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爱过的男偶像都塌成废墟」

「你喜欢哪个偶像组合？」

摄像头打开后，对面抛出第一个问题。提问的人是45岁的崔至恩，她穿着全黑的上衣，留着齐耳的黑色短发，有一张完全素颜的脸——这是她2018年参加「脱掉束身衣」运动后的装扮，一直延续至今。

崔至恩最被人熟知的身份是韩国女性主义作家，2026年年初，她的《这是可以说的吗：我爱过的男人都是废墟》中文版出版。而10多年前，她还是一位采访韩国艺人的大众文化记者，20多年前，她则是一位「不管未来，活在当下，沉迷欧巴」的追星女。

很难统计这世界有多少追星女。但是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就开了536场演唱会，到了年底，Gemini推出的2025年年终总结视频里出现了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这种万人狂欢已被大数据标记成这个时代的坐标之一。这一年，韩国K-pop专辑的全球总销量约为9350万张，堆叠在一起相当于150多座珠穆朗玛峰。毋庸置疑，女性是其中的主力，她们把追星的狂热具象化为无止境的数据、金钱、时间，以及渗透进日常的情感寄托。

然而，与爱意相伴的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些曾经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完美偶像」们，接连以最不堪的方式出现在社会新闻的犯罪版面上：从朴有天因吸毒被判有罪并卷入性侵指控争议，到郑俊英涉及的非法偷拍与性暴力案件，再到胜利牵扯出庞大犯罪网络的「Burning Sun」事件……

为什么我们总是轻易地交出真心，却又难以避免地迎来「塌房」？为什么做错事的明明是「他」，而我们总会觉得抱歉？为什么我们如此热烈地爱着男性名人？

「追星」和「塌房」早已溢出娱乐新闻的边界，它关乎当代女性如何在匮乏的现实中建立精神的乌托邦，关乎她们的爱意与愤怒，也关乎逼仄的现实困境与日复一日的生活焦灼。崔至恩作为多年追星女，作为「包装」过偶像的前文化记者，开始反思这一切。

2026年1月，我坐在自己满是偶像海报、专辑和周边的房间里，和她在视频通话中见面——是的，我也是一位追星女。

冬日熟透的阳光洒在爱豆们的海报、演唱会的手幅上，几乎叠到天花板的亚克力专辑柜存封着我的热情。「追星几乎是女性唯一合法发疯的途径」「那时真的很幸福」，崔至恩回忆。和她如今的身份相符——她的视频背景是一整面墙的书。「但是那些周边我没扔，也没卖，我想着也许以后可以办一个『K-pop粉丝历史博物馆』，因为这是这一代女性情感历史的见证 。」她说。

长达4个小时的对话里，我们聊起20多年前炙热的夏天，那些追着欧巴，热血又略显笨拙的岁月。也聊起2018年夏天拒绝服美役的「脱掉束身衣」运动，到首尔江南大街上两千名女性的示威游行——她们为了反对非法偷拍，高举着标语牌，交换着彼此信任的眼神。那天，雨水如瀑布般流淌在柏油路上，扩音器发出哔哔的声响，走在人群中的崔至恩感受到「绝不放任这个世界的决心，以及我并不是孤单一人」。

我们还一起探讨了韩国娱乐工业，从K-pop到综艺、电视剧，总是对男性太宽容，对女性太严格，「男性连呼吸都能做成综艺，而女性还走在荆棘的路上」。她甚至带着一丝怒意发问：「这个世界真的有在为好好理解女性而努力吗？」

当我问她，作为女性主义创作者有什么困境？她提到自己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大众更容易理解女性主义。「我只是尽力而为，但我不责怪任何人的不参与。」崔至恩说。

以下是《人物》和崔至恩的对话：

文｜曾诗雅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追星几乎是女性唯一「合法发疯」的途径

人物：你的新书书名是《这是可以说的吗：我爱过的男人都是废墟》，在那之前我想先听听你「爱过」的经历——追星的经历。

崔至恩：我是1980年出生的，所以我追星时，喜欢的偶像是比现在早得多的那一代人。我高中时H.O.T.出道了，就是现在推出NCT、RIIZE的SM公司推出的组合，也被视为K-pop的第一代偶像组合。高中时因为要升学考试，其实没法那么喜欢，但高考结束后，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变多了，毕竟是大学生了，我就开始追星了。我先是喜欢H.O.T.，然后喜欢神话，接着喜欢东方神起。后来不只是偶像，比如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喜欢过足球选手，也喜欢过政界人士、电影演员。

人物：这漫长的追星历程中，做过什么现在回头看像「疯子」一样的事吗？

崔至恩：在我们那个年代，必须先到先得地排队，才能进音乐节目录制现场。在某个商场，有那种录制节目的音乐厅，我们就挤在商场的逃生楼梯里，几百个年轻女学生塞满了楼梯，队伍没有尽头，大家整天都在等待，直到节目录制开始。那时，我喜欢的组合人气很高，进场名额有限，我就假装是其他人气较低组合的粉丝，撒谎去排那个组合的队，结果还要被查验是不是真的粉丝，当时真的太紧张了。

当时我去音乐节目现场时也会偷拍，和现在一样，音乐节目都是禁止拍摄的。我偷拍，被抓到，然后逃跑，吵架……做了很多这种事，但当时就是太想要拍下自己的偶像了。

我也会去偶像常去的美容室、咖啡厅或酒吧，试图偶遇他们。当时首尔有个叫狎鸥亭的地方，偶像经常出没。我本来是个模范生，从不去酒吧，但为了看偶像，我开始去酒吧了（笑）。

人物：你让我想起韩剧《请回答1997》，里面女主角也是H.O.T.的狂热粉丝。你会觉得这部剧是在讲你的生活吗？

崔至恩：非常有共鸣。那部剧的主角真的很好地展现了我们这代人追星的样子。那时候韩国女学生能享受的文化并不多，96、97年左右偶像登场，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巨大的快乐和共同体验。

图源剧集《请回答1997》

人物：我记得女主角翘课去追星，而我追星的朋友曾在期末考进行一半时才走进考场，因为那之前她去送机了。你也会有因为追星放弃学业或工作的经历吗？

崔至恩：哈哈，我基本放弃了学习。因为在追星，我根本不想学习。整个大学生活期间，我不考虑未来，既不想谈恋爱，也不想工作，只想着活在当下的追星生活中。

人物：那时候真的感到幸福吗？不想着未来，只想着偶像的那些日子。

崔至恩：是真的很幸福（笑）。只是到了大四，父母期待我毕业后找份工作，我也知道该学英语，考托业考试（编者注：托业指的是商务英语考试，也是韩国就业生找工作时必备技能），但我实在不想做，就只顾着埋头追星。

人物：你的家人，比如妈妈反对过你吗？

崔至恩：她其实并不支持。不过我高考考了两次，第一次考的大学不太好，复读备考时我喜欢另一个偶像（不是H.O.T.），我把那偶像的海报贴在房间里，然后发誓：「我要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然后就能随心所欲地追星。」 结果真的因为这份动力，好好努力，第二次考上了梨花女子大学。上大学后，我们专业的同学都在认真学习，所以全专业49人，而我以第49名的成绩毕业了。不过因为考上了不错的大学，父母觉得我毕业后也总能就业的，就放任我追星了。

人物：你怎么看待追星时粉丝之间的吵架呢？

崔至恩：追星这件事，与其说人们只用热爱之心来维持，不如说很大一部分是用「想要战斗的心」「想要炫耀自己爱得更优越」的心。虽然这样说不太好，但人类本性可能就是喜欢区分敌我、证明自己的爱更优越吧。

人物：你说到了敌我，除了不同的一方，也有相同的一方吧。当我追星时，有时让我痴迷的可能不是舞台上遥远的爱豆，而是和我一起享受同一份热爱的同担们。我从她们身上感受到连带感、归属感，我们素昧平生却第一次相见就会相互信任、互赠礼物，并且竭尽所能地帮助对方。你的追星之路上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

崔至恩：有的。我不太擅长在陌生的新集体里交朋友。但在梨大的校内网上，有人发帖说「梨大的神话粉丝聚一聚吧」，我就去了 。在系里我交不到朋友，不知道说什么，但在那里遇到喜欢神话的朋友，太聊得来了。因为很多系里的同学，会觉得「大学生了还追星很奇怪」，但在这里大家都一样，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那些朋友到现在也是我最亲的朋友，虽然我不再是神话粉丝了，但我们一起度过了20多岁那段疯狂的时光 。我们认识快25年了，一起经历了就业烦恼、结婚、家庭问题，她们比我亲姐姐还了解我。我们至今还会时不时回忆以前追星时的疯狂日子，有些事我完全没印象了，她如数家珍，我听完都难以置信地说，啊，是吗？我做过吗？

人物：哈哈，你们真是彼此20代的见证者。其实现在很多20代、30代的女性也和你一样，不谈恋爱，选择追星。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崔至恩：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啊。现实恋爱太难了，曾经的我也觉得很难。我20多岁时几乎没谈过恋爱，是所谓的「母胎单身」。我从女高毕业，然后读女大，很不适应男性的存在，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但我毕竟是异性恋女性，想爱男人，可现实中没有值得爱的对象。而偶像既长得好看，又不断展示魅力，还渴望我们的爱，爱上这样的存在能满足很多需求。

加上现实社会对外貌的标准中，对女性的要求极高，但对男性却没那么严格。韩国以前有句话是「女人漂亮就是考试三冠王」，意思是说女性漂亮的话就仿佛通过了司法考试、行政考试、外务考试三大考试，拥有成功人生。社会期望女性注重外表，她们需要身材苗条，留长发，化好妆，穿着得体等等，有太多的标准和要求。但男性却没有同样的标准。所以，女性在寻找伴侣时，对美有着明确的标准，如果她们发现很难在现实生活找到这样的男性，自然就会转向媒体中符合女性审美的男偶像。

人物：所以追星，是源自一种对现实的不满意？你也在自己的书里写「一个人如此炽热地爱另一个人需要强烈的幻象」，你追星时的幻象具体是什么呢？

崔至恩：我明明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外貌和舞台，但我会想象，他一定很讲义气、很体贴、很聪明，和成员关系很亲密——我们不仅对个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浪漫的幻想，有时甚至仅仅因为偶像戴了眼镜，就幻想他应该热爱读书，头脑聪明，是个天才，哈哈。

崔至恩收藏的偶像周边

人物：有没有什么幻象是追星女共同追求的呢？学生党和上班族的追星会有什么不同追求吗？

崔至恩：像我学生时代的情况是，当时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混乱、迷茫，觉得自己很寒酸，而舞台上的那些偶像光鲜、帅气，给我带来了一些「你也能做到」「你是有资格被爱的人」的信息，这对韩国青少年、青年都是非常需要的信息，也是我们在那个年龄需要的爱的寄托，所以大家容易沉迷追星。

而进入职场后，比如我刚才说到认识25年的好友，她曾有一段时间没追星，但随着职场生活变化太多，令她感到疲惫，有一天，她突然宣布「我现在要开始喜欢Stray Kids（韩国男子组合）」了。一般的职场人，平时早上起来吃饭，穿衣服去公司工作，下班回来休息，日子循环反复，如果没有特别能投入进去的爱好，生活会变得无聊、冗长、没有期待。而当我有了追星的对象，Ta今天出新歌，明天公开舞台，下个月举行粉丝见面会，之后还有演唱会巡演，一样流动的时间就被一个个期待到来的日子特殊标记了，人生也充满了新的动力。

在这个现代社会，我觉得人们都想给自己的生活找个重心，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持续，能有意义，能有精彩的时刻，但要靠自己实现这一点很难。所以，大家想在一段与我所爱之人的关系中找到它。因此，在我看来，追星是像维他命一样的存在。

人物：曾有追星女说：「世界上所有的嘘寒问暖都暗藏金钱交易，唯独追星时的金钱交易里全都是真心。」你怎么看待追星女们投入的金钱、时间和感情？

崔至恩： 现代社会给女性很多条条框框，要端庄、要省钱。追星几乎是女性唯一可以「合法发疯」、花自己的钱还不伤害他人的非理性行为。在这里我可以尽情投入，这种「疯了」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解压。

至于感情的部分。虽然我不追星了，但所有的周边，我没扔，也没卖。我想着也许以后可以办一个「K-pop粉丝历史博物馆」，因为这是这一代女性情感历史的见证。

人物：说实话，你现在真的不追星了吗？

崔至恩：我现在很难再爱上活着的真人了。但我这阵子很喜欢看看小说、看网漫，也有一些很喜欢的角色，还会找同人文来看。

人物：果然，追星女的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崔至恩：（频频点头）没错没错，是这样（笑）。

崔至恩收藏的偶像周边

闪闪发亮的偶像，塌成废墟的现实

人物：虽然一度沉迷追星，但你最后成功就业了，说说你的职场经历吧。

崔至恩：我大学的专业是秘书学，本该去公司做文职的，但因为追星，我不想进普通公司。为了逃避就业，我去了广播学院学编剧课程，后来当了纪录片节目的辅助作家（编者注：类似国内节目的助理编剧）。我非常讨厌电视台里默许的性骚扰氛围。有时，大家一起去KTV，年纪较大的男PD（编者注：PD即节目导演、制作人）会抱着女作家跳舞，却没有人阻止。聚会的酒桌上，也会让女作家给男PD倒酒、活跃气氛。因为讨厌那样的氛围，所以我辞职了。后来凭着对媒体和偶像的喜爱，我成为了记者。

人物：过去追星的经历对你后来这份长达10多年的记者工作有帮助吗？

崔至恩：很有帮助。当粉丝时，我对媒体很不满，因为它们总是把粉丝描写成无脑、不可理喻的样子。成为记者后，我想基于我的经验，去理解粉丝，去接近偶像。我知道粉丝想问什么，也知道怎么写能展现偶像的魅力 。我会做非常详尽的准备，几乎看遍他们所有的资料，比如他们的舞台、综艺，甚至是和粉丝互动的各种言论。当我提问时，偶像们往往也会因为我如此了解他们而惊讶和感动。

人物：你是说，你会主动美化那些偶像吗？

崔至恩：是的，我曾竭尽全力地去展现他们的魅力。

人物：所以，你也曾是包装、制造偶像的一员，那么当听到自己包装过的偶像塌房时，你心情如何？

崔至恩：做记者久了后，幻想其实已经破灭了一部分，因为我发现偶像也是普通人。但更严重的是，当我采访过并写文章包装过的人，被揭露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我曾经采访过Big Bang的胜利，我在文章里把他写成一个很酷的人——当然，因为这篇文章出自幻想之人的手。当Burning Sun事件（编者注：Burning Sun事件指2019年，以男星Big Bang的胜利投资的夜店为核心，牵扯出多位娱乐圈艺人及政商人士涉嫌迷奸、非法偷拍群聊、毒品交易以及警黑勾结的特大社会与娱乐圈性犯罪丑闻。）爆发时，我感到巨大的冲击，还有一种愧疚感：我写的文章是不是把一个坏人包装成了好人呈现给大众？我的工作是不是助长了他的名气？ 不仅仅是胜利，当男明星犯下针对女性的罪行，这让我对「称赞男明星」这件事产生了怀疑和疲惫。我开始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才把他们包装成这样，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样做真的好吗？

渐渐地，随着类似的事情不断重演，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享受写明星文章的乐趣了，我也很难再爱上活着的男明星了，因为潜意识里总觉得「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让我失望」。

人物：你是第一时间就选择相信了塌房消息吗？其实有些粉丝会选择不相信偶像的罪行，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崔至恩：我一般都会相信，甚至有时会和朋友们说，我就知道会这样。至于那些不愿意相信的粉丝，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不仅是否定偶像，也是在否定自己投入的时间、金钱和感情。这就像某种信仰，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承认他是个坏人，等于承认自己过去的那段人生被浪费了。

人物：你自己经历过什么刻骨铭心的塌房时刻吗？

崔至恩：我以前是东方神起朴有天的粉丝。

人物：那一定是段难过的回忆，当时的你经历了什么？

崔至恩：其实没什么（编者注：2016年，韩国媒体曝出朴有天性侵了一位女性，后来受害者增加至三位，朴有天反告她们诬告罪，经历数年拉锯，其中一名女性被判诬告罪无罪并在2021年得到了朴有天道歉和5600万韩元赔偿。与此同时，2019年4月Burning Sun事件热议期，传朴有天吸毒争议，三个月后他被判吸毒罪获刑。）我和朋友们狠狠地咒骂了他。比起悲伤，我们感到更多的是空虚、愤怒。当时我已经是一名记者了，我对这位偶像的幻想早已消退，所以当他塌房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觉得一切都不算牵强，他喜欢夜生活，喜欢喝酒，但作为女性，我从未想过，他是会犯下性犯罪的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争议确实令人震惊，而他犯下的罪行如此令人发指。

人物：我曾看过获得釜山电影节纪录片奖的《成粉日记》，是一位粉丝在得知自己偶像郑俊英「性犯罪」后的心路历程，里面有一句话是「明明做错事的是他，为什么我会感到抱歉」。偶像塌房时，你也会有抱歉的心情吗？

崔至恩：比起抱歉，我认为应该是后悔的心情。其实，我觉得粉丝们没必要感到抱歉，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现实中，女性确实会因为自己喜欢的爱豆而感到后悔和羞愧，因为人们会批评说：「你最喜欢的偶像犯了罪。」这是因为女性喜欢男性名人这种行为不总是被正面看待，成年女性尤其如此，当男性名人做错事时，人们总会抓住机会嘲笑她们。这就是为什么当女性发现自己喜欢的男性名人犯了罪时，她们会感到羞愧、后悔、愤怒、背叛、内疚和不公等等一系列负面情绪。我认可其中后悔的情绪，但我并不觉得应该感到抱歉。

人物：在男偶像塌房的另一面，一些女偶像的离世也带来了悲伤和愤怒，你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了雪莉和具荷拉的离世，她们对你的影响很大？

崔至恩：影响非常大。她们因为稍微偏离了社会对「年轻女偶像」的期待——比如雪莉因为交往了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的男友，没穿内衣等一些和过去女偶像不符的行为，就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恶评。这个社会似乎无法容忍年轻女性拥有自我。看到她们的遭遇，让我感到愤怒和无力：仅仅因为是女性，就要承受这些吗？

媒体过度关注女艺人的举止言行和瞬间表情，通过疯狂转发来增加流量；大众对此麻木不仁，乐在其中。我在2016年写过一篇关于雪莉的专栏文章，文章末尾我还曾衷心祝愿这位与韩国社会、媒体及「大众」格格不入的女性，「雪莉现在平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却站在韩国社会的对立面。我无法预知最终谁将是筋疲力尽地倒下的一方，我只希望不再有人被轻易地推下悬崖。」

但最终，雪莉离开了人世，然后是具荷拉。当具荷拉的死讯传入我生活的那一刻，我崩溃过，我感到过愤怒、悲伤、哀悼和惊慌，有些夜晚只有喝下烈酒才能入睡，因为我痛恨杀害她们的人和世界，这份憎恨令我筋疲力尽……

人物：在她们离世后，你又写了一篇《即使离开了人世》的文章。

崔至恩：是的。我会铭记这两位20多岁的女性。具荷拉在遭遇前男友崔钟范的暴力伤害，忍受被威胁传播不雅视频的痛苦时，仍然积极支持其他受害者，帮助揭露「郑俊英群聊室」案件的真相。雪莉去世后，有人还继续以她的名义向福利盲区的年轻女性捐赠了价值相当于五亿韩元的女性生理期用品。她们始终保持着勇气和尊严，即使最后离开了，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自己所能。作为一个活在当下、上了岁数的女性，我也会尽我所能，做些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事情。

崔至恩新书中的章节《女人为何要自责》

男性连呼吸都能做成综艺，而女性还走在荆棘的路上

人物：你曾在一档播客节目里说，2017年春天，你离开了工作10年多的文化记者岗位，是因为无法忍受韩男娱乐才辞职的。能解释一下什么是「韩男娱乐」吗？

崔至恩：韩男娱乐大致是指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女性出现的综艺，比如2010年左右的《两天一夜》《无限挑战》这两档加起来收视率超过了50%，但常驻嘉宾里没有一位女性 ；第二种是即便出现了女性，比如《真正的男人》的女军篇反而是在加深对女性负面偏见的综艺。

此外，观众对男女艺人的反应也存在区别。金瑟祺在《我独自生活》这个节目里准备新居乔迁的食物，但准备的量很少，于是网络上闹翻天，有人指责「她真是小气啊，连招待客人都不懂」，导致她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道歉信。反观同一个节目里的全炫茂，不懂洗衣机的使用方法，把要洗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两个月之久，最后衣服都发臭了却被人们理解成是「独自生活，对过日子不太熟练的」的「人设」。

韩国社会中的女性几乎走在荆棘之路上，而男性连呼吸都被做成综艺，做什么都很容易获得掌声。

人物：近年来，韩国出现了像《街头女战士》《地球娱乐室》这样强调女性力量和情谊的综艺。你如何看待这些节目的诞生？有哪里让你觉得是种进步吗？

崔至恩：我认为这两档节目在市场上非常成功，但整个综艺节目市场，对女性、对女性间的关系仍没有更丰富的解读。看看媒体中「有趣」的女性角色，大部分都是中年女性，已婚——在韩国，这些女性被称为「大妈」（中年女性）——她们的言谈举止可以不礼貌，甚至可以有些「放肆」。但对于年轻女性，那些30岁及以下的女性来说，可接受的性格范围却非常狭窄，女偶像仍被要求在节目中撒娇，展现好的外貌和性格。

而相比之下，人们对男性非常宽容。很早前，有像刘在石这样的人，友好、温和，因能亲切聊天而积累了人气。也有些男人性格粗鲁却被认为有「男子气概」和「真实感」而受欢迎，有些男人说话不经大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尽管招致了周围人的批评，也被当作「头脑纯洁」、为了搞笑才这么说而糊弄过去，男性的性格在节目中真的非常多样。

人物：但是《地球娱乐室》里出现了李泳知这样既年轻，又有趣、富有才华的女性，甚至经常素颜出镜，这不能算进步吗？

崔至恩：李泳知的确是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很特别，很与众不同，无论是说唱，还是综艺效果。但你会发现，作为女艺人，除非她们真的非常与众不同，否则很难在娱业内立足。而与此同时，许多男艺人即使才华平平，不如李泳知那么出类拔萃，却早已在业内站稳脚跟，拥有自己的事业。

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性别歧视的结果。现在，只有少数被大众接受、被认为可以接受「罪恶」（指不用画精致妆容，不用撒娇满足刻板女艺人印象）的人，才能在男性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难道不应该让更多没有特别天赋、更加普通的女艺人也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吗？

图源综艺节目《地球娱乐室》第三季

人物：综艺之外，最近几年K-pop歌词中有很多关于「爱自己」「女性主义」的内容，你怎么看？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仍只是一种商业上的市场策略？

崔至恩：我小时候，一些很流行的K-pop歌词，尤其是女团的歌，唱的不是女人渴望得到男人的爱，就是女人被男人抛弃的悲伤。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但真的很讨厌这些歌词，我想，「为什么我这个年纪的女生要唱这些歌？感觉歌词很空洞」。

K-pop中的女性主义歌词其实早年间在宝儿的歌、少女时代《再次重逢的世界》中也有呈现，但在2015年之后随着女性主义在韩国开始流行又重新登场。像Mamamoo（韩国女子组）这样的组合走红，还有AOA——她们之前以性感装扮著称，但当她们身着西装出现在音乐节目中时，引起了巨大轰动。我认为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这些K-pop女团女性粉丝群体增长的结果。

女性粉丝希望看到更有主体性的女偶像，她们想要的是更强大、敢于向世界表达自己想法的女性，而不是媒体上常见的穿着短裙、天真无邪的少女形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说「我想要强大、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女性」，女团也开始在歌词和表演中做出类似的改变，虽然这是商业的一部分，但最近，女团Idle发布了一首名为《Mono》的歌曲，歌词非常精彩。要知道在以前，K-pop偶像组合的制作主要由男性主导，而Idle小娟证明了她能够为团队制作和创作音乐，这很有意义。

不过，归根结底，这依然是「名人女性主义（Celebrity Feminism）」，是在年轻漂亮身材好的娱乐产业框架下的反抗，我们需要思考这对现实中平凡女性的生活有多少实际改变 。

人物：不仅是K-pop，还有韩剧，这几年从《安娜》到最近《亲爱的X》韩剧中的女性角色不再一味的「真、善、美」，开始有野心，有黑暗面，以一种「恶女」形象出现。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崔至恩：这和刚刚提到的K-pop趋势很像。电视剧历来都是以女性为目标受众创作的，所以如今女性的愿望直接反映在电视剧中是不可避免的——她们希望女性更有能力、更聪明、更独立。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强势的女性角色，甚至「恶女」，像安娜那样利用他人来求得生存或成功的女性角色开始登场。我认为这让整个电视剧行业比以前更有意思。

但另一方面，令人失望的是，因为我们期望女主角坚强、独立、聪明，但现实中的女性并非如此。人类是非常复杂的生物，所以肯定存在着力量与弱点、正义与懦弱等等的混合体。那些被电视剧塑造的「恶女」角色有时过于强大，也会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和简单。

只有当我们承认现实中的女性显然并不完美，并且要求不完美的女性也能平等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我认为，无法承认女性的复杂性仍是一个问题。

人物：与强势女主角的登场不同，这几年，韩剧中的男性角色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柔弱但爱妻」的角色。

崔至恩：是的，大约十年前，我觉得韩剧里的男性角色更暴力。当他们想和女主角说话时，会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拖走，或者对她大吼大叫。这在当时常常被解读为一种男子气概的体现。但现在，随着观众逐渐意识到这是暴力而非浪漫，批评的声音也显著增加。这导致男主角的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今维护女性的男性角色开始逐渐登场。去年热播的《苦尽柑来》，朴宝剑饰演的梁宽植就深爱着女主角，并一直支持她，不断提醒着观众她在他心目中比任何人都重要。

人物：但人们也说「梁宽植是只存在在电视剧里的男人」，在中国有句话是：「如果你爱电视剧的男主角，其实爱的是女编剧的灵魂」。

崔至恩：没错，我也这么认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男性角色很可能都是女性笔下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受人喜爱，正是因为他们出自女性之手。女性总是对男性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充满好奇，会经常思考这些问题。可能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大量的文学、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即便描绘了不同的世界，但这些世界大多以男性为主角。所以，作为女性，我们不断地从男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想象自己成为男性会是什么感觉。

人物：你会感到「女人总是在反思如果自己是男性会怎么想，而男人却很少在乎女性怎么想」吗？

崔至恩：我很难判断男性对女性的思考有多深入，他们是否会好奇女性的内心想法，是否会代入女性的视角，去真正理解女性的生活。但我可以说一个例子，韩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男小说家，名叫金薰（김훈），70多岁，写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他有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其中提到了月经，但他在小说中对来月经的生理过程以及处理方式的描写，别说是女性作家，连普通女性看完都觉得不合常理。而这部小说还获得了文学奖，因此引起了很多女性读者的愤怒。

女性不是有很长一段为了「成为男人理想中的女性」而努力的历史嘛，但是男性究竟为了得到女性的喜爱，有多想理解女性，有多想好好呈现女性呢？我不禁疑惑，他们真的在努力吗？

人物：近几年，K-pop男性艺人也在渐渐变成「被凝视」的一方，他们需要和多年前的女艺人一样，变得「性感」（比如跳舞动作露出腹肌），变得「清纯」（比如要会撒娇），连现实生活中一些餐厅都会出现猛男表演。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崔至恩：我认为女性开始感受并表达自己的欲望，而男性也因此做出改变，这是一种进步。但归根结底，如果你问这是否意味着女性不再那么在意自身的外貌，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整个社会对外貌的过度关注，尤其是对年轻、好看、苗条的审美标准逐渐蔓延开来。这真的是好事吗？一个不年轻、不美丽、不苗条的人必然会被贬低的社会，真的算是进步吗？我认为一个人们不那么在意外貌的社会才是更好的社会，但就目前而言，美的标准却越来越高，这并非好事。

在《20世纪女人》观影活动上发言的崔至恩

为什么女性如此渴望得到「姐姐」的建议？

人物：是什么契机让你从追星女变成女性主义者的？

崔至恩：我最开始接触女性主义教育是初中，一位老师让我们全班读了《世界的一半是女性》这本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女性主义。

大约在2015年，韩国似乎出现了很多与女性主义相关的议题，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Megalia」等女性社区，创造了一个空间，让普通女性可以畅所欲言我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社会弊端。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是一名职场人，大学生或高中生，当面提出「这是性骚扰」，我可能会受到批评、殴打，甚至让自己身处险境。但在网上，我可以匿名地说「这是错误的」，通过网络平台，我们可以提出问题，甚至影响法律和制度的变革。

当时我也觉得我必须亲自站出来。尤其是，我之前一直把韩国娱乐圈中那些厌女的元素，比如贬低女性的言论和厌女的刻画，当作笑料一笑置之。但从2015年开始，我意识到我必须站出来反对这些，于是我开始更深入地参与到反对的过程中。

人物：除了在社区提醒大家反思那些生活中的「厌女」时刻，你在2018年加入了「脱掉束身衣」运动（编者注：2018年韩国网络上兴起一场「脱掉束身衣」女性主义运动，韩国女性以不化妆、剪短发、穿舒适的衣服等行为来反抗社会要求她们「服美役」），是什么让你加入了这场运动？

崔至恩：我参与「脱掉束身衣」运动，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只要求女性承担的「美役」。例如，在求职面试中，对女性会有外貌期望，但对男性就没有，甚至只是招聘一个兼职员工，也会明确要求女性整洁、得体、带妆。所以我参与其中，剪了短发，也不再化妆。「脱掉束身衣」目的不是要指责那些还想化妆的女性，而是要减少社会对女性外貌的强制性要求。以前不化妆出门像犯罪一样，现在至少大家觉得素颜也是一种选择。

人物：那你如何平衡「不想服美役」与「依然想打扮得漂亮」的个人欲望？

崔至恩：我在20多岁到30岁出头时，为了减肥，吃过减肥药，也做过小腿肌肉退缩术。当我一开始参加「脱掉束身衣」运动时，我也会陷入对好看妆容、苗条身材的渴望，每当听到其他女性说着「还是有想瘦的欲望」，并为此感到自责时，我也会感同身受。但有一天，我去家附近的裁缝店，花6000韩元加宽了两条裤子的腰围，终于舒适自如呼吸时，我意识到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我的身体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不知道「自由滋味」的生活了。当然，不能否认衰老也是一个契机，我如今40多岁，也已婚，的确对自己的外表看淡了。

2018年，崔至恩在青岛旅行

人物：当韩国人追求素颜自由的时候，在中国，如果一个女性精心打扮会容易被误会没有专注在学业或者工作上，或者会被问「你今天有什么约会、重大事项吗」，你如何看待「素颜的自由」和「化妆的自由」？

崔至恩：女性想要变得漂亮的愿望是一种人之常情（我和朋友见面时也还是会涂素颜霜，上节目时也会化妆，与其说完全「脱下束身衣」，不如说是过着舒适的生活），当然男性也会有，但他们面临的外部压力不同。韩国也有中国这样的情况。作为女性，我们既被期望外表漂亮，但作为学生和上班族，又被期望是认真、专业、拥有学识的。这使得女性处境更加艰难。我认为创造一个让女性更自由表达自我环境的重要一步是「不再对别人外貌指指点点」。

人物：不仅仅是女性主义运动。你在书里还写了自己差点成为强制猥亵案件的受害者的经历。当你在写这个故事，回忆这件事时是怎样的心情？写出这个故事治愈了你吗？

崔至恩：治愈我的不是写作，而是那位加害者受到了惩罚。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我遭受的是非常轻微的性暴力。如果法院轻描淡写地处理，我觉得这可能会让我感到来自社会的巨大背叛，但我很幸运，因为加害者被严惩而得到治愈。

很多女性可能遭遇比我更严重的伤害，而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的回应，那其实是整个社会对她们的巨大拒绝。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法律和制度必须以受害者为先，提供更多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是要预防伤害的发生。

人物：如今你成了一名作家来书写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在书里写到，自己第一次新书发售时，母亲来到现场的故事。当你成为女性主义作家后，你和妈妈有什么沟通吗？

崔至恩：我妈妈对女性主义并不感兴趣。她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以前是韩语老师，是很典型的传统韩国女性，她从不跟我谈论女性主义，只是有一个支持女儿的愿望。当我大学毕业不想当公司职员，决定去广播学院上编剧课时，我妈妈背着我爸爸帮我偷偷交了学费。直到我找到工作，我爸爸才知道这件事。当然，我妈妈的本质是希望我能找到工作，能结婚生子。但当我拒绝生孩子，成为丁克时，虽然一开始她说「当然要生孩子啊」，但她也从来没有因为我不想生而批评过我。她不理解，但选择尊重我。我觉得我妈妈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视角，是不同的人，但我很感谢她，作为妈妈能接受我的一切。

崔至恩新书《这是可以说的吗：我爱过的男人都是废墟》

人物：你选择丁克，和韩国社会环境有关吗？

崔至恩：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我个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我清楚地看到在韩国社会，女性生孩子意味着什么——职场中断、丧失自我、独自承担育儿责任。这不仅仅是给点育儿津贴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如何对待母亲的问题。

人物：这些问题在文学作品中也被反复提起，这几年赵南柱、韩江、金爱烂、崔恩荣等韩国女作家似乎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精神共同体。你如何看待这几年韩女文学的崛起？

崔至恩：其实，我认为韩国过去就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作家，但她们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

当我们说文学是对人类生活深刻而多元的洞察时，我认为女性的视角必然与男性有所不同。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所以流露出这么多被压迫、被剥削的女性故事，而这些故事以文学的意义触动人心。

如今，随着女性主义的普及，关于女性的故事以及女性作家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们的出版行业终于意识到读者想要了解女性的故事，因此更加重视女性作家，而我们的读者正对此做出自己的回应。

人物：那么，作为女性主义创作者会有什么困境呢？

崔至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大众更容易理解女性主义，让自己写出来的观点更有趣、更容易被接受。我无法否认现代人偏爱简单的叙事，毕竟大家都想要逃避残酷的现实。但就连像网漫、网剧那些刺激的、有趣的、吸引人的作品中，肯定也传达着一些女性主义的信息。因此，我希望这些信息被更多人接受，而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吸引人的作品。

我只是尽力而为，但我不责怪任何人的不参与。

人物：除了女性文学作品，我们也经常从周围女性身上试图得到指引。你曾在书里提到自己年轻时会结交让自己崇拜的成熟女性，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也经常有人请40岁的姐姐给20岁/30岁的女性提供建议。你觉得，年轻女性为什么渴望寻找一个「姐姐」？

崔至恩：女性之所以渴望「姐姐」的出现，是因为女性的人生选项太复杂了，而且选错的代价，比如结婚、生子、育儿的代价基本都比男性大得多。我也曾因为迷茫去问认识的前辈，甚至去算命——当然，现在看来算得都不准。

但当年轻女性崇拜并追随年长女性时，让人欣慰的是，年长女性会接纳这些年轻女性。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感谢她们愿意回答我那些愚蠢问题、带我品尝各种美食、带我走遍未曾涉足的地方，并愿意与我分享生活经验，因为她们，我才能勉强成长为大人。

人物：那么，最后，作为「姐姐」，对于年轻女性你有什么建议吗？

崔至恩：如果要给建议，我想说，比起听别人的建议，更重要的是在尝试中找到自己「绝对不能忍受什么」和「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不要太害怕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