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业如何更迭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

所评图书：

书名：《时尚：关键概念》

作者：（澳）詹妮弗·克蕾克

译者：赵高辉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

即便到了AI时代，比较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就是时尚风格如何更迭——一些风格会变得流行，然后迅速失宠。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学教授詹妮弗·克蕾克在其所著的《时尚：关键概念》一书中分别引入托斯丹·凡勃伦、格奥尔格·齐美尔等人的涓滴理论，赫伯特·布鲁默的集体行为模型以及乔治·斯普罗尔斯的六阶段通用时尚理论，探讨时尚如何从潮流引领者到时尚权威，然后被更广泛的人群采纳。

凡勃伦的观点是，精英渴望以奢侈购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不同，表达对过气时尚的明确拒绝。齐美尔则关心时尚在调和个体身上互相冲突的压力的能力。赫伯特·布鲁默则认为，并非精英设置了时尚趋势，时尚来自于某一个时刻表达品位意识的集体时尚渴望，从而支持其他人的某种风格或风貌——借由此理论，衣服就是行头，表达某种社会类型的身份。乔治·斯普罗尔斯的六阶段通用时尚理论揭示了时尚体系如何从发展、普及到衰落、被替代，在时尚社会学领域非常广泛。

书作者认为，时尚可以理解为符号体系，衣服以及管理如何穿衣服的规则则构成一套标识。借用符号学理论，时尚同时包含明示意味和暗示意味。这些意味都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虽然在全球化文化浪潮中，许多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尚概念侵蚀了民族性、地域性的意味，但不能完全取而代之。时尚明示意味，可能与赫伯特·布鲁默所说的相似，也就是构成社会类型身份的基础，比如书作者所说的如何通过搭配上衣、下装、鞋子等符号的组合来完成自我身份定义。而时尚暗示意味，尤其通过服装和装扮的细节来展现，比如同样的衣物的颜色或袖口的类型，夹克或裤子的剪裁，还有图案等，都传递出不同的暗示意味。

总体而言，时尚周期由时尚潮流引领者构建和维护，决定在某个时刻什么可以定义为时尚。时尚设计师、流行文化的引领者（影星、歌星、网红），文化偶像、时尚编辑，还有政治领袖、商业领袖、贵族、公众组织的领导者都会发挥具体的作用，引领特定时尚的流行。但如书作者所说，自下而上的时尚潮流生成，也同样存在，尤其是互联网、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创建出更多的内容，为新潮流和新风格的传播创造手段。从青年文化、多元化文化独立出来的一些亚文化，有时会为这些新潮流提供元素。

这也意味着，而今的时尚内部和外部体系运作方式变得更为复杂。比如，电影开幕、颁奖典礼等活动上，明星们会因其设计师服装的选择与其合身与否受到评价，延续、强化或破坏设计师的声誉，一些情况下会迅速形成向下涓流式时尚。而时尚在而今也可能因为街头时尚、亚文化时尚和草根化的流行文化偶像的影响而扭转方向。

毋庸讳言，现代时尚本质上是西方文化塑造个体的一种有效方式。书作者指出，时尚的核心要义就是重塑和规训身体的技艺，生成性别自我和消费自我，获得这些基本的自我技艺需要达成三重视角，包括生理、心理、社会技艺的结合。时尚业的重心是培养女性气质，从女童开始，通过模仿女性成人服装，注入典型的服装标志和符号，让儿童自小就懂得如何掌握成年女性气质。为了确保成长中的孩子不断更新这些符号的承载，时尚杂志、时尚广告、音乐、电影、自媒体内容都致力于书写如何诠释不同年龄的女性如何通过衣着来展现女性气质。

时尚业也慷慨地滋养关联产业，包括身体修整、节食、锻炼、美容提升，最终都服务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如书作者指出的那样，西方文化的传统就是确保女性最终成为良好的“被凝视的对象”，在规训和监视下锻造符合男性审美的身体和衣着。发展到极致，就是通过各行业的制服体系，来引导女性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当然，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现代女性权利运动往往正是通过挑战上述符号体系和标识，来为女性争取权利空间。

时尚营造柔弱、被动、顺从、自我控制、教养、富于情感等属性，而也力图制造力量、攻击性、支配、控制和坚韧等男性气质。有趣的是，男性时尚长期以来过于呆板，因而时尚业刺激消费的重要方式，就是对既有的男性气质进行延续塑造的同时，同时拨付资源来鼓励亚文化群体，鼓励这些群体对性、性别、身份进行挑战。

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西方时尚体系创造出“都市美男”的概念，模板原型包括汤姆·克鲁斯、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大卫·贝克汉姆——很显然，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包装推出的流行文化偶像，包括四大天王、林志颖、小虎队以及后来的F4等，均为这种类型。都市美男指的是对攻击性、力量、支配等男性传统气质予以部分意志，内在和外在表现更为柔和，喜欢购物，专注于提升和维持自己的外表，富有同情心，对待女性友好，这很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花花公子。这类都市美男性取向正常，但其性格、衣着往往融合了特殊性取向者的审美和自恋。都市美男形象使得服务于男性的时尚产品，从时装扩散到男士内衣、化妆品、香水、美容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