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志：经济越下行，女性越穷困？

在日本“失落的三十年”里，经济的长期停滞，

不仅让GDP增速陷入“龟速爬行”——1990至202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仅为0.7%，远低于同期经各组织（OECD）国家2.1%的平均水平，更悄然重塑了无数女性的命运轨迹。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

便是她们与婚姻的距离越来越远，不婚、离异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IPSS）2023年发布的《第17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推断：

截至2035年，日本女性终身未婚率将攀升至29.6%，接近30%，而男性终身未婚率也将达到28.3%；对比上世纪90年代初，女性终身未婚率仅为10.6%，男性为8.8%，三十余年间均实现了近3倍的增长。

离婚率尽管在进入2010年以后趋于平稳（年均离婚数维持在20万对左右），但单亲母亲家庭的数量仍在持续攀升。截至2022年，日本的单亲母亲家庭已达121万户，其中超过80%的家庭由母亲独自抚养孩子。

这一现象的背后，并非单纯的“婚姻观念觉醒”或“女性不愿结婚”，

而是当一个社会进入长期低增长、高不确定性的微妙状态时，个体的每一个人生选择，都不得不反复权衡成本与风险。

日剧《倒数第二次恋爱 续篇》剧照

对于日本女性而言，

婚姻早已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安全网”，反而在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逐渐沦为最大的“风险源”

——就业市场的挤压、传统性别分工的瓦解，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迫使她们重新审视婚姻，做出更具“自保性”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彻底破裂，股市暴跌80%，房地产市场崩盘，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余年的“就业冰河期”（1994—2004）。

在这一时期，

日本企业大幅缩减正式员工招聘。

数据显示，1994年全国企业正式员工招聘量较1990年下降了62.3%，终身雇佣制开始松动，“非正式雇佣”成为了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方式。

在这场就业寒冬中

，女性成为了最先被牺牲的群体。

众所周知，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主妇理想”和“男性养家”传统观念，因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始终被视作“第二顺位劳动者”——企业会优先保障男性正式员工的工作岗位和福利，而女性则被大量推向临时工、劳务派遣、小时工等非正式雇佣岗位。

根据总务省《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女性非正式雇佣占比高达54.8%。即便日本政府从2013年起开始推行“女性经济学”政策，试图提升女性就业率和职场地位，但截至2023年，这一比例仍维持在52.1%，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相比之下，男性非正式雇佣比例始终低于30%，2023年仅为27.9%。

日剧《我，到点下班》剧照

这种结构性的就业困境，

直接改变了日本女性对婚姻的预期。

非正式雇佣岗位的不稳定性体现在收入、社保等多个方面。

截至2023年，女性非正式员工平均月薪仅为正式员工的58.7%。以东京为例，女性非正式员工的平均月薪约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正式员工的平均月薪达3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

与此同时

，89.2%的女性非正式员工没有完善的社保体系，缺乏退休金与医疗保险补充福利，晋升通道几乎被完全封锁。

根据厚生劳动省《2021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实态调查》数据显示，女性非正式员工转正率仅为17.6%，远低于男性非正式员工29.3%的转正率。

在过去，

“结婚辞职”是日本女性的普遍人生路径。

很多青年女性在毕业2—3年后便进入选择结婚，然后就辞职成为全职主妇，依靠丈夫的收入维持生活。但在就业冰河期，这种路径彻底走不通了。一旦辞职后，重返职场的难度极大，尤其是30岁以上的女性，再就业更是难上加难。

毫不夸张地说，

很多日本女性并非不愿意结婚或排斥婚姻制度，而是无法承担婚姻带来的职业中断风险。

根据《第17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数据显示，在30—34岁未婚女性中，46.2%认为“没有遇到经济条件稳定的伴侣”是不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另有38.7%的未婚女性表示，“担心结婚后被迫辞职，失去经济来源”是核心顾虑。

日剧《我，到点下班》剧照

更加残酷的是，

即便保持单身、持续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女性长期陷入“工作贫困”的状态。

根据《2023年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数据显示：

单身女性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87万日元/年，约合人民币14万元。

而东京郊区一套单人公寓的月租金约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00元，加上交通、餐饮、水电等基本生活开支，年均支出约26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2万元，仅能勉强维持生计。鉴于此，她们被称为“穷充族”。

如果说就业挤压，让很多日本女性“结不起婚”，那么传统性别分工的失效，

则让婚姻本身变得“不划算”。

长期以来，日本的家庭模式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基础之上，女性通过婚姻换取经济安全，男性以稳定收入履行养家责任。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

伴随着终身雇佣制的逐步瓦解，男性的收入出现持续停滞甚至下降。

根据厚生劳动省《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数据显示：

2020年，35—44岁日本男性平均年收入为48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3万元），相比1997年的54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4万元）下降了11.3%。

一方面。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男性主导行业的收入下降更为明显；另一方面，男性非正式雇佣比例上升，导致收入稳定性大幅下降，2023年，30—40岁男性非正式员工的年收入波动幅度达28.7%，是正式员工的3.2倍。

日剧《我，到点下班》剧照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与男性的差距不断缩小。文部科学省2023年数据显示：

日本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58.6%，其中大学本科入学率为49.2%，硕士及以上入学率为9.4%，与男性高等教育入学率（59.1%）基本持平。

但是，

这些高学历女性进入职场后，依然面临严重的“同工不同酬”问题。

日本性别差距研究所2022年调查显示，同一岗位中，女性平均年薪比男性低23.5%，其中金融行业差距最大，达32.7%，教育行业差距最小，但也有15.3%。

更令人沮丧的是，

即便外出工作，女性依然需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形成“双重班”的生活模式。

厚生劳动省《2021年国民生活时间调查》显示：

日本女性平均每天花费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为4小时零3分，男性仅为41分钟，女性的家务育儿时间是男性的5.9倍；在双职工家庭中，女性每天家务育儿时间达4小时48分，男性为52分钟，女性承担了85%以上的家务和育儿工作。

离婚制度的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的“退出成本”

，却未能解决离婚后的生存困境。

2014年，日本实施“年金分割制度”，允许离婚女性申请分割婚姻期间的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分割比例最高可达50%。但厚生劳动省2023年调查显示，该制度的实际申请率仅为37.2%。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是信息不对称（62.8%的离婚女性不了解制度细节）和申请流程复杂；即便成功申请，离婚女性的月年金平均仅为12.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150元），远低于已婚女性（与配偶共同领取时平均月年金21.7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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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峻的是，

离婚后女性的贫困率大幅上升。

根据厚生劳动省《2022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

单亲母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高达50.6%，远高于双亲家庭的12.3%；其中，30—40岁单亲母亲的相对贫困率达58.9%，60岁以上单亲母亲的相对贫困率达47.2%。

这些单亲母亲当中，76.3%从事非正式工作，平均年收入仅为24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2万元），难以维持自身和孩子的基本生活。

通常，日本被视为全球福利国家的典范——全民医保、全民年金、介护保险制度覆盖广泛，基尼系数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维持在0.379（OECD，2023），

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再分配体系的核心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对于那些未婚、离异、无子女的女性而言，

她们在制度设计中处于“缺位”状态，相当于承担了隐性的“制度性单身税”。

税收方面，日本实行“配偶扣除”和“抚养扣除”制度。

已婚者若配偶年收入低于1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5万元），可享受最高38万日元的税前扣除额度；若有未成年子女，每个子女可享受最高48万日元的税前扣除额度。而单身者无法享受任何相关扣除。

这就意味着，在同等收入下，单身女性的实际税负更高。

以年收入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万元）为例：

单身女性每年需缴纳所得税10.2万日元、住民税14.3万日元，合计24.5万日元；而已婚女性（配偶无收入）每年仅需缴纳所得税4.7万日元、住民税8.9万日元，合计13.6万日元，单身女性的税负是已婚女性的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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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方面，

年金领取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单身女性的年金领取额度，远低于已婚女性。厚生劳动省2023年数据显示：

65岁以上单身女性的月平均年金为1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100元），而已婚女性（与配偶共同领取）的月平均年金为26.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4万元），单身女性的年金领取额仅为已婚女性的53%。

同时，单身女性缺乏配偶的医疗与介护支持。

日本医保制度规定，家属可享受被保险者的医保优惠，而已婚女性可依托配偶的医保享受更低的自付比例，单身女性则需全额承担自身的医保自付费用（一般为30%）。

更严峻的风险，出现在老年阶段。

根据《2023年高龄社会白皮书》预测，截至2040年，65岁以上独居女性比例将攀升至35%，远高于独居男性的22%；而IPSS2023年调查显示，独居女性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几乎是男性的1.5倍（22.3% vs. 14.8%）。

核心原因在于，日本女性平均寿命长达87.13岁，比男性长6.04岁（男性平均寿命81.09岁），但女性的职业生涯更短（平均职业生涯18.7年，男性为34.2年）、收入更低，养老金积累更少——女性平均养老金总额仅为男性的41.2%。

这种“制度性单身税”

，迫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单身女性选择“一人经济”模式，通过自身努力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日本生命保险协会《2023年个人金融意识调查》显示：

30—49岁的未婚女性中，61.2%持有个人年金或护理保险，48.3%制定了退休储蓄计划，比例均高于已婚女性（分别为47.8%和36.5%）；其中，年收入250—350万日元的单身女性，平均每月储蓄5.2万日元，储蓄率达20.8%，远高于日本国民平均储蓄率（10.3%）。

现如今，日本女性拥有了更多的选择——

可以不结婚，可以离婚，可以坚持工作优先，可以独立生活。

但是，这种“自由”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保障，反而让她们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在劳动市场中被边缘化，在家庭中承担双重负担，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被“家庭”单位遗忘。

日本女性的“贫困”，

不仅是收入上的贫困，更是制度性支持上的贫困。

当婚姻不再提供庇护，单身又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障，女性只能以个体之力，扛起整个人生周期的风险——

她们的自主，是被迫的自主；她们的自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

纪录片《老后破产》截图

这种困境，

在拍摄于2016年的纪录片《老后破产》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镜头对准了东京郊区几栋老旧的“团地”（公共住宅），记录了几位60岁以上独居女性的晚年生活，每一个案例都令人揪心。

纪录片中的铃木节子，

今年72岁，年轻时是一家百货公司的临时工，工作40年，结合2023年日本养老金微调数据，其退休后月养老金更新为10.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400元）。

她没有子女，无依无靠，冬天为了节省电费，舍不得开暖气，只能裹着厚被子坐在沙发上；因为交不起有线电视费，只能对着无声的电视发呆；患上高血压和关节炎后，不敢去医院就诊，只能在药店购买最便宜的降压药和止痛膏，介护保险申请流程复杂，且自付比例高达20%，她根本承担不起。

她在纪录片中平静地说：“我年轻时每天努力工作，从不迟到早退，遵守社会规则，可到老了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被这个系统看见过。”

另一位独居女性高桥静子，

68岁，离异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女儿婚后定居外地，很少探望。

她退休前从事家政工作，月收入18万日元，结合2023年养老金调整，其退休后月养老金更新为10.2万日元，加上女儿每月补贴的3万日元，月收入合计13.2万日元。为了维持生活，她每天还要打零工，帮邻居打扫卫生、照顾老人。

结合2023年东京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1113日元/小时），其每小时收入更新为1100日元，每月打零工收入约4.4万日元。即便如此，她依然难以承担高昂的房租和医疗费用，多次面临被房东催缴房租的困境。

这些独居女性的困境，不是个例，而是日本经济停滞下，无数单身女性的缩影。

根据IPSS 2023年调查，目前日本65岁以上独居女性已达327万人，占65岁以上女性总人口的28.3%，其中超过40%的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5）尾声

社会真正的进步，不在于鼓励更多女性结婚或生育，而在于建立起一个不以婚姻为前提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个人，无论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都能在年老、疾病、失业时，不至于坠入贫困的深渊。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是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现如今，日本女性终于可以不靠任何人活着；却也因此，谁也不再为她们负责。这不是女性的“失败”，而是社会在经济停滞与制度设计中，留给女性的无奈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