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部队女性与婴幼儿人体实验罪证——第三章

第三章 生命被切割：活体解剖中的女性与婴幼儿

七三一部队的活体解剖，并非个别军医的即兴暴行，而是一套被标准化、制度化、规模化的“技术操作体系”。每一例解剖都遵循固定的切口顺序、器官摘取流程与数据记录规范——这套流程的核心目的，是确保在受试者存活状态下完成脏器摘取，以获取最“准确”的病理数据。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证言：凡被浇上消毒水的中国人，无论生死均被立即解剖。先切断颈动脉，随后自腹部至胸部切开皮肤，再用骨锯锯断肋骨，使全部内脏暴露。-1切口顺序具有明确的技术逻辑：先切断颈动脉以加速死亡，同时确保在心脏停止跳动前有足够时间完成胸腹腔暴露；沿腹部至胸部的纵向切口可一次性暴露全部主要脏器；骨锯锯断肋骨后，胸腹腔完全打开，心脏、肺脏、肝脏、脾脏、肾脏、胃肠全部暴露于视野之中，便于快速摘取和分类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解剖都严格遵循上述顺序。据伯力审判中证人森正孝的调查，731部队在菌液注射后为获取最准确的病理数据，会选择“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但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活体解剖”。-这种解剖无切口顺序的“规范”可言——在受试者仍处于病程进展阶段时切开其身体，观测病原体在活体组织中实时扩散的病理变化。当细菌遇到人体抵抗时，细菌会变得更强，然后扩散到人体各个器官。为获得准确结果，731部队必须趁人还活着、细菌还在扩散时进行解剖——这正是活体解剖区别于尸体解剖的“科学价值”所在。-

被解剖者在意识清醒状态下的反应，从多位原队员的证词中可得到交叉印证。原七三一部队卫生伍长大川福松供述：“一天大概解剖2至3人，多的时候能够解剖5个人……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这就是日常工作。”原七三一部队成员森冈宽介回忆，“由军医来进行解剖，我们伸不上手，（解剖时）是从脖子一直把肚子剖开”。-胡桃泽正邦在1991年的口述证言中描述道：“在活着的时候做解剖，血就像水龙头那样流出来……被解剖者身体会抖动，大喊……”记者追问喊的是什么，胡桃泽回答：“太可怕了，我不敢回忆。”-

活体解剖的实施，有赖于一套分工明确的操作团队。据胡桃泽正邦供述，七三一部队人体解剖小组最少有5个人，一个小组在一天能完成3个人体解剖任务。-45

一个标准的解剖小组由以下角色构成：主刀军医一名，通常由经验丰富的军医或高级技师担任，负责执行切口与主要器官的摘取；助手一名，协助止血、牵开组织、分离器官，多由技师助理或少年队员担任；记录员一名，在旁填写解剖记录表，详细记录各器官的尺寸、重量、外观和病理变化；另有器械准备和标本处理人员。胡桃泽正邦本人即为解剖技师，据《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记载，他出生于1913年5月25日，1944年5月31日任技师助理，1993年在日本去世。-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士成确认，胡桃泽正邦曾从事结核菌实验研究，后参加活体解剖。-

“解剖时人还是温热的，有血喷出”——胡桃泽正邦的这句供述，将活体解剖的血腥场景以最简练的方式呈现出来。-45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员金士成指出，这些细节“印证了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等人体实验的残暴行径，证实了731部队对人类生命的极端漠视”。-11

活体解剖并非孤立环节，而是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体系的终点。被“特别移送”的受害者进入特设监狱后，被编入各实验班，经历感染—观测—治疗—再感染的循环。当实验计划完成，或受害者的身体已无法承受进一步的实验负荷，他们便进入最终环节——活体解剖。

结合胡桃泽正邦、大川福松、筱冢良雄等人的供词，可还原活体解剖从开始到结束的全流程：

第一，受害者从特设监狱中被提取，押送至解剖室。由于七三一部队内部严禁队员之间讨论工作内容，且各研究班之间相互隔离，受害者被提取的过程高度保密，其他监室的“马路大”甚至不知道被带走者将面临何种命运。

第二，受害者被绑缚于解剖台。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在证言中提及，解剖“不注射任何麻药就进行解剖”。-2关于是否使用麻醉，不同证词之间存在差异——部分证言称使用乙醚或局部麻醉，部分证言称完全无麻醉。但所有证词均确认一点：受害者往往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被切割，区别仅在于“全程清醒”还是“中途苏醒”。

第三，主刀军医按固定切口顺序执行解剖。从颈部到盆腔，从皮肤到骨骼，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两至三小时。曾参与活体解剖的筱冢良雄揭露：“解剖进行得非常快，被实验者已被分解得没有人形，变成了一堆肉块。之后他们让我把分解好的部分放到细菌培养基里，这样来培养细菌。”-

第四，器官分类处理。心脏、肝脏、肺脏、脾脏、肾脏等主要脏器被逐一取出，称重、测量、拍照、记录病理变化。部分脏器被制成病理切片供显微镜检查，部分被放入福尔马林中制作成标本，还有部分被放入细菌培养基中培养病原体。

第五，尸体处理。解剖完成后，残余尸体被送往焚尸炉集中焚烧。七三一部队平房基地设有三座大型焚尸炉，用于处理实验后的尸体。

胡桃泽正邦是七三一部队活体解剖罪行最具代表性的证人之一。1913年生于长野县上村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未能考入海军技术员培训学校，后进入日本陆军预备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近卫师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被派至华北驻屯军特务部，在北平、山西等地从事情报工作。1938年秋返回东京后，通过原上司介绍被关东军安排至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由此与七三一部队结下孽缘。-10

胡桃泽正邦在1991年4月接受下伊那高中生和平研究会学生采访时，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华北地区的杀人经历，并承认“杀了很多中国人，其中也有女人”。-10在七三一部队任职期间，他供述自己曾解剖过300人。-

胡桃泽正邦口述证言视频资料于1991年8月11日录制，总长83分钟，由日本和平人士久保田升拍摄。2024年8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从日本731问题研究专家原文夫处征集该资料，并于2025年7月7日首次在中国国内公布。-10

值得注意的是，胡桃泽正邦的证言经历了“承认—否认—再承认”的波折过程。1981年，森村诚一撰写《恶魔的饱食》时曾采访过胡桃泽正邦，他当时讲述了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等内容。但随着该书在日本风靡，胡桃泽又否认了自己的口述内容，导致后续修订版中删除了这些内容。1991年，胡桃泽正邦再次面向公众讲述自己的犯罪历程，并留下了影像记录。-11金士成指出，此次公布的83分钟证言内容，“其相关核心内容在第一版《恶魔的饱食》中都有呈现”。-11

胡桃泽正邦还披露了七三一部队的保密制度。他在证言中表示“我妻子不知道我是干解剖的”，且部队严令“禁止对外泄密，甚至不能告知家人”。-11-45正是这种严密的保密制度，使得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在战后被长期掩盖。

对孕妇实施活体解剖，在技术上有着与普通解剖截然不同的要求。普通活体解剖仅需摘取胸腹腔内脏器——心脏、肺脏、肝脏、脾脏、肾脏、胃肠——即可完成实验数据的采集。而孕妇解剖，则需要将子宫与胎儿作为一个整体取出，或在不同孕周对胎儿进行独立解剖分析。

据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的证言，他在标本室中看到了多种孕妇标本。他说：“有各个身体部位的标本，他们告诉我这是解剖俘虏做成的标本，但我看到的却有幼儿、有妇女腹中的胎儿，解剖的过程实在是惨不忍睹。”-2清水英男进一步描述：“有些是从母体中取出的胎儿标本，也有仍在母亲子宫的标本，也有成年人的标本。”-2026年的报道引用清水英男的证词指出，标本室中至少有四次此类孕妇标本，用于观察胎儿不同发育阶段。-

这些标本的来源，正是前述各孕周垂直传播实验中在不同阶段被实施子宫切割的孕妇。实验人员将孕妇按孕周分组，在不同感染后的时间节点进行解剖，以比对病原体在不同孕周的传播率和对胎儿的损伤程度。

子宫整体摘取的技术流程，从现有证词和医学推理可大致还原：先沿腹部中线切开皮肤与肌肉层，暴露出膨大的子宫；继而切断子宫韧带与血管连接，将子宫连同其中的胎儿整体游离；最后将子宫-胎儿复合体整体移出腹腔，进行后续处理。如果实验计划要求对胎儿进行独立分析，则再切开子宫壁，取出胎儿。胎儿随后被称重、测量、拍照，再视实验需要决定是放入福尔马林中制作为标本，还是进行进一步的解剖分析。

清水英男最不能释怀的是：“一名女性腹中的孩子还在体内，就被残忍地做成了标本。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连孕妇也要被做成标本，为什么这些小孩子，甚至还未出生的婴儿，也要被解剖。”-37他在另一次采访中说：“把无辜的胎儿做成标本，让人无语，心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胡桃泽正邦在生前的采访录音中，讲述了一个至今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被解剖的孕妇从麻醉中苏醒，发现自己正在被切割，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放过我的孩子”。

这一场景在不同文献中被反复引用和传播。澎湃新闻在2024年9月报道中写道：“节目中亦指，731部队原队员胡桃则正邦曾于生前的采访录音，亦在揭露731部队罪行的作品《恶魔的饱食》《731部队的真相》等书籍和纪录片中被公开。”-

这个案例印证了孕妇在解剖过程中的意识清醒状态——无论七三一部队是否使用了麻醉（证据显示大多数活体解剖是在无麻醉或麻醉不足的状态下进行的），被解剖的孕妇在手术过程中苏醒，发现自己的腹腔已被切开，生命正在流逝，而她的第一反应不是为自己的生命呼救，而是为腹中的孩子呼救。这种本能的母性反应，在七三一部队的实验记录中不会被任何数据所记载，却恰恰是这场暴行最核心的人道罪证。

筱冢良雄是七三一部队少年班队员，直接参与了活体解剖的辅助工作。他揭露了解剖过程中将人体“分解”为实验材料的细节：“解剖进行得非常快，被实验者已被分解得没有人形，变成了一堆肉块。之后他们让我把分解好的部分放到细菌培养基里，这样来培养细菌。”-

这段证词揭示了活体解剖在七三一部队实验体系中的终极功能：解剖不仅仅是为了观测病理变化，更是为了从被解剖者的脏器中提取病原体、培养新的细菌株，供下一轮实验使用。被解剖者的身体被“分解”后，脏器被分门别类地投入不同的用途——病理切片、福尔马林标本、细菌培养基。一具“马路大”的身体，可以同时服务于多项实验需求。

原七三一部队卫生兵大川福松的供词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一天大概解剖2至3人，多的时候能够解剖5个人……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这就是日常工作。”这段证词确认：解剖和标本制作是同步进行的日常工作流程，而非个别事件。

幼儿活体解剖是七三一部队活体解剖罪行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NHK于2018年1月播出的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中，披露了731部队前队员的证言：日軍將活生生的小孩子剖開，拿出內臟一一秤量，再放到裝滿福爾馬林的瓶子裡，此時孩子的心臟還在跳動。-纪录片中还揭示：“而更多被活体解剖的人，在解剖结束之后，只剩一堆肉，根本看不出人形。”-5

纪录片进一步指出，这些被活体解剖的儿童，在被实验前被反复感染、治疗、再感染，直至身体再无法承受实验负荷才进入解剖环节。当时日军把用于实验的中国人称作“匪贼”，而女性和儿童也被用于做人体实验，日军会让她们染病再进行施救，过段时间后再将它们用于其他实验，直至她们死亡无法再实验为止。-5这个“救援—再实验—死亡”的循环模式，对婴幼儿受害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一个被反复感染细菌的幼儿，其免疫系统和身体机能尚处于发育阶段，每一次“治疗”后重新被感染，都是对身体的一次毁灭性打击。而七三一部队的军医和技师们，则在这个过程中详细记录下幼儿病程进展的每一个数据点。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在采访731部队成员后，对活体解剖儿童的过程感到“震惊不已”。-5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于1981年出版，销量超过300万册，是首部系统揭露731部队暴行的纪实文学。

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1929年生于日本长野县，是731部队罪行最重要的人证之一。1945年3月，14岁的清水英男初三未毕业，就在老师的推荐下，作为见习技术员加入了731部队少年队，随后被派驻到中国哈尔滨的731部队总部。他所在的少年队同期入队者34人，包括清水英男在内的3人被编入731部队教育部的实习室。-2

入队一个月后，清水英男被教官带到标本室。教官告诉他，要成为合格的军医，至少要解剖三具尸体。-27标本室陈列着被泡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人体器官标本——那些标本中，有从母体中取出的胎儿标本，有仍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标本，还有成年人的器官标本。

清水英男最深刻的记忆是幼儿标本：“有各个身体部位的标本，他们告诉我这是解剖俘虏做成的标本，但我看到的却有幼儿、有妇女腹中的胎儿，解剖的过程实在是惨不忍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幼儿标本，现在每当我看到曾孙们，就会想起那些亲眼见过的幼儿标本。”-2

清水英男的证词中，还有两个关键细节。其一，关于无麻醉解剖：“我知道那时的确做过活体解剖，不注射任何麻药就进行解剖，也有日本人，在没有断气的时候不打麻药就被解剖了。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很多当时在现场的人都说过这是事实。真的太残忍了，不给打麻药就活剥（人皮），这是事实。”-2其二，关于战后的沉默与谢罪：“战争结束后，已经沉默70多年了，但从来没有忘记被浸在福尔马林瓶子里面的婴儿。”-2024年8月13日，时隔79年，清水英男重返哈尔滨，在731部队遗址的“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多次鞠躬谢罪。他说：“完全是道歉的心情……我要向中国人民道歉。”-2-27

古都良雄是731部队原卫生兵，在伯力审判中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他供述了731部队将细菌注入瓜果、让囚犯吃下后全部被感染的实验过程。-5

关于女性与儿童受害者，古都良雄的证词尤为关键。纪录片指出，女性和儿童也被用于做人体实验，日军会让她们染病再进行施救，过段时间后再将它们用于其他实验，直至她们死亡无法再实验为止。-5这一证词揭示了七三一部队对待儿童受害者的制度性模式：儿童不是实验的“一次性消耗品”，而是被反复使用的“可再生实验材料”——感染、治疗、留置、再感染，每一次循环都为七三一部队积累一组新的病程数据。直到儿童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们才会被送上解剖台，完成最后的数据采集。

在1949年的伯力审判中，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供认：“731部队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川岛清还承认731部队第四部曾实施月产300公斤鼠疫菌的“增产计划”。-22在这些“被消灭”的3000余人中，有相当数量是儿童。

七三一部队平房基地的标本室，是活体解剖暴行的静态陈列场所。从清水英男、筱冢良雄等多位原少年队队员的证言中，可勾勒出标本室的基本面貌。

标本室位于四方楼内部，与解剖室相邻。室内陈列着数以百计的玻璃瓶，瓶中盛满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着各种人体器官和整体标本。标本按身体部位和实验类型进行分类陈列——心脏标本、肝脏标本、肺脏标本、消化系统标本、神经系统标本、生殖系统标本，以及整体标本（包括母子同体标本和幼儿整体标本）。

清水英男描述：“有各个身体部位的标本……有幼儿、有妇女腹中的胎儿。”-33他在另一次采访中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女性腹中的孩子还在体内，就被残忍地做成了标本。”-37这些标本的来源，正是前述各实验班实施活体解剖后制作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清水英男的证词中提及标本数量至少四次涉及孕妇标本，用于观察胎儿不同发育阶段。这表明七三一部队的标本制作具有明确的“科研”目的——系统收集不同孕周的胎儿标本，以构建胎儿发育全过程的病理学图谱。

标本制作是活体解剖的直接延续，其技术流程和用途具有明确的军事医学指向。

技术流程方面，当军医完成器官摘取后，器官被迅速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固定。固定时间视器官大小而异，小型器官数小时即可完成，大型器官或整体标本需数天至数周。固定完成后，标本被分类存入玻璃瓶中，贴上标签，注明实验编号、摘取日期、病理发现等信息。这些标本是进行后续病理学分析的基础材料——技师们将标本切片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记录病原体对各脏器的损伤程度，撰写研究报告。

用途方面，七三一部队的标本服务于三个目的。其一，“教学”——让少年班队员接受非人化教育。清水英男入队一个月即被带到标本室，教官告诉他“要成为合格的军医，至少要解剖三具尸体”。-27这种“教育”的本质，是通过让少年队员直视被制成标本的人体器官，消除他们对活体解剖的心理障碍，培养他们将活人视为实验材料的“职业心态”。其二，病理学研究——技师们基于标本切片撰写的研究报告，详细记录了各类型病原体对脏器的损伤程度，这些报告成为七三一部队细菌武器研发的重要参考数据。其三，学术成果的数据来源——战后，七三一部队核心成员利用这些标本所记录的数据发表了大量医学论文。

美国在战后以豁免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取了人体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其中包括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进行活人实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这些标本和幻灯片，正是七三一部队标本室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美国为获取这些血染的数据，不惜以牺牲司法正义为代价，与石井四郎达成秘密交易。

七三一部队核心成员在战后发表的大量医学论文中，活体解剖所获取的数据构成了重要学术基础。这些论文中记录的人体脏器重量、病理变化、病程进展时间等数据，其来源正是对数千名受害者的活体解剖。

胡桃泽正邦供述自己曾解剖过300人，731部队一个解剖小组一天能完成3个人体解剖任务。-45以这一效率推算，七三一部队在1940年至1945年间实施的活体解剖总数，远超伯力审判中川岛清供述的“3000人死于细菌实验”这一数字。

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731部队核心成员在医学类杂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发表时间和研究内容涵盖731部队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整个阶段。这些论文中的病理学数据——各脏器在感染鼠疫、炭疽、霍乱等病原体后的重量变化、颜色改变、组织坏死程度等——只能通过活体解剖获取。因为只有在受试者存活状态下或刚刚死亡时进行解剖，才能观测到病原体在活体组织中的实时病理变化；尸体解剖所获取的脏器，由于死亡后组织自溶和腐败，其病理学价值远不如活体解剖。

需注明：本节关于战后论文内容的分析，系基于对相关文献目录与摘要的系统研究所得出的合理推断。受限于论文全文获取的困难，具体数据参数以“推断值”标注。

美国在二战后记录和整理的日本生物战和医学实验数据资料中，涉及人体实验犯罪的史料主要有《费尔报告》《希尔报告》《A报告》和《G报告》。其中《A报告》记录炭疽菌感染实验，《G报告》记录鼻疽菌感染实验，这些报告详细记录了731部队有计划性的实验内容及受害者各脏器的病理变化情况。

这些报告中的数据来自七三一部队系统的活体解剖记录。以《A报告》为例，报告中对炭疽菌感染后各时间节点的脏器病理变化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些数据只能通过对不同感染阶段的人体进行活体解剖来获取。报告中的病理学描述与清水英男在标本室所见标本的类型高度吻合：心脏标本、肝脏标本、肺脏标本等分类陈列，正对应《A报告》中按脏器分类的病理学分析框架。

吉村寿人是七三一部队冻伤研究班班长，1938年至1945年任职期间，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人体冻伤实验。他于1941年10月26日发表了论文《关于冻伤》，其中将冻伤分为三度：第一度，发红肿胀；第二度，出现水疱；第三度，坏死（含溃疡）。“第三度，它这里头写50到60天，脚趾、手指脱落。”

这些冻伤分级的数据来源，不仅是外部体征的观察，还包含对冻伤肢体的活体解剖和病理学分析。七三一部队的冻伤实验中，受试者的手臂或腿部在低温环境中冻伤后，实验人员在不同时间节点切除冻伤部位进行解剖学分析，观测冻伤向深层组织扩散的过程。婴幼儿因体表面积与体重之比较高、体温调节中枢尚未发育完全，被用作极端低温耐受性测试的实验对象。

吉村寿人战后返回京都府立医科大学任教，职业生涯中至少发表了近200篇医学论文，任职评价中获得四个“优秀”、一个“良好”。他的学术生涯未因参与七三一部队而受到任何影响——日本医学界对七三一部队反人类暴行的集体默许，构成了集团犯罪的文化土壤。

需注明：本节关于吉村寿人论文与七三一部队实验数据之间关联性的分析，系基于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反推所得的具体数据参数以“推断值”标注。

在已确认身份的1467名受害者中，被活体解剖的女性与婴幼儿受害者的具体个案极为有限。从现有史料中可辨识的案例包括：

胡桃泽正邦解剖的梅毒感染者。

胡桃泽正邦承认自己参与了对感染梅毒的中国女性的活体解剖实验，该女性在解剖过程中从麻醉中苏醒，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这个案例的具体日期和受害者姓名已无法考证。

清水英男在标本室所见的胎儿标本。

清水英男证词中提及的“仍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标本”至少涉及四名孕妇，她们的姓名和具体命运已无从得知。

编号F-22与W-87。

编号F-22（白俄女性）被宪兵队押送至第四课后用于性病实验，编号W-87（中国女性）被用于梅毒感染实验，她们最终均死于活体解剖，但解剖的具体时间、实施解剖的军医姓名均已失传。

活体解剖受害者信息大量失传的原因，可从三个层面分析：

第一，七三一部队在撤退前的系统性档案销毁。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奉令销毁所有证据，杀害了404名用于人体实验的囚禁者，炸毁平房基地核心建筑“四方楼”。解剖记录表、标本标签、实验日志等包含受害者信息的文档，被优先焚毁。

第二，战后美日秘密交易对史料的封存。美国以豁免七三一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取了人体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其中包括8000多张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这些资料作为机密档案被美国收藏，至今未完全公开。

第三，七三一部队出身的医学学者在发表论文时对数据来源的“去来源化”处理。这些论文中充斥着人体脏器的病理学数据，但从未注明数据来源是活体解剖，而是以“临床观察”“病理研究”等模糊表述加以掩饰。

三、未来发掘方向

随着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对遗址的持续考古发掘，以及美国解密档案的逐步公开，更多活体解剖受害者信息有望在未来被发掘。七三一部队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在排水管线内发现大量玻璃器皿残片，另有烧杯、导管、注射器及近百个写有“毒”字的瓶子，还发现日军炸毁“四方楼”的爆破穴点与焚烧罪证的灰坑。这些考古发现为交叉验证证词中的解剖规模提供了物证支撑。

2022年公布的《关东军化学部留守名簿》包含414名成员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表明新的档案材料仍在不断浮出水面。随着相关研究的持续推进，更多解剖技师、主刀军医的身份将被确认，更多被解剖者的命运将被还原。

活体解剖是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体系中最直接、最赤裸的暴力环节。从切断颈动脉的切口顺序，到脏器逐一称重后放入福尔马林瓶的制作流程；从五人一组的解剖小组在三小时内将一具活体分解为数据与标本，到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一人解剖三百余人的自供——这套“技术操作体系”将“人”彻底降格为“实验材料”。而女性与婴幼儿，在其中承受了最为深重的苦难。孕妇在解剖台上苏醒后为腹中孩子呼救、幼儿被剖开取出仍在跳动的心脏、未出生的胎儿连同子宫一起被制成标本陈列于玻璃瓶中——这些场景不是战争偶然的附带伤亡，而是由来自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日本顶尖高校的医学精英们，以“科学研究”之名系统实施的犯罪。活体解剖台是七三一部队将医学彻底剥离伦理后最极端的产物。当手术刀不再用于救治生命，而用于切割生命以获取“数据”，医学便沦为了比枪炮更为致命的杀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