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抱怨到内斗，受害者心态让世界鸡犬不宁

这个世界正被一种无形的病毒侵蚀——它不是新冠，不是埃博拉，而是一种心理病毒。这种病毒叫受害者心态，而且在全球大流行。从社交媒体上的抱怨大赛，到职场中的委屈竞赛，到家庭的情绪出气筒，再到国际政治中的“谁更受伤”博弈，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将受伤转化为货币、将苦难兑换成特权的时代。当每个人都在争当“完美受害者”，世界的对话已从“我们如何解决问题”退化为“谁该为我的痛苦负责”。

从个人情感到政治武器，受害者心态一直在诡异升级

。起初，受害者心态只是心理治疗室里的术语，描述一种将自身困境全然归因于外部因素的倾向。但当它走出诊所，便发生了可怕的异化。如今，它已成为最危险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裹挟着道德优越感的外衣，悄然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受害者心态一直在诡异升级

社交媒体是这场异化的加速器。算法偏爱冲突，点击钟情对立。在数字世界中，谁的叙事更悲情，谁的故事更刺痛，谁就能获得更多关注、更多支持、更多“道德资本”。于是，抱怨不再是个体宣泄，而成为一种策略性表演；苦难不再需要默默承受，而可以转化为社交货币。我们培养了一种怪异的“苦难经济学”，在其中，痛苦可以交易，创伤能够投资。

西方哲学早已预见这一困境。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剖析了“奴隶道德”——弱者如何将自身的软弱重新评价为道德优势，如何将对强者的怨恨转化为道德判断。今天的社会正义战士，是否也在重复这一模式？当弱势地位不再是需要克服的处境，而是身份认同的核心；当受害经历不再是渴望愈合的伤疤，而是政治诉求的凭证，我们已经远离了真正的解放。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里，受害者很容易成为新的支配者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绝佳框架。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的发展需要通过与“他者”的生死斗争来实现。斗争中，胜者成为主人，败者沦为奴隶。但吊诡的是，主人反而因依赖奴隶的劳动而变得不自由，奴隶则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而获得真正的自主性。

受害者很容易成为新的支配者

今日的受害者政治是否陷入了相似的悖论？当某个群体通过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身份获得道德优势和社会关注，他们反而可能被这一身份所束缚。受害者身份成为一种新的“主人”，而持有这一身份的人则成为它的“奴隶”——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受害经历，维持受害的纯度，排除任何可能削弱这一叙事的复杂性。

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更为尖锐。在他看来，权力不仅仅是压迫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它不仅禁止，更创造话语、知识、身份。受害者话语正是这样一种权力技术的产物：它创造了新的主体位置，新的真理体制，新的反抗形式，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控制机制。当“承认你的特权”成为道德命令，当“检查你的偏见”成为思想警察，我们是否在用一种新的规范性取代旧的规范性？

一个可怕的逻辑关系，就是从

个人抱怨到集体内斗，从而产生身份政治的恶性循环

。受害者的个人叙事一旦被集体化、政治化，就会催生出当代社会最令人担忧的现象之一：身份政治的碎片化竞赛。当每个群体都基于特定伤害经验构建身份，当每种身份都要求特殊承认和补偿，共同体的基础便被侵蚀。

查尔斯·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身份认同越来越依赖于他者的承认。但当承认的需求演变为“只有与我同样受害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我”，对话的基础便瓦解了。这种“体验垄断”的逻辑导致了一种令人绝望的局面：不同群体的苦难无法沟通，不同形式的压迫无法比较，最终只剩下各自为营的孤岛，隔着误解与怨怼的海洋互相眺望。

不同群体的苦难无法沟通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警告，当社会中出现大量“多余的人”——那些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人——极权主义便有了滋生的土壤。今天，是否有一种新型的“多余感”正在蔓延？不是物质上的被剥夺，而是意义层面的被忽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痛苦被看见、被承认、被置于中心，当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产生了深层的怨恨。

受害者这种集体心态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三重背叛

。

一是对真相的背叛——受害者叙事往往需要简化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殖民主义、种族歧视、性别压迫当然真实存在，但将所有问题压缩为“压迫者 vs 受害者”的二元框架，就抹去了历史的微妙、个体的责任、变化的可能。当美国大学生要求将柏拉图著作标注“可能引发不适”的警告标签时，他们背叛的不仅是哲学探索的精神，更是人类理解复杂性的能力。

对团结的背叛——真正的团结建立在共同人性的认识上，而非共同受害的经历上。当女性主义分裂为白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跨性别女性主义等无数阵营，每个群体都宣称自己受害的特殊性，反抗系统性压迫的力量便在内部分裂中消散。这种“向下细分”的身份政治，最终瓦解了任何广泛社会运动的基础。

对未来的背叛——沉迷于过去的伤害会扼杀建设未来的想象力。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指出，当我们将生活视为压迫性结构的产物，我们便放弃了个人责任与能动性。如果一个社会的叙事完全由伤害定义，它如何构想一个不只是“减少伤害”而是“积极繁荣”的未来？

沉迷于过去的伤害会扼杀建设未来的想象力

到底走出受害者迷宫？

那么，我们是否要否认不公、假装世界已经完美？绝非如此。识别真实的结构性压迫与陷入受害者心态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指向改变，后者导向沉溺；前者寻求修复，后者渴望赔偿；前者看重结果，后者迷恋身份。

尼采提出的“超人”概念——不是纳粹扭曲的种族优越者，而是能够创造自身价值、肯定生命全部面貌的人——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那就是：不是否认痛苦，而是在痛苦面前仍能说“是”；不是假装平等已实现，而是作为平等的承担者而非乞求者去行动。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出路，即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当我们只掌握受害者的话语，我们的世界就只剩下受害者的现实。我们需要拓展我们的道德词汇表——加入韧性、宽恕、和解、共同责任这些被边缘化的概念。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提出的“能力取向”也值得借鉴：与其聚焦于人们遭受了什么伤害，不如关注人们能够成为什么、能够做什么。这种转向将重心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发展，从回顾过去转向展望未来。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苘锋提出一个观点，

从受害者的自由到责任的自由

，这是走出受害者心态迷宫的理性思路。这个世界的不安宁，部分源于我们集体陷入了一种心理陷阱，即：将自我价值与受害深度捆绑，将道德立场与痛苦程度挂钩。我们忘记了，真正的解放不是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而是跳出这一循环，成为能够承载复杂性、矛盾性和自身责任的完整的人。

康德曾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今天，我们或许需要补充：“要有勇气承担你自己的存在！”这包括存在中的伤害，也包括存在中的可能性；包括历史赋予我们的负担，也包括未来期待我们的创造。

当受害者心态的浪潮退去，留下的不应是更多分裂的孤岛，而应是对共同人性的重新发现——不是建立在“我们都受过伤”的脆弱共识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都能成为比伤害更强大的存在”这一坚定信念上。

毕竟，世界的安宁最终不取决于我们遭受了多少不公，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些不公，以及我们如何在伤痕之上，依然选择建造而非毁灭，连接而非割裂，爱而非恨。这不是天真乐观，而是对人类精神韧性的最终赌注——也是唯一值得下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