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Bra”风潮席卷全球，谁来定义女性身体

文/朱若晚

编辑/漆菲

1968年9月7日，美国大西洋城滨海大道上，示威者挥舞着高跟鞋、内衣，抗议美国小姐选美大赛。（图源：盖蒂图片社）

1968年9月7日，美国大西洋城，海风轻拂着选美会场外的栈道。一群年轻女性抬来一个写着“自由”字样的垃圾桶，胸罩、束腰、高跟鞋、假睫毛、成堆的化妆品……被一件件扔了进去。

那些物品并未被点燃，但第二天，“bra-burning（焚烧胸罩）”这个词却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这个并未发生的动作成为女权运动最广为流传的符号之一。

事实上，当时女性反对的不是穿内衣这件事，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长久以来，女性必须以某种被规定好的身体形态获得进入公共空间的资格。

半个多世纪过去，关于穿不穿内衣的讨论仍在继续。只不过，如今的讨论焦点愈发落向日常：我们能否让这一关乎女性个体感受的选择，不再成为沉重的立场表达，而回归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想象一下，一根钢条紧紧箍住你的胸腔，把腰围勒到40厘米以下，呼吸变得短促，内脏被迫移位——这是19世纪欧洲上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身衣与其说是内衣，不如说是一套“形体监狱”，它严酷宣称：唯有被束缚的身体，才是得体的身体。

穿着紧身胸衣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图源：瓦伦西亚民族学博物馆）

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女性的生活轨迹，当大量女性走出家庭、步入工厂，笨重且极端的束身衣在飞速转动的流水线旁显得格格不入。为了换取高效的动作，骨架式的束缚开始瓦解，钢丝圈胸罩在这一时期被普及。

到了20世纪50至60年代，战后经济恢复与消费主义抬头，大众媒体开始系统性塑造更为精致的女性形象。以《Vogue》《Harper’s Bazaar》等为代表的时尚杂志反复呈现一种高度标准化的身体轮廓：挺拔的胸部、纤细的腰线、对称而饱满的曲线。此刻的内衣开始从私密织物转变为公共审美介入女性身体的方式。

压抑的标准之下，反弹随之而来。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女权主义浪潮不断高涨，1968年大西洋城“美国小姐”选美赛外的抗议是其中一个高光时刻：女性将胸罩、高跟鞋等物品投入垃圾桶，以此象征抛弃压迫女性的社会规范。

虽然抗议现场没有火光，媒体仍将其同其他激进抗议联系起来，让“焚烧胸罩”这个有着冲击力的标题传播开来。多年后，当时的活动组织者罗宾·摩根（Robin Morgan）进行澄清道：“我们没烧任何东西……我们想烧掉的是那种‘女人必须如何’的刻板观念。”

当身体成为战场，流行时尚与娱乐文化也在悄然重塑内衣的意义。

1990年，美国流行歌手麦当娜在“金发雄心”世界巡演中身穿金色锥形胸衣登上舞台。在她的演绎下，内衣不再是被遮蔽的私密之物，而成为宣言和力量的象征。

千禧年前后，美剧《老友记》风靡全球，剧中瑞秋的扮演者詹妮弗·安妮斯顿成为一代流行文化偶像，却因剧中常呈现“凸点”造型而被诟病多年。

《老友记》中瑞秋的扮演者詹妮弗·安妮斯顿，她曾因剧中“凸点”造型被诟病多年。（图源：剧照）

安妮斯顿曾回应称：“我穿了内衣，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为它们感到羞耻的——这只是我的胸部。”媒体对此写道：“我们都有胸部，但被好莱坞超级明星提醒这一点，绝对是件好事。”

当西方用束身衣禁锢躯体、凸显曲线时，对身体的遮覆与隐藏是东亚女性共同的身体记忆。

在中国，从汉代的“心衣”、宋代的抹胸再到明清的肚兜，布料的层层包裹让女性身体线条被有意识地淡化。在日本，女性在和服之下穿上肌襦袢与裾除，以抚平身体起伏。在韩国，女性在韩服的短上衣内系紧内裙来固定身形。东亚女性的胸部均被要求妥帖收束，方能符合端庄、含蓄的社会秩序。

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入，绵延千年的遮蔽传统受到冲击，东亚女性的身体被纳入公共讨论。20世纪初，《妇女杂志》《新文化》等刊物先后发声，女校教师林淑华、留法归来的性学家张竞生等知识分子相继撰文，批判传统束胸“损肺伤身”“否定自身之美”，主张以健康与科学，取代旧道德对身体的规训。

观念的松动很快在声色影画中找到出口。茅盾笔下《子夜》里的时髦女性褪去了臃肿的旧式剪裁，换上了薄纱马甲，曲线玲珑；电影明星阮玲玉身着合体旗袍展示线条，成为现代、自信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西式胸罩开始在都市女性的梳妆台与影星的衣帽间里流行，女性身体被允许在公共视域中“显形”。

民国时期，女性身体逐渐在公共视域中“显形”，电影明星阮玲玉是最知名的代表之一。（图源：IC photo、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新中国建立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女性被调动至工厂与田间，成为钢铁般的“劳动者”与“建设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列宁装与工装裤席卷全国，功能性的棉布背心成了内衣主流，女性曲线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去性别化的、健康质朴的美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女性身体的表达迎来新的可能。在1986年的深圳，全国首届健美邀请赛拉开帷幕，女性运动员首次按国际规则身着比基尼登台。这片小小的布料最初被指责为“与东方传统相悖”，《光明日报》对此发表评论文章，称其“符合现代化的价值观”，公开展示身体曲线的着装形式由此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同一历史进程中，东亚社会普遍经历身体现代化的阵痛。在日本，20世纪20年代银座的“摩登女孩”开始拥抱西式内衣；战后，随着工业体系成熟，内衣逐渐从个人选择转化为标准化商品，以华歌尔（Wacoal）为代表的品牌通过“聚拢”“塑形”等标签强化身体管理的规范。

20世纪末以来，随着“韩流”等偶像工业的崛起，精致妆容、紧身内衣共同铸造一套标准化审美。“韩女妆”“日杂妆”教程刷遍各大社交平台，从底妆厚度到唇色选择均被精细量化，女性身体成为一种需要持续维护的公共呈现。

全方位的审美服役引来反弹。2013年，美国导演和活动家妮娜·伊斯科（Lina Esco）发起“解放乳头”（Free the Nipple）运动，强调女性可以合法地裸露上身。2016年，由美国歌手艾丽西亚·凯斯（Alicia Keys）带火的 #NoMakeup（不化妆）标签风靡各大平台。随着这股风潮影响扩大，2018年，韩国社交媒体兴起“脱束身衣”（Escape the Corset）运动。2019年，日本女性通过“KuToo”运动（谐音日语“鞋子”与“痛苦”）挑战强制穿着高跟鞋的职场枷锁。

2016年，瑞典马尔默，民众参加“解放乳头”运动。（图源：Maria Eklind）

多重自发的觉醒，让越来越多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女性将身体作为宣言阵地。

2018年6月，韩国美妆博主裴琳娜发布名为《我不漂亮》的视频，从全妆状态卸妆至素颜并戴上眼镜，成为“脱束身衣”运动的标志性一幕。2019年，中国演员热依扎身着无内衣吊带装出现在机场，尽管遭遇非议，但她坦荡回应：“我喜欢我的身体，为什么不能展示美的东西？”2024年，日本超模水原希子在巴黎时装周期间身穿半透明洋装，大方展现起伏有致的身形。

不论卸下妆容还是脱下内衣，看似各异的姿态共享着同一个逻辑：身体首先是承载自我的存在，而非必须被规训的模板。

21岁的韩国大学生延素敏（Yeon Somin）就是在这一意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我的同龄人中，对内衣的选择被视为个人表达的自然延伸，而非道德问题。”延素敏说，观念的转变发生在日常讨论中。

2025年夏天，韩国歌手权恩妃在首尔“水弹”音乐节上以一身比基尼装束引发热议，在延素敏看来，公众的反馈里不仅有赞美，更包含对“自信姿态”的认可。“只要不过分越界，人们通常会把新鲜的变化看作一种新的尝试，并愿意给予支持。”她这样总结当下韩国的社会氛围。

当“不穿”不再是少数人的姿态，而成为可以讨论的日常选项，内衣逐渐从单一的审美束缚向服务自身的实用工具倾斜。这一转变背后藏着更根本的问题：谁来决定女性的身体该如何被呈现？

相当长一段时间，主流内衣不只是商品，还代表一套成熟的审美规训系统。以维多利亚的秘密（下称“维密”）为代表的性感工业，将修长、紧致、近乎零脂肪的身材塑造成全球通行的理想模板。

2017年，维密大秀登陆上海，这种隐含“身体管理”要求的文化输入达到顶峰，强调女性应通过自我修剪，适配那些设计精巧，却以舒适性为代价的蕾丝与钢圈。这种秩序下，身体必须配合内衣，去完成一种被认可的呈现。

2017年，维密大秀登陆上海，刘雯、奚梦瑶等中国名模走上T台。（图源：CGTN）

变化发生在琐碎的日常里。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追问：穿或不穿内衣，究竟是为了符合某种期待，还是回应自己的身体感受？

更长的通勤、更高强度的工作以及运动健身的常态化，让女性内衣回归到日用品这一本原。多家咨询机构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内衣市场规模接近2500亿元，而“舒适”已取代款式，成为消费的首要权重。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落差。中国自媒体博主牙姐（账号“借我300去洗牙”）拥有近百万粉丝。在她的观察与体验中，真正贴合身体、足够舒适的内衣在市场上并不容易买到。

“很多内衣为了追求所谓好看，直接牺牲了舒适感，就像很多女装越做越小一样。”她向《凤凰周刊》坦言，市面上大量内衣带有强烈的男凝色彩，尺码越做越紧，剪裁一味追求聚拢显形，忽略了不同胸型、不同身形女性的真实需求。

“本来是女性为了自己舒不舒服做的选择，但总被拉到别的层面去理解，比如和两性扯上关系。”作为内容创作者，牙姐对这种偏离习以为常。她发现，自己在网上即便只是分享日常状态或身体变化，也常常被附加上其他解读——女性在谈论内衣时，很难只围绕功能、场景与身体感受展开，不得不时刻面对外界对其“动机”的揣测。

生活在上海的创业者小李选择了更为彻底的“内衣自由”。她告诉《凤凰周刊》，自己五年前就不再穿传统内衣，理由很简单——“不穿比较舒服，而且想买到合适的内衣本来就很困难。”在一些正式场合，小李会选择使用乳贴。

当内衣被重新定义，新的束缚随之而来，自由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变成一种需要随时被展示的姿态。

23岁的芃芃是一位生活博主，她将这种处境形容为“对羞耻的羞耻”。“在互联网上，如果一个女人要表现得‘正确’和坚定，就一定要说自己毫不羞耻。”芃芃告诉《凤凰周刊》，想解决羞耻感带来的问题，一定要先承认其存在，“我要承认我在夏天穿胸罩的原因，那就是不穿会让我尴尬。这说明我还在克服我的羞耻感。”

在喧嚣的舆论场，个体纠结也可能被推向极端。每逢“无胸罩日”，一些社交媒体用户会用标签#nobraday发帖，推广乳腺癌相关健康知识，提倡性别平等，还有用户鼓励女性发布自己不穿胸罩的图片。

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种看似充满关怀的宣传实则对女性造成了双重冒犯。首先，它无视真实病患的处境。对许多乳癌康复者来说，为了维持术后身体重心平衡、防止脊柱侧弯、肩背疼痛等，往往需要穿着特制内衣来固定义乳。

狂欢式的“脱掉”呼吁也让备受疾病威胁的群体感到被歧视。非政府组织“摆脱乳癌乐活无忧”总裁让·萨克斯（Jean Sachs）对此直言：“乳腺癌是威胁性命的疾病，穿不穿胸罩跟它没关系。”

更何况，这种将穿着习惯与健康捆绑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伪科学”。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ICR）及多项权威流行病学研究早已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穿着胸罩的习惯、频率或时长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穿不穿内衣不存在标准答案，更不应成为一种带有道德压力的“健康指标”，它始终是基于个体差异与具体场景的选择。谈及这一话题，牙姐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功能论者”。“舒适度对每个人、每个场景都不一样。”她解释道，“胸大的女生日常需要内衣来托举减震。我健身时也一定会穿运动内衣，因为比不穿更舒服、更安全。”

然而，仅仅依据个人感受来选择是否穿内衣，这份看似简单的自主在现实中往往承压。女性的身体与穿着，从未脱离过社会目光与性别规范的审视。

这种审视最极端的表现，是将穿着与女性安全挂钩。2017年影响全球的“Me Too”运动不仅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更挑战了社会对女性身体和自主权的既定观念。在全球多地，名为“你当时穿什么？”的展览相继举行，展墙上挂着的大多是最普通的衬衫、运动服甚至儿童睡衣——它们均为性侵案受害者遭遇侵害时的穿着。

长期以来，女性的穿着常被用作评判其道德、品行的依据，只有当“穿什么”不再构成过错时，女性才能获得身体自主语境下的合法支撑。但观念的进步，不能一键清除现实的荆棘。在世界各地，女性依然面对无处不在的目光审判，甚至是制度性约束。

2018年，加拿大某高尔夫俱乐部的女员工克里斯蒂娜·谢尔（Christina Schell）因在工作中不穿内衣而遭到顾客投诉，之后她被管理层单独约谈，被要求“必须在制服下加穿背心或内衣”。她提出拒绝后，最终遭到解雇。

克里斯蒂娜因拒绝在制服下穿内衣而被老板解雇。（图源：当事人社交平台）

芃芃向《凤凰周刊》讲述，她因一次未穿内衣出门取快递，与父亲爆发激烈冲突。“他说我丢了他的脸，如果我一直坚持自我，就当没我这个女儿。”芃芃回忆道。即便身处现代都市，她仍能感受到，将女性身体与家庭“体面”捆绑的思维深深影响着许多人。

重重压力之下，不少女性在争取自由的同时进行着精细的自我校准。延素敏告诉《凤凰周刊》，在韩国，当艺人以身体自由的姿态出现时，尽管公众不吝称赞，“私下大家却仍觉得要有一条‘适当的线’。大家支持个性，但也在摸索那个让所有人都舒适的平衡点。”

尽管有阻力，变革仍在进行。2023年6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要求所有市镇的公共泳池必须允许女性裸露上身游泳，任何阻止女性的机构将面临最高50万欧元的罚款。

德国柏林、法国里昂、芬兰赫尔辛基等地近年来陆续通过类似法案，而在亚洲，日本和韩国济州岛多地已允许女性裸体进入温泉、海滩，法律层面男女“裸露权”的双重标准正在被抹除。

美国纽约，参与无上装骄傲游行的民众乘敞篷车前行。（图源：美联社）

制度化变革之外，一系列非官方的纪念日也在拓宽讨论边界。除了每年10月13日的“无胸罩日”（No Bra Day），8月26日的“国际上空日”（Go Topless Day）也颇具规模——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参与者试图以此申明：既然男性可以赤膊，女性也应享有同等权利裸露上身。

公共空间中的时尚与审美表达也在寻求突围。2024年3月的《名利场》奥斯卡派对上，英国女演员弗洛伦萨·皮尤（Florence Pugh）身着羽毛透视礼服，以坦荡姿态面对镜头；一年后的红毯上，美国名模肯豆（Kendall Jenner）披上黑色蕾丝透视裙，勾勒出身体轮廓。

今年1月26日，这种尝试带来极具冲击力的一幕：为宣传自创内衣品牌，美国演员斯威尼（Sydney Sweeney）携团队攀上洛杉矶的好莱坞标志牌，将数百件胸罩披挂在巨大的白色字母上。

斯威尼发布的视频显示，她将自创品牌Syrn的内衣挂在好莱坞标志牌上。（图源：斯威尼的Instagram账号）

这一略显荒诞的“占领”行为一度引发争议，但斯威尼精准捕捉到随之而来的巨大流量，她在一则声明中强调，其品牌提供覆盖40多个尺码的内衣选择，希望推动“无需解释，无需道歉”的穿着自由。

这种利用争议话题来博取关注的商业逻辑，也让“不穿内衣”成为被消费主义利用的流量标签。

2020年，凭借#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热度，时尚品牌Calvin Klein在纽约投放了非裔大码变性模特杰里·琼斯（Jari Jones）的巨幅海报。这张集齐了种族、身材、性取向等多个“政治正确”标签的广告，被不少人戏称为“叠buff冠军”。

非裔大码变性模特杰里·琼斯登上Calvin Klein在纽约曼哈顿的巨幅海报。（图源：盖蒂图片社）

但在不少消费者眼中，这种突如其来的“包容”更像一场精准投机。毕竟在三十年前，正是同一家品牌打造了“白幼瘦”的病态审美风潮。从“必须性感”到“必须自由”，中间只隔着一个营销方案。

当身体自由被物化为橱窗里的商品，它面临着另一种绑架——女性刚从钢圈内衣的束缚中挣脱，转头又掉进商家精心包装的“正确性”陷阱，将身体主权让渡给了外界的评价体系。

即便如此，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关于身体的解释权仍被一点点夺回。芃芃告诉《凤凰周刊》，她在社交平台分享相关观点后发现：“大概是算法的原因，我的受众基本上都是支持我的。”她感到，中文互联网的讨论环境也在变化——“几年前，对女明星身体的讨论还很物化，现在这类话题明显少了。”

小李也告诉《凤凰周刊》，谈到内衣自由时，周围的氛围“总体是支持更多，讨论也更大胆了”，“尽管我们在挑战传统观念时，脑中会不自觉地设立假想敌——那种无形的普世观念压力还在。”

面对内外拉扯，是否存在一把更简单的钥匙？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卡莉·多伯（Carly Dober）提供了一种更温和的视角。她指出，对女性而言，不穿内衣不仅是为了表达某种立场，更可以是一种重新确认身体边界、与自我感受建立连接的方式。“任何允许人们以自己希望的方式与身体相处的尝试，最终都是有益的。”多伯的建议简单而直接，“如果你感到好奇，那就去试试看。”

当这份好奇不再背负心理压力，真正的自由也就随之而至——那意味着女性无需再为一种穿着，付出额外的解释成本或社交代价。就像小李所期待的那样，内衣的穿与不穿，最终会消解为一件轻盈的小事，“就和选择今天穿T恤还是衬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