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重启：这届“中女”，想换一种活法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中女转型」

主笔 | 黄子懿

40岁那一年，莫芝决定换一种方式去生活。

她原本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资深项目经理，工龄已有十多年，带着一个小团队。但在2024年上半年，公司突发业务调整，她和近100多名同事都在半年内被裁员“优化”。但当很多同事还对此一片迷茫时，她却无缝衔接，去到了一家外资运动品牌的零售门店，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兼职店员。

“当时我是觉得，被裁可能正好是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莫芝说，这样的选择不是冲动，而是反复思考后的结果。最开始是因为她喜欢运动，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去学习。但很快，她就发现了这份工作的挑战。由于完全换了一个行业，她要学的东西太多，常常要早上八点就到门店，在开业之前清理到货、整理库存，周末则往往是最忙碌的时候，一站就是一整天。一同与她工作的多是年轻人，她经常感到适应起来要吃力很多。

《繁花似锦》剧照

不过这份工作也带给了她不一样的感受。消费品的零售店员自有优势：工资不高但旱涝保收，有五险一金和年假，也没有职场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维持，平日里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就是导购、收银和叠裤子。团队还经常组织健身活动，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兼职时，她一周能去健身房2-4次，渐渐练出了很多肌肉，整个人的姿态也年轻了很多。

莫芝将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声称自己是从大厂被裁后跑去“叠裤子”。没想到，这种自嘲反而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很多人跑来询问她转型经验、如何应聘等等。有一位四十多岁女性，原本是在上海做时尚杂志的主编，看到之后也对她说：“你这也太酷了！我也要去试一试。”没几天，这位女性也辞掉了工作，去一家运动品牌的门店应聘做店员了。

不少女性会在中年时，重新思考自我的价值所在（图源：视觉中国）

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类似于莫芝的故事是一种新型的中年女性叙事。它不同于过往的“35岁裁员门槛”或是“中年危机”这类的职业困境抒发，而更多是一种有关女性成长的集体表达。这种表达跳出了过去那种必须向上攀爬的单一成功学叙事，转而通过触摸另类的赛道，去关注中年女性的独立自主、个人成长、以及超越年龄的更多可能性等等。在女性用户占主导的小红书平台上，有关“中女”（中年女性）的讨论量也在逐渐增多，“欢迎来到中女时代”的话题一度达到声量高点。

职业转型是最能引起共鸣的点之一。这当中既有主动寻求转型的职场强人，也有莫芝这样被裁员的人。在迈入40岁前后，中年女性通常处在一种“夹心层”的两难地位。除了“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典型家庭压力之外，职场对于女性的期望也无形中变化了——那意味着孩子在长大，女性需要去找到新的重心所在，但这时的职场也不再只是让你拼加班时长，而是需要带来稳定、决策、经验乃至整合更多的资源，同时在家庭生活间找到新的平衡。因而对许多女性而言，这个阶段将是一个困难的瓶颈期，也很可能是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的转折点。

《爱上海蓝军》剧照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亚瑟·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在他的著作《中年觉醒》（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中认为，多数人在30-50岁之后会进入一个职业下行通道，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脑前额叶皮质衰退，导致过往那种依赖快速反应、创新能力的“流体智力”在衰减，而这时候，人就需要转而经营那些以知识、经验以及表达沟通能力等“晶体智力”为代表的第二曲线，从而将对能力和职业下行的恐惧，转变为成长进步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人要摆脱渴望成功的瘾，通过简化对名利的欲望，去触摸真实的人际与工作，从而重建身心的秩序。

对于女性而言，这个过程可能更加艰难——她们中的很多人已做了全职妈妈，在这个年龄段脱离社会太久了。41岁的周文彤目前与朋友联合经营着一个“群青女性成长”社群，这是一个有关中年女性成长的社群，多数成员集中在35～55岁。周文彤曾是一位深圳的全职妈妈，在37岁生完孩子后陷入产后抑郁，自我价值感完全丧失。痛苦之下，她开始学着写作、摄影和自媒体表达。最初只是想有一个发泄的出口，但她把自己的经历发出来后，才发现原来很多同龄女性都面临类似处境。甚至很多女性找到她时，都无法好好吃饭和睡觉。

周文彤在困境之中开始通过写作和摄影自我疗愈（受访者供图）

其中还不乏很多在职的中年女性。“在职的这些中年妈妈甚至更加焦虑。她们很多人原本是很高知的群体，多年下来在职场上熬出了一身病，但在40岁前后女性要往上晋升也很难了——要么要二胎，要么就不工作，要工作的话孩子就顾不上，如果顾孩子就会担心饭碗保不住。所以她们在生活的这种撕扯感是很强的，内心非常纠结。”周文彤说。

“向内求”

37岁生孩子之前，周文彤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她本硕都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毕业后去了深圳一家股份制银行做管培生，一路顺风顺水。30岁后，她不满于只在金融系统里做一颗螺丝钉，跳槽进入了一家小型股权机构，想要学习一些真本事。不过多年高强度经历让她累积了一身病痛，她于是开始健身锻炼，并在31岁那一年辞职去开了一家健身房。这家健身房起初经营得不错，但很快疫情突来，周文彤损失了上百万，“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

这次创业失败后，周文彤是选择是回归家庭生小孩。但这个人生的新阶段，却让她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痛苦迷茫中。周文彤回忆，那时候她的身体疼得走不了路，体重暴涨40斤，还得负责带娃和家务。做了一段时间全职妈妈后，周文彤就想过要重回职场去找份工作，但此时她在年龄上已完全没有竞争力。很快，她就陷入到巨大的产后抑郁中。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过了35岁之后，你过往很多坚持的东西开始动摇了，但新的认知又没有建立起来，那种内心绝望感是非常强烈的，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周文彤回忆，“你会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了谁而活。”痛苦之下，她经常以泪洗面，不得不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不时在咨询师面前难受得发抖。

卢安•布里曾丹（Louann Brizendine）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精神病临床教授和女性情绪荷尔蒙诊所主任。她在畅销书《女性大脑》（The Female Brain）中指出，女性大脑的语言中枢神经元比男性多 11%，海马体（记忆与情绪中枢）体积更大，镜像神经元更活跃，使得女性在情绪感知、共情能力上具备先天优势，也更容易感知到压力和痛苦。女性的焦虑症、抑郁症发病率也是男性2倍，且非常容易受到激素波动的影响。而随着年龄增大，女性的雌激素和催产素水平将会下降，年轻时那种强烈的“维持关系、照顾他人”的冲动会减弱，转而会更注重自我的需求，更倾向于追求个人兴趣或自我实现。

《女性大脑》作者卢安 · 布里曾丹

周文彤对这种年龄带来的改变体会很深。她说年轻时自己在金融业工作压力也很大，但那时候的解决方案更多是“向外求”——通过大量的购物来满足物欲、再去健身房出汗发泄，练出一副好身材，打造一副良好的外形。“但即使做了这么多之后，我也总会觉得为什么内心还是无法完全平静。可能只是暂时好了那么一下子，内心没办法得到长久的安宁。”周文彤觉得，人到40岁前后，会明显更想“向内求”，对物质欲望几乎不再追求，反而想要追求一份内心的宁静与自由。为了自救，她在抑郁之中开始学着静心看书，学习写作、梳理自己的思路。

社会与职场环境的严苛，则是让很多中年女性选择重启的外部原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常年做劳动社会学与性别研究，曾参与过女性高层次人才研究的专项课题。她告诉本刊，女性在不同职场里往上走时，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一般来说比男性困难更大。而这些年的职场变得越来越被资本左右，对人的异化与不友好程度在上升，纯业务导向的竞争放大了权威，也延长了加班时间，导致工作生活的失衡。佟新带过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已到中年的女性，很多人已能在职场里独当一面，“有一点是她们特别认可的，就是现在的职场环境里有一些她们并不喜欢的权威，她们是被这些权力所支配着，随着年龄的增大，很可能在心理上就不想在这种环境下待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蔡小川 摄）

这种职场上长期的存在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在一个经济调整周期中被放大。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发表了一份有关裁员和性别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数据，统计了超过1万家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对于裁员的性别偏好。论文发现，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裁员偏好上均在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向，女性更容易成为被裁的对象，其中民企更为强烈，同时男性普遍更倾向于优先裁员女性。论文认为，国企中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固化，民企则是受利润最大化逻辑与合同不稳定性的影响，员工（包括女性）为了自保也会更支持裁撤女性。

莫芝转型的直接动因就是被裁员。她毕业于一所美术学院，具有设计功底，2024年之前十多年里都过着一种光鲜亮丽的大厂白领生活。莫芝回忆，那时候是公司业务的鼎盛时代，客户广告的经费充足，动辄就是数百万预算，她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就经常要跟客户去北京参加峰会，与各个互联网大佬座谈。她做的PPT和策划通常都能获得客户的好评，这让她在业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

但2020年前后，公司业绩开始下行。莫芝看着缩水的工资，意识到自己真的要为转型做准备了。她先和同事们尝试了所有能做的业务，从大项目转而处理小项目。后来她又投资餐饮业、考虑过开咖啡厅的可能性，耗费很大精力却血本无归，还见证了同行因安全事故关门、老板被抓的惨状。她觉得，这些只是看起来光鲜、却很吃力不讨好的营生。因此，当全公司近百人的裁员令到来时，多数同事的选择都是去继续谋求一份白领工作，而莫芝却不再看中任何光环，想着一定要找一个稳定赚钱且不亏钱的行业。

插图｜圆猫

“40岁再找工作，可选的范围真的很小。”莫芝坦言，当时她面临着两难困境：继续留在广告行业，看着体面但收入未必理想，还可能再次被裁，而做其他行业又缺乏相关经验。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一家运动品牌的招聘广告，想着对方是外企，年龄门槛小，并且经常通过兼职去考察无经验的求职者。这给了她一个机会，“我当时就想，店员而已，我能拉下脸就能干。”

整个门店的团队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居多。好在面试时的门店经理也是一位40多岁的女性。她看中了莫芝过去的工作阅历，在面试结束后，以一种同辈人的话语鼓励莫芝：“我就不信我们会干不过年轻人。”

时代与家庭

如果按年龄来定位，这位门店经理口中的“我们”，多数出生于1970～1985年，属于改革开放前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女性。佟新认为，这一代女性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上世纪50-60年代，毛主席提倡‘男女都一样’，整个社会观念就是男女平等，男人做的工作女人也能做。这一代是承接了那种平等的观念，物质上也经历了一些匮乏，属于比较能吃苦耐劳的一代，但她们又赶上了市场经济的时代，因此思维上会更加理性，视野也会更加宽广。”

周文彤小时候成长于贵州，家庭环境一般。她记得那时候母亲就在发奋读书，从一个中专毕业生持续提升学历，直至考入大学本科，将整家人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周文彤的童年回忆里总有母亲在深夜的台灯下苦读的身影。“我从我妈妈的经历感觉到，一个好的母亲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后来她也跟随母亲的脚步一路读书，从贵州考到北京，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不屈服的女人》剧照

这是属于这一代中年女性的代际特征。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代感召，也见证过努力就可能改变命运的时代红利。在整个社会向上流动的年代，她们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拥有自我改变的意识。因此当她们成长起来后，也能进一步发挥着属于女性的长处与魅力——善于表达自我、与人良好沟通、能接触新鲜事物，是她们的显著特点。更重要的是，她们承接了上一代女性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不满足于在一种生活之下的躺平心态，敢于在遇到瓶颈时“豁出去”突破自我。

莫芝去做门店兼职后，发现挑战超乎想象。第一个便是体力，以前在办公室吹空调，如今却要在门店里不停站立和讲解。她还要记住所有的产品、面料等细节的英文。最让她最恐惧的是收银，她经常担心自己动作慢，更害怕出现账目错误。“第一次站收银台，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无奈之下，她不得不主动跟每一位顾客道歉，说自己刚学，动作会慢一点。但让她意外的是，多数顾客非常友善，安慰她“慢慢来，不用急”。

《三十而已》剧照

作为中年女性，莫芝有着做项目经理时累积下来的表达沟通优势，但劣势就在于学东西太慢。但她工作态度认真，也没有年轻人下班后聚会应酬，上班时总能保持积极状态。不到半年，公司就向她抛出了转为全职的橄榄枝——这在整个城市板块里只有1-2名额。全职的挑战更是远超兼职，她要学习门店陈列、盘点、收货等一系列技能，要熟悉卖场和库房货位，精准找出差异，她仅是熟悉库房位置就花了一个月；收货时她则要核对货品数量，判断是否与订单一致，就连商场的积分抵扣机，虽然不常用，也必须熟练掌握。

莫芝说，整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或许就是如何适应落差。在外界的目光里，门店店员依然是一个带着蓝领色彩的服务业工作。曾有一次，她在门店工作时遇见了一位不太熟的熟人。那一瞬间，她害怕对方看到自己在这里工作，立马就借上厕所离开，后来心理上才逐渐适应。也有长达半年时间，她都不敢告诉家中父母，直到一次吃饭时才轻描淡写地提起。而让她意外的是，从公务员岗位上退休的妈妈反应是相当地鼓励：“如果换做是我在这个年龄，我是绝对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的。”

这也说明，女性的中年转型绝非是一次简单的技能迁移，而需要一场内在思维与心绪模式的改变。在周文彤看来，这一代中年女性成长在社会向上流动的年代，很多人都经历过拼命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刻，尽管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但资源匮乏、竞争激烈的成长环境，让她们内心深处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生存法则”——过于看重学历、职位、职称等外部指标，这些代表着一套稳定的流动模型，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阶层划分和路径依赖，往往会让很多处于不利困境的中年女性产生强烈的不自信感。

《坡道上的家》剧照

“我们可能在学校和社会里学习到了一套生存技能，但它其实不是一套能帮助我们的心智持续迭代进化的方法论。所以很多女性在中年遇到困境时，还是会陷入到一种陈旧的心绪反应模式中去，被大脑本能或是原生家庭带来的模式给裹挟，以至于经常在一些困境中反复地跌下去。”周文彤觉得，女性强大的感性思维是一把双刃剑，它赋予了女性共情与直觉的优势，但在压力下也容易让人沉溺而难以抽离。这是“中女转型”的最大阻力之一。

尤其在面对家庭时，她们更难在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性与照顾亲人的感性间做出清晰的决断。

在中年女性转型的过程中，家庭一直是最大的羁绊。2024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我国男性平均每日参与无酬劳动的时间为1小时52分钟，女性为3小时29分钟，是男性的1.89倍。这一差距相较于2018年调查时的2.48倍已有缩减，但依然明显。佟新认为，中国的性别观念还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一方面，中国女性的性别观念是平等的、现代的。另一方面，很多男性跟不上时代，还在享受男性社会的特权而不自知，“不具有互惠精神。”

事实上，访谈中转型成功的女士，要么是像周文彤一样牺牲了婚姻——40岁那一年，她决定离婚，带着孩子从深圳搬到了大理，开始自己的社群创业；要么像莫芝一样是丁克族。还留在婚姻里并承担着养育孩子任务的女性，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转型的过程将会极度艰难。女性在家务上投入的时间多，必然就影响了职业与个人的发展。这也让家庭重担成了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直接的动因。

周文彤记得，她对婚姻的失望最初就来自独自带娃的辛苦与价值感丧失。那两年里，她抑郁加重，很多次想逃离又下不了决心。最后是咨询师的一句话点醒了她：“无论结局如何，照顾好自己是唯一重要的。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也是你女儿一辈子的力量。”这让她想起了母亲当年对自己和家庭的托举。几乎是一瞬间，她就下定决心离婚，从起诉到拿到离婚证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家庭责任的羁绊一直是女性面临的最大难题（图源：视觉中国）

如今，周文彤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影响了很多人，她也借此连接到了很多其他有着相似困境的同龄女性。在互联网构建起来的同温层之下，很多中年女性得以彼此看见、宽慰和互助。城市女性的转型故事，也开始影响一些县域和农村的女性。她们中的很多人，也开始借助网络去谋取一份兼职的工作，去重拾起自己的价值感。

在这一期封面报道中，我们将目光聚焦在那些尝试着进行职业转型的中年女性们。她们来自城市和县域。有人决定46岁去留学、做律师，有人在45岁那年离开体制去北京漂泊，也有全职妈妈果断开始学习电商、摄影和写作。她们的故事轨迹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内核：一个女性在人生行至中场时，开始重新审视自我的价值，并主动寻找着新的支点。

在她们成长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新中国成立之初号召的“男女都一样”的观念余音未了，而市场经济的浪潮已然袭来。她们普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靠着苦读接受了比上一代更好的教育，也亲历过个人奋斗可能改变命运的时代。然而，当她们步入40岁门槛后，很可能就会发现女性面临的困境远非年龄增长这般简单——职业通道被突然调整收窄、家庭责任却又像是大山一般固化、自我价值感开始迷失。许多女性会在此时困在一种“夹心层”的困境里。向上，常触碰到职场隐形的天花板；而“躺平”或者回归家庭，则可能遭遇裁员的寒流或内心的枯竭。

《出走的决心》剧照

因此，选择转型并非是一种电视剧般的励志叙事，而更像是在多重的结构性压力之下，这一代女性一次被迫的自我突破与重启。那可能是被裁员后的一次下沉尝试，也可能是产后抑郁中的一次奋然自救。这当中，她们要面临很多阻力，经济压力、年龄歧视、家庭牵绊乃至自我怀疑，都时而让她们的内心充满强烈的撕扯。但好在成长阶段中曾经体会过的时代向上的力量，仍在为她们中年调整和破局提供精神动力，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给予她们在传统职场之外，更具独立性的“再就业”机会。

从这些女性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人到中年时选择重启，很可能并不是一场成功的冒险逆袭。它充满了试错、妥协、甚至漫长的煎熬，但正是这些看似不完美的摸索，构成了中年女性真实的重启群像。它不仅关乎着个体的出路，也正悄然重塑着这个时代有关女性、年龄与自我价值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