犯下了一个致命的疏忽，他抢走女孩的小灵通后，竟用这部小灵通打了一个电话，正是这通电话，成为了警方抓捕他的关键线索。

警方通过小灵通信号，迅速锁定了段金泉的活动范围，一场针对这个流浪恶魔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事实上，早在2005年1月昆明刘氏姐妹遇害案发生后，警方就从现场提取到了段金泉的指纹和DNA，通过走访调查，确认了这个外号“大理”的流浪汉的真实身份，而段金泉的前科劣迹，也让警方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犯罪分子。

2005年3月，云南省公安厅向全国发出A级通缉令，对段金泉进行全网追缉，警方奔赴各地，展开了大范围的排查，可段金泉以流浪汉的身份为伪装，沿铁路流窜，居无定所，加上他反侦察意识极强，多次躲过了警方的排查。

在流窜途中，段金泉捡到了一张名为韩忠怀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人与他长相极为相似，这张身份证，成了他的“护身符”，此后的流窜过程中，他多次凭借这张假身份证躲过警方的检查，这也让他的作案更加肆无忌惮。

直到2007年4月，柳州鹅山路立交桥下的雨夜杀人案发生后，警方通过受害者被抢走的小灵通，锁定了段金泉的信号轨迹，随后对其活动范围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

警方了解到，段金泉此时正以韩忠怀的身份，在柳州的一处工地打工，平时依旧是流浪汉的打扮，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平时靠捡垃圾、打零工为生。

2007年5月初，警方在柳州的这处工地内，将段金泉成功抓获。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段金泉没有丝毫的抵抗，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仿佛早已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当民警戳穿他的假身份，问他是不是段金泉时，他平静地承认了，没有丝毫的狡辩。这个横跨三省、残害十余女性、夺走六条人命的流浪恶魔，终于落网。

段金泉落网后，柳州警方立刻与云南警方取得联系，对其进行突审，而在审讯室里，段金泉的表现，让所有民警都感到震惊。

他对自己三年来在云南、湖南、广西三省犯下的所有罪行，供认不讳，甚至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一起案件的细节，掰着手指就能数出自己杀害的6个人，没有丝毫的隐瞒，也没有丝毫的愧疚。

段金泉的审讯口供，字字冷血，句句令人发指，在面对警方的审讯和记者的采访时，他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没有丝毫的悔意，也没有丝毫的恐惧，那份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当警方问他，为何要对无辜的女性痛下杀手，甚至连年幼的孩子都不放过时，段金泉平静地说：“从我第一次坐牢出来，我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了，只要我能生存下来，做什么都可以。”

在他的眼里，自己的生存，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为了活下去，他可以无视一切法律和道德，而那些被他残害的人，不过是他“生存路上的绊脚石”。

当被问及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时，他的回答更是让人脊背发凉：

“对于所有被杀的人，我没有愧疚，那是他们的命，就像我现在这样，是我命中注定。”

他甚至直言，自己在埋尸点抽烟、回想受害者样子时，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觉得“没什么”。

而对于自己的结局，段金泉也表现得极为漠然，他说：“只是这样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与警察搏斗一番。”

这个时候在他的心里，甚至还幻想着与警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仿佛这是一种“荣耀”，这份扭曲的心理，让人难以理解。

当记者问他，童年的经历和出狱后的遭遇，是否是他犯罪的原因时，他承认自己因为被社会排斥，想要报复社会，“我生活在最底层，没人看得起我，我要报复这个社会”。

可他却从未反思过，自己的不幸，从来都不是残害无辜者的理由，童年的创伤，社会的排斥，都不能成为他抛弃人性、肆意杀戮的借口。

甚至在谈及自己唯一的女友时，段金泉的话语里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我还是很爱她的，如果没有去坐牢，我相信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可这份伤感，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依旧是冷漠和狠戾。

他将自己的爱情破灭，也归咎于外界，却从未想过，是自己的犯罪行为，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段金泉落网后，警方对其罪行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取证，他在三年时间里流窜三省，犯下的抢劫、强奸、故意杀人等罪行，证据确凿，事实清楚。

2008年9月8日，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三项罪名，将段金泉起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和玉直言：“该案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我们检察机关应加大指控出庭力度，依法严惩！”

庭审现场，段金泉依旧表现得冷漠至极，对检方指控的所有罪行，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却依旧没有丝毫的悔意。他站在被告席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受审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段金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以暴力、胁迫手段抢劫他人财物，数额虽不大，但作案次数多，社会影响恶劣；其违背妇女意志，多次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幼女，情节特别恶劣；为掩盖罪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6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年幼的女童，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应数罪并罚。

2008年9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段金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段金泉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的上诉理由，并非觉得自己罪不至死，而是仅仅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抗”。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驳回了段金泉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了段金泉的死刑判决。

最终，这份迟到的正义，终究还是到来了，段金泉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横跨三省、残害十余女性、夺走六条人命的流浪恶魔，终于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当死刑判决下达的那一刻，段金泉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异样的神情，只是这份神情，究竟是恐惧，还是漠然，无人知晓。

段金泉案的落幕，让无数人松了一口气，恶魔伏法，告慰了逝去的无辜生命，也给了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但这起案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命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当时对流浪人员的管理问题，则成为了案件暴露的重要漏洞。段金泉居然能以流浪汉的身份为伪装，沿铁路流窜三省，居无定所，多次躲过警方的排查，而这类流浪人员，由于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身份信息难以核实，成为了当时排查的难点。

其次，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需要不断加强。段金泉的作案目标，均为独自出行的女性，作案地点多在人员稀少的铁路边、工地、僻静街巷，这也提醒着广大女性，夜间尽量避免独自前往偏僻路段，出行时要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遇到危险时，要及时报警，学会自救。

再者，童年的心理创伤，需要及时的疏导和干预。段金泉的心理扭曲，源于童年的家庭创伤，后妈虐待、父亲打骂、无依无靠，让他从小就滋生了暴力和仇恨的种子，而这份创伤，从未被得到疏导和干预，最终让他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这也提醒着我们，家庭和社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尤其是那些身处困境的孩子，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引导，避免童年的创伤，成为他们日后人生的“定时炸弹”。

最后，法律的威严，不容任何挑衅。段金泉无视法律，肆意残害他人生命，最终落得个死刑的下场，这也再次证明，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无论以何种理由，无论采取何种伪装，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魔或许会暂时隐藏，但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段金泉的故事，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这场悲剧，源于他自身的人性扭曲，也源于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因素。

而这场悲剧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恶魔的唾弃，更是对人性、对家庭、对社会的深刻反思。

愿逝去的无辜生命能够安息，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