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糙一点，反而比较容易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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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祝羽捷

编辑 | 晨仔

纽黑文，耶鲁

自己的瓦尔登湖

万圣节前夕，我隐约觉得会有事发生。当天的空气混着糖果、酒精、大麻和湿气，街上都是打扮成鬼怪、护士、天使的学生。第二天早晨，学校发来一封几乎是固定格式的安保邮件——有人在校园外连开五枪。类似的邮件我已经习惯。纽黑文治安出名地差，我初到美国的生活还没真正展开，心里就先打了个寒颤。

刚来的第三天，买早饭的路上，警戒线封着街口，枪击案现场离我不过几十米。后来我问一个“老美”，为什么不能取消枪支合法化。他耸耸肩说：“这就像中世纪平民坚持要有把剑。”枪击的通告像事后的天气预报。在这样的地方，耶鲁校园像一场错位。街口的喧嚣和警笛声一跨进校门就被隔绝，眼前只剩下石砌围墙、塔楼和滴水兽。

● 在耶鲁看到了超级月亮，月亮就像是一个黄色的邮戳，盖上深蓝色的信封。

别的大学长在城市里，有商场、有地铁、有生活的脉搏；耶鲁像一块旧石碑，被镶在这座小城中央。刚来时，一到天黑我就急着往家跑，生怕街角的影子多看我一眼。那时我不敢抄近道、不敢听耳机、不敢手拎小包（基于过去在伦敦被抢的经历），甚至会因为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声而加快脚步。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能半夜从图书馆走回家，背着电脑，慢吞吞地在路边拍夜色。入秋后，纽黑文每天都像被换了调色盘。某棵树今天暗红，明天就变亮橙，像有人在巨型画布上不断试色。我从图书馆回家的雨后夜晚，空气竟比白天暖些。街灯照在湿地上，亮得像从地底渗出来。我不明白自己怎会变成这样，竟哪儿也不想去。

许多朋友都曾预言，我在“康村”一定闲不住，至少每周都得跑一趟纽约。纽黑文不是一个让人“忙起来”的地方。市中心太小，三四条主街，走着走着就到了尽头。白天属于学生和游客，夜晚属于流浪汉和警笛。而我大概也不是因为喜欢自然，只是偶尔需要离开一下过密的日常。

● 耶鲁的秋色。

过去我对“美东秋色”毫无概念，树木红起来的那几天，整片山林像被某种无形的指令点燃，颜色从北向南蔓延，宛如一场慢动作的接力赛，从波士顿一路蔓延到纽黑文。我从未真正向往太完美的景色，那种干净到没有缝隙的美让我觉得可疑。

就像耶鲁美术馆里那些镀金画框中的风景，美则美矣，却没有创作者在与世界的摩擦中留下的痕迹。

跟着土摩托和几位耶鲁留学生去徒步温特格林湖。从校园开过去不过十几分钟，就像进入了另一个“副本世界”。

和瓦尔登湖一样，这里并不荒僻：停车场旁就是居民区，手机信号满格，风里还能听见狗叫和孩子的笑声。沿湖一圈不过一个小时，落叶的厚度像地毯。风吹起来，叶子在阳光里翻滚，发出细碎的响声。我走在队伍最后，看着前面的同伴一点点消失在林间。

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瓦尔登湖。

● 真正有力的自然，不是用来惊艳的，而是能逼迫你重新审视生活结构。

梭罗当年说是撤退，其实是在喧嚣旁边，给生活量了一下新的刻度。

瓦尔登湖早已不只是地理坐标，而是一面被无数次阅读、触摸、投射的镜子，映出人们关于独立、自足、孤独的浪漫幻想。

而在温特格林湖，没有宣言，也没有象征，只是一处被短暂停留赋予意义的地方。精神远征未必需要一片森林或一所木屋。任何一处尚能安放思考的角落，都可以成为我们内在的、沉静的瓦尔登。拉图尔说，现代性总爱把“自然”和“文化”撕开。我也常怀疑，我们对自然的迷恋，多少带点迟到的返魅：不是想回到原始，而是想借它的沉默和不解释，给自己这边的喧嚣做个对照。

在纽黑文，我调低了世界的音量，守护我的棱角与迟钝。

● 温特格林湖。

一场致敬与质疑的

漫长对话

● 与导师Carol。

卡罗尔·阿姆斯特朗（Carol Armstrong）教授有次问我：“你是不是因为女性主义艺术史才选择了我？”我笑着说：“也许是吧。”

几年前，我曾申请去读女性主义艺术史学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的博士生。在疫情之前，我们有过几封邮件往来，她对我在国内策划的女性艺术家展览表现出兴趣。后来一切计划搁浅，在出行困难的时期，又赶上母亲生了一场重疾，我重新报考了国内的博士项目。

这几年，我一边写论文，一边继续做女性艺术家的研究与展览，莫名觉得自己有种使命感。我从未想过，几年后自己会来到美国。而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只向美国发出了一封，写给了卡罗尔教授。几乎是24小时之内就收到她的回信，说很愿意接收我。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长久的链条在远处重新被接上。

卡罗尔的研究虽然以印象派和十九世纪为主，但她的兴趣从来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名录”。她更关心的是，艺术史如何将女性塑造为被观看的“他者”，并证明性别是视觉权力中深嵌的底层结构。虽然我的博士论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方向，但在我们每周的例会上，女性话题几乎总是最后的收尾。那往往是讨论告一段落后的柔软时刻。理论、分析和方法都暂时被放下，剩下的只是对一种更根本的问题的追问：怎样成为一个能说话的人。卡罗尔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

“你要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论点。”

● 感谢 CHINCHINART、ArtEchive的邀请，以及复旦大学美国校友的支持，在纽约见到很多朋友，和大家分享了观点，一起交流，很奇妙的一天。

查文献的时候，我在一份旧期刊里看见了她年轻时的照片，因为没想到，我还有点小激动。那是Artforum 杂志上的一张黑白照，纸页已经泛黄，边缘的纤维在灯光下微微起伏。那一期的作者名单里，她是唯一署名的女性艺术批评者。那时她还在普林斯顿，离来到耶鲁还有几年。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的表情带着一种未被体制驯化的锐气，目光既专注又游移，像是在审视世界，也像是在被世界审视。那一刻，我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亲切感。

几天后，我在例会后把照片递给她。办公室里堆满了书：书桌上、地上、椅子上、窗台上，甚至打印机上都放了一摞。她每次都在自己桌子所剩无几的空间处，抬起头迎接我。她愣了一下，照片在网络上早已找不到，她自己也不记得了。她眯着眼看了几秒，然后轻轻笑了：“一般我不喜欢自己的照片，但这张……还可以。”卡罗尔告诉我，和我一样，她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成为自己”（fully become herself）。

她的父亲很强势，母亲很能干，既做家务又要工作。“其实她比我父亲聪明，”她说，“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他做的。”她有两个弟弟，好在父母从没要求她照顾他们，也没有太多期待，只希望她“淑女一点”。这种性别秩序，并没有在她的成年生活里自动消失。她现任的伴侣本能地把自己放在“家长”的位置，仿佛她的行动、她的想法都该向他“报备”，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类似她的父亲的角色。可事实是，在两个人之中，事业有成的是她，房租也是她在付——上一段失败的婚姻里也是如此。“我看不出，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默认服从的那个人还是我。”她喜欢旅行，他不爱动，“那你就待在家，我去就好。”她已经对他这么说过很多次。他曾真心相信，一旦她退休，就会乖乖留在家里、按他的生活节奏来。“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变成另一个人呢？”她笑了一下，

“我只是想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谁的附属。”

她在伯克利大学的本科时代，正好赶上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

● 在耶鲁的时光。

1970年代，各种民权运动同时爆发：黑人民权、同性恋解放、反战抗议此起彼伏。她第一次参加女性主义小组的聚会，听到一连串课堂里从未出现过的议题——堕胎、家务劳动、家庭暴力、结构性压迫——青年时代就那样被点燃了。“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女性主义这个词，”她说，“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在质疑某些事。”在1970年代读大学，对一个美国女性来说，并不只是“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这么简单，而是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一个长期由男性主导的空间，但是可以公开讨论性别、身体与平等，慢慢意识到：

学习本身，就是在争取被听见的权利。

我跟卡罗尔说，很羡慕她经历过那样闪闪发光的70年代。她笑着说，她理解这种“时代嫉妒”，因为确实可以把那段时间和今天对比，判断哪些年份更适合新思想出现、更适合人们一起思考。随即她补充道，她并不认同那种“我们那一代才是黄金时代、以后都在走下坡路”的说法，那太自我中心了，似乎“只有我们当年是真正精彩的，后来的都不算数”。在她看来，总会有新思想出现，总会有人在说有趣的话、写有趣的东西，只是我们很容易在回望中把某个年代浪漫化，事后才给它镀上一层“黄金时代”的光。

所谓“完全成为自己”，从来不是顿悟，而是一场漫长的生成，在家庭结构、社会期待与性别规范之间，慢慢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卡罗尔说，她当时读的是艺术史，但真正让她坚持下去的，是那个时代的空气，

她意识到：写作、观看、研究这些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 意外检索到Carol年轻时的照片。

谈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岁月，那时候女教授并不多，尤其在高层几乎没有。刚开始教书时，男同事总是让她干这干那，尽管职级相同，她经常被默认承担额外行政工作，订场地、联系学生、校对稿件……“最难的，”她说，“不是工作量，而是对你的工作和成就的承认——让一个女性的名字真正被记在成果里。”她抬起头笑了笑：“不过今非昔比。你看耶鲁的艺术史系，现在女教授很多，高层也有不少女性。这就是变化。”

2001 年，卡罗尔还在普林斯顿任教，她策划了“千禧年的女性艺术家”(Women Artists at the Millennium)这场重要会议。让她至今仍感到骄傲的是，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亲自到场，并为这次会议写了一版修订后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借机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问题设定，而非把那篇“经典”当成不可质疑的神谕。二十年后的2021 年，她在耶鲁又办了一场会议：“Woman/ Artist”。这一次，讨论不再聚焦于“有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而是转向更不客气的问题：那些被写进史书的“伟大”是如何被生产、被维护的？在这套筛选机制运作时，又有多少名字与身体被安静地排除在外？“女性艺术家”这个听上去进步的范畴，也被推上手术台——毕竟，从来没人认真说过“男性艺术家”。

二十年里，艺术史在变。一方面，女性在包括艺术史在内的各个领域，依然要在男性那种既脆弱又高要求的自我面前打硬仗；另一方面，被严肃对待的女性艺术家和女性学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她半带讽刺地说：如今我们既可以谈“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也可以顺便把“伟大”本身拖出来拆一拆。今年，她获得了美国大学艺术协会（College A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艺术写作终身成就奖”（Distinguished Lifetime Achievement for Writing on Art）。

● 在古根海姆看了Carol Bove的最大规模回顾展。

颁奖词特别强调，她不仅是一个“把艺术写得很好”的人，更是一个把“如何写”本身当成问题来追问的写作者：她长期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缝隙，从具体细节出发，比如一幅画的构图、一个身体的姿态，逐步揭示背后隐藏的权力与历史脉络，让性别、制度等隐形结构慢慢浮现。

前段时间，全美爆发了“No Kings”大游行，人们用行动抗议川普权力的不断扩张，学界与公共领域对权力失衡的讨论进入了街头的集体行动。卡罗尔问我：“我去参加了，你知道这个游行吗？” 那天下午，我在Haas Arts Library 写论文。外面突然传来人群的口号声、鼓点声，从远处一点点传近。有人放下笔走到窗边，我也跟了过去。透过玻璃，看见人群在闪动，举着写着“No Kings”的牌子，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谈笑，有的只是安静地走着。年轻人占多数，也有老年人推着婴儿车，狗拴着彩带在草地上穿行。几个孩子趴在父母的肩头，用小手拍着节奏。周围商铺的门半掩着，店员们探出头张望。气氛出奇地明亮，像是介于节日与抗议之间的一种状态。人群有秩序地缓慢前进，偶尔有人举起扩音喇叭领喊口号，更多人只是随着人流默默行走。

那一刻，平平淡淡的纽黑文像是被激活了，震动的声音在街区间流动。那场面太过欢乐，一开始几乎令人以为是个狂欢节之类的活动。我问她：“你觉得这样的游行真的能带来改变吗？”她回答说：“川普不会改变的，制度不会立刻变，但爱自由的人会更团结。”这段时间，我刚好完成了琳达·诺克林的《女性、艺术与权力》一书的翻译，心里仍有一些疑问。

翻译的过程像是一场缓慢的回声，句子在另一种语言里重生，也被现实重新定义。

诺克林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有效，但我越来越在意的是它落地后的形态。

我对卡罗尔说，很多时候，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被视为一种已过时的立场。因为策划了太多与女性艺术有关的展览，我也常被质疑，甚至被讥讽，说我在炒“性别的冷饭”，或者“做不了别的”。我理解这种声音背后的疲惫。当“女性”被过度使用为议题标签，它确实可能在视觉系统中失去锐度。可我仍然相信，问题并不在于女性艺术是否“新”，而在于它是否仍然能介入现实、生成新的视角。卡罗尔说，女性主义艺术史并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作为身处中国的策展人与研究者，我时时感到一种“理论时差”：同样的概念，落在不同的土壤中，总会变形、生根。理论不是万能公式，它需要被语境重新翻译。

活的糙一点，

比较容易快乐

11月一到，我就套上了秋裤，把羽绒服拉链拉到顶。本科生依旧穿着短裤拖鞋，我们像一个季节里的两种物种。每天都觉得吃不饱。后来见了几个在北美漂着的中国朋友，发现大家都在和饥饿做斗争，我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生活在纽黑文，勾起了我在英国时的饥饿回忆。那会儿我还拿海明威的文章激励自己，说饥饿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能让人保持敏锐。直到被一个朋友无情拆穿：“海明威的饿和您那是一回事吗？”

我想了想，文学里的饥饿叫“经验”，现实里的饥饿叫“买不起、吃不下、做不好”。

我实在不想吃“干巴白人饭”了，开始研究菜谱，主要靠刷小红书，但博主的饭太美，我的现实则是手指切伤6次，烫伤三个小水泡，锅底糊过若干次。后来渐入佳境。慢慢知道哪家超市的菜相对便宜，哪种半成品还能救一救，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能在半小时内上桌、热量够、第二天不拉肚子，就算成功。

● 跟着小红书学做饭，逐渐成功。

为了活得“像个人”，我认真查了几篇北美冬季幸福指南。结论千篇一律：晒太阳、运动、社交。看完我抬头望窗外——下午四点天色就开始往下沉；再低头看看自己裹在毯子里、连翻身都嫌麻烦的腿；顺带扫一眼微信里那排永远回不完的消息。我以前不太会睡懒觉，早起像写进了程序。到这边却破天荒睡到过十二点半。醒来的那刻特别失落，时间像被偷走一截。

日子就在这种提早变黑的天色、始终没被填满的胃口、以及厨房里反复试错的饭菜之间，慢慢长出一种不伟大、但能持续的秩序。上海的生活已经有点把我宠坏了。太小布尔乔亚，太易得了。城市的精密系统和无数看不见的劳动，早已将大多数麻烦提前消化，我只需做个善于选择的消费者就好。久而久之，我差点以为，生活本就该如此顺滑。搬去一个新地方，需要从头建立一套“最低生活配置”。各种账单纷至沓来，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过：“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好在我还勉强能应付日常。

慢慢也算看明白了：

活得精致一点，需要资源、时间和运气；活得糙一点，只需要把期待调低一点。

作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我脑子里那套“古希腊老头”的逻辑就会自动上线：吃得香，睡得着，能敲出几个字，并且懒得跟自己斤斤计较。嗯，这就叫“过得还可以”。

● 在纽黑文捡树叶，拾取到了许多平凡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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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祝羽捷。

本文配图均来源于作者本人，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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