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前女性识字率17%，如今99%，美国拿什么骂人家落后！

特朗普将战争描绘为伊朗的野蛮对抗文明的西方，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话语体系中，伊朗被塑造成一个铁板一块的邪恶国家，代表着进步的对立面。然而，正是这种充满缺陷的分析，解释了德黑兰为何能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让对手相形见绌。

2025年9月15日，两名女大学生在德黑兰大学外的毕业典礼上自拍留念。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法袭击，其核心逻辑建立在两个概念性谬误之上。

第一个谬误是认为伊朗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停滞在中世纪，无法融入现代世界。当被问及为何袭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不构成战争罪时，特朗普的回答印证了这一点。他当时声称：“他们是坏蛋。”第二个谬误则在于，外界普遍误以为美国代表着西方文明。

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审视双方核心人物的学术成就与个人能力，对这些基本假设进行剖析。

分析人士指出，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相比，伊朗的领导层在思想深度、智慧、文化素养及个人成就上，展现出了远超对手的复杂性与成熟度。

我们不妨先将伊朗前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一番比较。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哈梅内伊遭到了美国的暗杀。

哈梅内伊是一位“马尔贾”，即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法学权威。如果要在英国寻找一个最接近的头衔，或许是国王御用大律师或高等法院法官。

这位已故的最高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他不仅精通母语波斯语，还能流利使用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此外，他还掌握了相当水平的英语。

他不仅对波斯诗歌充满热情，还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简·奥斯汀、列夫·托尔斯泰、但丁、约翰·斯坦贝克以及哈里特·比彻·斯托的作品都在他的阅读书单之列。

在2004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他曾表示：“在我看来，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外界认为，这展现了他相当不俗的文学品味。

哈梅内伊与下令暗杀他的那个人之间，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反差。曾为《特朗普：交易的艺术》代笔的托尼·施瓦茨曾推测，特朗普在成年后可能从未完整读过一本书。

在《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一书中，特朗普的传记作者迈克尔·沃尔夫指出：“一些人认为，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从实际表现来看，他充其量只是个半文盲。”

同样发人深省的，是遇刺身亡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博士与其美国同行、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之间的对比。海格塞斯确实曾就读于世界顶尖学府普林斯顿大学。然而，他的学术履历显然无法与拉里贾尼相提并论。

拉里贾尼拥有康德数学哲学的博士学位，并在此后撰写了三部关于康德的著作。

以色列记者吉迪恩·列夫曾这样评价拉里贾尼：“即便在政府任职数十年，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最大的热情所在——哲学。”

列夫称他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他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将沉思的生活与行动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这绝非易事。

在拉里贾尼的著作中，他试图运用西方哲学的规则来捍卫其极端宗教世界观的基本前提，并且经常提出真正发人深省的论点。

将拉里贾尼与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被指嗜酒且偏执的皮特·海格塞斯放在一起比较，其结果无疑令人尴尬。

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博士在英国肯特大学获得了政治思想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深入探讨了西方式自由民主与伊斯兰治理的交叉领域。在思想维度上，他的境界远高于其美国同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后者至今仍否认人为气候变化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白宫或特朗普阵营中那些表现欠佳的公关人物：卡罗琳·莱维特、斯蒂芬·米勒以及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在伊朗阵营中，与他们角色最接近的或许是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本文的其中一位作者与马兰迪相识已近二十年。马兰迪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完成了关于诗人拜伦的博士研究，目前在德黑兰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与东方学。

与特朗普白宫里那些如鱼得水的平庸之辈不同，马兰迪教授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曾在残酷的两伊战争中为国效力，并两次在化学武器袭击中幸存下来。

在预测针对伊朗的战争走向时，他始终能提供比特朗普发言人更为连贯且准确的分析。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政治领导层所展现出的高水平学术素养，本质上是伊朗教育体系的一面镜子。

在美国支持的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的教育水平极其糟糕。然而，自伊斯兰革命以来，该国的教育状况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例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伊朗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即理工科领域的毕业生比例已超过美国。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进程。在伊斯兰革命之前，大多数伊朗男女都是文盲；而如今，绝大多数国民都具备了读写能力。

根据国家人口普查数据，1966年，伊朗女性的识字率仅为17.42%，男性为39.19%。到了1976年，男性的识字率上升至47.49%，女性则为35.48%。

相比之下，在革命后的1986年，女性的识字率已攀升至52.1%。1996年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后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六岁以上伊朗女性的识字率达到了74.2%，而男性的这一数字为74.7%。

2006年的人口普查进一步表明，六岁以上女性总人口的识字率达到了80.3%，男性则为88.7%。到了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在15至24岁的伊朗女性中，识字率已高达99%。

2014年，诺曼·芬克尔斯坦曾在伊朗的伊玛目萨迪克大学教授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思想。他回忆道：“那是一次非常令人满意的教学经历……那些宗教学者绝对非常聪明，而且态度极其严谨。”

他进一步表示：“那里有点像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他们就是守护国家的‘哲学王’。你能感觉到这些人对待思想非常认真，你可以与他们进行高质量的对话。”

芬克尔斯坦还回忆起与一名没有手机的学生之间的交谈。他问道：“你为什么不买部手机？”

那名学生回答：“为什么需要手机？它只能让你和周围的人进行平行的世俗交流；但如果你读一本书，你就能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

芬克尔斯坦对此感慨万分：“我认为这非常令人震撼。我很少听到现在的年轻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

不可否认，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

然而，它绝非美国所热衷描绘的那种落后的避难所。

特朗普曾将伊朗称为“一个充满恐怖与仇恨的国家”，并声称：“你们谈论的是一个已经邪恶了47年的国家。”

当被问及有关美国轰炸伊朗一家海水淡化厂的报道时，他回应称：“他们伊朗人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之一。”

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话语体系中，伊朗被塑造成一个铁板一块的邪恶国家，代表着文明的对立面。

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这种充满缺陷的分析，解释了自五周前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野蛮袭击以来，美国为何在战略思维、战术博弈以及整体表现上，始终被伊朗压制。

作者：

伊尔凡·乔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