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进中国，曾经性别平等社会悄然发生改变！女性为啥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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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性别平等这事儿是“时代潮流”，只会越来越好。可戴锦华这一讲，直接把我们的幻想打碎了。资本主义文化进入后，倒退是“公开的、全面的、持续的”。

更扎心的是这种倒退不是某几个人嘴上变坏了。它是结构性的，是制度和文化一起挪位。

戴锦华先交代一个她当年的“误判”。她在

1980年代初

觉得中国妇女“真的没有问题”。因为

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有法律保障，经济政治地位也被承诺会持续。

当时她要的是文化层面的“自我浮现”。要女性能被看见、能自我指认，能讨论女性问题，而不是被遮蔽。她以为地基稳，装修慢慢来就行。

关键在于，她后来意识到，一旦“差异性的文化逻辑”浮现，它会伴随社会制度的改变。你以为只是讨论“我是谁”，结果是“我能分到什么”。

1976年

后，

1978年

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社会经历巨大重构。今天回看，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从“不甚自觉”到“高度自觉”的资本主义化。

在总体层面，中国更开放、更有空间、更同步世界，这是事实。但在性别层面，戴锦华判断是“持续的全面倒退”。进步和倒退同时发生，且互相纠缠。

她举了一个典型靶子。一位社会学家写了《代价论》，其中一章叫“妇女解放代价论”。这本书影响不小，但戴锦华认为“谬论太多”，而那一章是“错中之错”。

那一章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叫“超前论”。意思是中国那么欠发达、那么“第三世界”，怎么能比欧美还搞妇女解放。这话听着像现实主义，其实是老保守的复读机。

戴锦华把它一针见血地归类为五四时期保守派的经典恐吓。核心就八个字，“男人无业，女人无家”。女人出来工作，就抢了男人饭碗。女人去竞争，就不结婚不生娃。

这套话术在今天的某些职场、某些相亲市场里，你还听得到换皮版。它从没消失，只是在等机会再上桌。

戴锦华指出“最大谬误”在哪里。新中国

49年以后

的工业化现代化，靠的是劳动力密集型，是“用劳动替代资本”完成的。没资本、没殖民地、没外援、没国际市场，只能靠劳动。

所以把妇女从劳动中抽掉，不是“恢复传统秩序”，而是在逻辑上否定那段现代化的路径。更直白点，你享受了成果，却倒过来嫌当年的动员“太超前”。

更狠的还在后面。她说，有些叙述甚至暗含一种“生物歧视”，把女性说成“低下弱智”，于是更容易与“愚民政策”共振。于是“拯救她们”的办法是让她们回家。

这不是学术争论，这是政治与经济的再分工。谁去公共领域挣钱拿权，谁回家庭承担无偿劳动，结果从来都写在账本上。

这种想法不止在民间，戴锦华提到，

1980年代

一位中国驻北欧大使曾递交建议书，认为未来会劳动力过剩，所以让女人都回家，并给男人

双倍工资

以提前规避失业压力。

她读到那份材料时的反应是“怒不可遏”。因为这不是“保护女性”，这是一种把女性当作调节阀的治理想象。经济压力上来，先关掉女性的出口。

为什么这种倒退会“急剧发生”？戴锦华用一个词，叫“债务”。前一段历史中，妇女解放更多是国家动员推动，而不是经由广泛的社会讨论、男女共同参与而沉淀成文化共识。

结果就是结构变了，人心没跟上。男性突然面对女上司、女同事、竞争甚至输给女性，文化却没提供应对依据。于是“超前论”就有了市场。

更微妙的是，80年代几乎没有来自女性的猛烈反击。戴锦华说，女性“累了”。双重负担压着，既要工作，又要家庭，疲惫到没有力气再打第二场仗。

她还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在

1981年

读到《第二性》，第一次听到“女性是第二性”，第一次听到“女性不是生出来的，是建构的”，强烈共鸣。

她甚至说自己可能是第一个公开说“我是女性主义者”的中国女人之一。当时强调差异，本质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语境里用“我是女人”来争取被正视。

但她也坦承，当时自己和一些“想回家”的女性共享一个误区。大家以为经济与政治保障会继续存在，于是把文化争取当成“拾遗补缺”。

这个误区在某些女作家的表态里更直观。她提到王安忆曾说“我就想回家，妇女就应该回家”。台湾女作家李昂听了“吓傻了”。

戴锦华并不简单嘲讽这种想法。她解释，这是对母亲那代“双双肩挑”苦难的反弹，也是把那种苦难当成“不可改变的现实”。

可她们没意识到，一旦失去经济平等和同工同酬，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亲密关系会变成权力关系。你不挣钱，你就失去议价权。你失去议价权，你就很难谈尊严。

戴锦华举例说，当时杂志到处引用一些话，女人也很爱引用，比如“女人靠男人供养是天经地义”。可这些话被断章取义了，甚至与作者真实处境相反。

她进一步讲到现实层面的“遮蔽”。有些女性真实经历是没有独立、没有尊严的。去挣钱丈夫说丢脸，讨钱就被辱骂不给钱，孩子没饭吃丈夫也不管。

这些故事之所以被遮蔽，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制度性保障会永远兜底。但历史的走向，恰恰相反。

她抛出一个非常硬的判断。从那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持续到今天的修法过程”，很多条款是在妇女地位逐渐下降的方向上“后退”。

同时经济上的

同工同酬

政策随着“大资本进入”而全面崩溃，女性在多个领域遭遇“公然的性别歧视”。注意她用词是公然，不是隐性。

她讲了一个年份锚点。

1995年

世界妇女大会召开那年，她印象很深，因为国家劳动力市场上几乎没有岗位向女性开放，直接写明“要男人”。

后来有人找到了一个例外，是“要女性”，括号里写

秘书长

。

这一刀切的歧视有多赤裸？就是把女性直接排除出竞争赛道，只给你留“辅助型职位”。这不是观念落后，这是规则设计。

更吊诡的是，这恰恰发生在女性主义在中国“全面普及”、女性意识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就是说，文化觉醒在上升，但制度与市场在反向施压。

真正让人觉得震动的，是她把问题推到了“财富与产权”的层面。她说近

十年

中国社会急剧私有化，伴随资本化与财富暴增。

在这十年里，中国社会财富增长了

27倍

到

30倍

，不同统计口径略有差异。但她强调，增长同时发生的，是财富的“转移”。

这不是简单的“大家都更富了”。而是从“男性女性社会公民共同拥有的社会财富”，转移成“男性主导及男性公民拥有”的财富结构。

然后她点名一个制度节点，

物权法

等新法律制度把这种结构性占有“规范化”。财富不只是被分走了，还被写进了可继承、可确权、可交易的框架里。

到这个层次，它比婚姻法修订那种“细微调整”更深刻。因为它改的是生产与占有的底层逻辑。她最后甚至说，要再改变这种状态，恐怕需要“革命的力度”。

当性别问题被锁进产权与资本的铁笼里，单靠口号、单靠个体努力，确实会很吃力。

那从中国视角，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性别平等从来不是“自然进化”。它是一种需要制度持续供给的公共品。只要公共品供给减少，市场就会用利润逻辑重新编码性别。

第二，市场化不必然等于女性机会增加。市场会奖励效率，但也会放大歧视的“低成本”。当雇主把生育成本转嫁给女性，歧视就成了“理性选择”。

第三，财富增长不等于权利增长。

27倍

的财富涨幅如果在产权分配上存在性别倾斜，那女性的相对地位会被稀释得更快。这才是最隐蔽、最难逆转的部分。

未来会怎样？这盘棋的关键不是“男女对立”，而是“规则纠偏”。规则不纠偏，舆论再热闹都只是消耗。

最现实的路径，就是继续推动反歧视的落地执行，强化劳动权益保障，减少对女性的隐性惩罚。同时在家庭财产、继承与婚姻财产规则上，避免制度性弱化女性的经济地位。

戴锦华这一讲的价值，不在于给人制造焦虑，而在于把问题从情绪层拉回结构层。你会发现，所谓“风气变了”，背后往往是“利益格局变了”。

当资本进入，最先被重新定价的，往往就是人的位置。包括女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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