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他一个命令，中国女性受害五百年，有些长辈还有这种状况

文｜鹿

昨天

和朋友聊天，聊到了“明朝时妇女不裹脚，清朝妇女缠足”，我先声明这个前提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思来想去，决定写一篇文章。

我们先来看一个概括性的对比：

对比

明朝 (1368-1644)

清朝 (1644-1912)

裹脚习俗状态

在上层社会流行，但非全民普及，也非强制性

。被视为一种“时尚”和身份标志，但并未成为所有汉族女性必须遵守的铁律。

达到顶峰，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深入骨髓的社会规范

。尤其在汉族中，“不裹脚”在多数时期和地区难以想象。

官方态度

没有明确禁令，也

没有明确鼓励。皇室（如马皇后）不裹脚，对民间影响复杂。

从开国到中期，多次颁布严厉禁令（针对满人）

，但无法扭转汉俗，后期禁令实际失效。

社会风气与强度

被视为“时髦”和“美”，标准向“三寸金莲”发展，但程度和普及率不及清。

风气登峰造极

，从审美畸变为道德枷锁。“三寸金莲”成为评判女性价值的核心标准之一，裹脚技术更残酷。

关键转折点

习俗从宋元承袭并发展，但尚未完全锁死社会。

明清易代

。政治高压反而强化了汉人的文化认同，裹脚成为汉人坚守的“文明符号”，与清廷的“剃发易服”政策形成微妙对抗。

裹脚（又称缠足）的习俗，公认起源于

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

。宫中舞女窅娘为取悦皇帝，以帛缠足，屈作新月状在莲花台上跳舞，被视为滥觞。

到了

宋代

，这种风气从宫廷传到民间，士大夫阶层开始欣赏“金莲小脚”。

元代

时，裹脚已在许多地方成为区分贵贱的标志。

明朝风气渐盛，但非铁板一块。

进入明代，裹脚风气确实更盛，被认为是“时髦”。但关键在于，

它远未到全民强制、别无选择的程度

。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就是著名的“大脚马皇后”。这个出身底层的开国皇后不裹脚，本身就对“裹脚即高贵”的说法构成了微妙挑战。

有史料记载，明代后宫妃嫔甚至需要解除裹脚布以便活动。这说明皇室自身并未将裹脚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

此外，一些特定群体和地区是不裹脚的。例如，明代法律曾规定“丐户”等贱民阶级的女子不得缠足，以此作为身份标识。贵州安顺的“屯堡人”（明代戍边军民的后裔），其妇女至今保持着不裹脚的传统。

这些都说明，在明朝，裹脚更多是一种

流行的社会风尚和阶层符号

，而非所有汉人妇女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和道德义务。

但是与之前的朝代不同，缠足在明朝流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朱元璋下令，朱元璋认为女性缠足，就跑不了，所以假设女子的丈夫早早离世，按照规矩，女性是要陪葬的，有了缠足，女性就无法逃跑，说白了，纯粹的帝王恶臭思维，把女性当做物品。

既然明朝已有，为何缠足在清朝达到令人窒息的顶峰？

因为清朝的“神助攻”，禁令的反效果

这是最讽刺、也最关键的一点。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

清朝初期统治者是极度反对裹脚的，并多次下诏严禁

。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下令，效仿汉人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

入关后，孝庄皇后谕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顺治、康熙皇帝都曾颁布全国性禁令，处罚措施严厉到对违令者的父亲施以杖刑、流放。

为何失败并适得其反

？清廷禁裹脚，与其推行“剃发易服”的逻辑一致，是为了防止被汉文化同化，保持“满洲骑射”的尚武之风。

但这种在“剃发易服”上取得成功的暴力同化政策，在裹脚问题上遭到了隐形而坚决的抵抗。

对于许多汉人，尤其是士绅阶层来说，

男性被迫剃发易服是政治上的屈服，而女性保留裹脚则成为了文化上“华夷之辨”的最后堡垒

。

裹脚从一种审美习俗，被拔高到了

“汉家文明”标志

的高度。保护妻女的“三寸金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守护家族文化尊严的象征。清廷的禁令，无意中为裹脚赋予了强烈的民族和政治色彩，反而

刺激了汉人社会将其固化和强化

。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束缚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密。“女主内”被极端化，要求女性足不出户、坚守贞洁。裹脚导致女性行动不便，恰好成为

物理上禁锢女性的完美工具

，正如当时《女儿经》所说：

“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与此同时，男性的审美在病态的路上越走越远。明清文人中出现了大量“品足”的癖好，著书立说，将小脚分为“香莲十八名”等种种类型。

这种畸形的审美“内卷”，使得女性脚的大小、形状直接与她的婚姻市场价值、家族荣誉挂钩。“三寸金莲”成为美女标配，大脚女子难以婚嫁。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即便父母心疼女儿，也不得不忍痛为其裹脚，否则等于毁了她的未来。

清朝经历“康乾盛世”，社会长期稳定，人口激增。在一个相对静止的农耕宗法社会里，习俗的力量变得无比强大。裹脚不再是少数人的时尚，而是

所有体面家庭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训

。它成为一种深刻的“身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代代相传。

当周围所有女孩都在裹脚，不裹脚者会成为异类，遭受排挤和嘲笑。这种无处不在的从众压力，使得裹脚习俗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根深蒂固。

所以，不是明朝不裹脚而清朝裹，而是

裹脚这一发端于更早时代的陋习，在清朝被一组特殊的历史条件推向了极端和普及的顶峰

。清初的禁令，非但没能消灭它，反而为其注入了民族认同的悲情色彩，使之更加顽固。

理学的极致化与男性畸形审美的合流，将裹脚从“可选项”变成了女性道德与价值的“必答题”。长期太平下的宗法社会，让这套规训得以无孔不入地传承和强化。

最终，裹脚在清朝成为套在几乎所有汉族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其残酷程度（追求更小、更弓）和普及范围都远超前代。

直到近代，在西风东渐、民族觉醒和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这场持续千年的“酷刑”才被逐渐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