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保障下的阿富汗女性崛起，为何国际社会仍停留在刻板印象中

说起阿富汗女性，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

黑色长袍、头纱遮面、不能上学、早早嫁人？这些印象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

但真实情况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从2001年到2021年这二十年里，阿富汗女性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BBC作为全球知名的新闻机构，一直在报道阿富汗的事情。

这些报道怎么呈现阿富汗女性的形象，又对我们的认知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事儿值得好好聊聊。

2004年是个关键节点，那一年，男女平等被正式确立为阿富汗的基本政策。

国内法律第22条专门对女性权利做了保障。

这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写进法律条文里的东西，政策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推动男女平等，让女性能全面发展。

这些年下来，阿富汗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度确实提升了。

她们开始进入议会，参与政治决策。

教育方面的变化更明显，越来越多的女孩能走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比以前多了不少。

体育领域也有了突破，女性运动员开始出现在赛场上。

创业和经济活动中，女性的身影也越来越多。

这些进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能看到。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跟二十年前比，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就出在这儿，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女性的认知，还停留在那个简化的刻板印象里。

头纱、黑袍，这些视觉符号被无限放大。

缺乏教育、过早婚育、不工作、没有社会活动、经济不独立，这些标签一个接一个贴上去。

这种认知偏差是怎么来的？很显然，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女性的理解太片面了。

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就变得特别重要。

BBC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它的报道方式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认知。

本来想说这只是个别现象，但后来发现，这种偏差其实挺普遍的。

媒体报道往往会选择某些特定的角度和框架来呈现事件。

这就涉及到一个学术概念，叫“新闻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最早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来的。

他认为，人们需要构建框架来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形成有组织的话语。

到了1980年代，吉特林把这个理论引入新闻传播学，提出了“新闻框架”的概念。

简单说，新闻框架就是媒体在报道时选择的角度和方式。

恩特曼的研究指出，新闻框架能突出报道主题，引导观众的认知。

舍恩费尔斯则把框架分为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前者是媒体怎么呈现，后者是受众怎么理解。

1993年，臧国仁首次在新闻报道文本中应用框架分析。

他把框架看作理解外部世界和组织信息的工具。

框架在解释世界时起到“动词”的作用，通过构建形成对事实的认知。

臧国仁基于vanDijk的理论，把框架结构分成三个层次。

高层次框架是事件的抽象意义和主旨，这个比较难直接观察到。

中层次框架包括主要事件的构成要素、历史背景、结果影响、归因评估这些环节。

不同事件包含的环节会有差异。

低层次框架就是语言或符号的表现形式，字词句的运用，修辞手法的构建。

如此看来，框架本质上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或者从抽象到具体的思考和操作过程。

用这套方法来分析BBC关于阿富汗女性的报道，就能看出很多门道。

在高中低三个层次上是怎么运用的？这些框架对受众产生了什么影响？媒体是如何利用框架理论来呈现女性形象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挖。

光有框架理论还不够，还得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已经发展了快六十年。

1963年，贝蒂·弗莱登的《女性神话》开创了女性主义研究领域。

到了1970年代，“媒介与女性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学界开始广泛关注。

有一本书特别重要，叫《炉边与家，大众媒体中的妇女形象》。

这是盖伊·塔克曼、阿雷恩·卡普兰·丹尼尔斯和吉斯·本尼特共同编著的。

这本书标志着女性与媒介研究正式成为传播学的一个研究分支。

这本书揭示了一些核心问题，电视媒体被男性主导，女性在公众意象中处于边缘位置，被描绘成无能和从属的形象。

塔克曼认为，媒介呈现的符号世界不尊重女性，对女性存在刻板印象，这种媒介环境不利于女性发展。

搞不清为什么，早期研究有个局限性。

它们只是描述事实，没有真正贯彻女性视角和价值观，这削弱了研究的批判性。

整个70年代，女性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框架都没建立起来。

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女性视角”真正进入了女性与媒介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祖伦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和卡特等人编撰的《新闻、性别与权力》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它真正建立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方法论，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女性主义融入了女性与媒介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些理论和方法源自欧美学术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理论如何照进现实

中国这边的发展也值得一提。

20世纪70和80年代，社会性别理论被引入中国，为本土的女性与媒介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个关键事件。

大会提出“大众传播是推动女性权利进步和消除性别歧视的重要手段”，这个观念逐步推动了“女性与媒介”在中国的研究发展。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为分析BBC报道提供了理论工具。

它让我们能够反思媒体报道中的偏见、刻板印象和信息选择问题。

这种反思能推动媒体实现更公正、客观、全面的报道。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研究能帮助国际社会形成更全面准确的阿富汗女性形象认知。

把框架理论和女性主义视角结合起来看，就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阿富汗女性在过去二十年取得的实际进步，跟国际刻板印象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2004年以来，在政策保障下，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显著成就。

但国际媒体报道中，简化和误读的现象依然存在。

框架理论在分析媒体报道时确实有效。

从戈夫曼到臧国仁的理论发展，为研究提供了系统方法。

高中低三层次框架分析，能揭示媒体构建女性形象的具体机制。

从《女性神话》到《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理论演进，女性主义方法论对媒介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本土研究的推动作用，到现在还能感受到。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关注阿富汗女性的现状和发展。

它们为性别平等、女性权利及社会公正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更重要的是，能帮助国际社会形成更全面准确的阿富汗女性形象认知。

媒体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避免刻板印象和偏见。

更多研究需要关注媒体报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我们需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客观、全面的国际媒体报道机制。

这不只是为了阿富汗女性，而是为全球女性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事业贡献力量。

毫无疑问，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方面有着巨大影响力。

BBC这样的国际媒体，它的每一次报道、每一个选择的角度、每一个使用的词汇，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球受众对阿富汗女性的认知。

当我们看到头纱和黑袍时，是否能想到背后那些在政治、教育、体育、经济领域努力奋斗的女性？

这二十年的变化是真实存在的。

政策保障不是空话，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是幻觉。

问题在于，这些真实的进步没有被充分地、准确地传递给国际社会。

媒体框架的选择，决定了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信息被忽略。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框架理论和女性主义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工具。

但理论最终要服务于实践。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学术论文，而是能够真正改变媒体报道方式、改变公众认知、改变政策制定的实际行动。

阿富汗女性的故事还在继续。

她们的努力、她们的成就、她们面临的挑战，都值得被更真实、更全面地呈现。

媒体有责任，学者有责任,每一个关注性别平等的人都有责任。

只有当我们打破刻板印象，看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进步，才能真正推动性别平等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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