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拿枪,如今拿宪法,玻利维亚女性用两条路打了两场漂亮仗

发布时间:2026-05-08 21:06  浏览量:3

本文聚焦玻利维亚历史上的两个关键节点:1952年4月9日革命和2006年制宪进程,展示这两个历史时刻如何直面结构性种族主义,并重申原住民身份,尤其强调民众抵抗和女性的政治主体作用。

玻利维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塑造了拉丁美洲历史,也改变了该国的政治与文化结构。1952年4月9日革命和2006年制宪进程,是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节点。它们作为民众起义,质疑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直面结构性种族主义,并彰显原住民和非洲裔身份。

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这两个进程都围绕着民众抵抗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展开,女性在构建集体希望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本文从抵抗、女性政治参与和民众主体性的角度分析这两个历史时刻,其战略意图是将拉丁美洲各民族定位为人类的道德储备。

20世纪中叶的玻利维亚,由寡头国家主导,农民和原住民被边缘化,矿工则承受着严酷的剥削。政治和经济危机营造出适合民众起义的氛围,并深刻改变了这个国家。

当时的玻利维亚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严重,权力集中在矿业寡头和大地主手中。4月9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成员与工人、矿工和农民一起,武装反抗乌戈·巴利维安政府。经过在拉巴斯和其他城市持续3天的战斗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掌握了政权。维克托·帕斯·埃斯坦索罗出任总统,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主导过渡进程。

1952年4月9日,矿工和农民起而反抗寡头统治,深刻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这场大规模动员推翻了既有政府,建立起新的国家方案。

这场起义实现了矿山国有化、土地改革和普选权,妇女和原住民也被纳入其中。尽管革命为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打开了政治参与空间,但权力结构仍然保留着对原住民、非洲裔群体以及女性的排斥做法。

尽管1952年革命确认了一些基本权利,结构性种族主义仍持续体现在该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原住民身份得到部分彰显,但在权力和决策空间中依然被遮蔽。

组织在工会中的矿工,以及因土地诉求而动员起来的农民,是这场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女性也积极参与后勤、社区组织和武装防卫。

工人女性、女矿工和农民女性在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组织抵抗,保障社区生存,并参与动员和战斗。

然而,她们的主体作用在官方叙事和主流史学中长期被系统性遮蔽。女性还通过工会和联合会推动劳动权利和社会权利。

革命为女性在1956年获得普选权铺平了道路。这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使她们得以全面进入政治生活。

包括有组织的矿工母亲俱乐部成员和工厂女工在内的许多女性,都是街头行动的主角。她们捍卫革命,随后又参与新国家的建设

1952年革命是玻利维亚历史上的分水岭:它摧毁了旧有的寡头秩序,开启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女性虽然常常被忽视,却在斗争和后续成果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体现在获得选举权和推动社会组织方面。

玻利维亚制宪进程始于2006年,终于2009年。制宪大会设于苏克雷,并在2009年1月通过全国公投批准新的国家政治宪法。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们大规模参与制宪大会,组织社会运动,并推动将平等与承认诉求写入宪法文本。

21世纪初的一系列社会动员——如“水之战”和“天然气之战”——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也显示出重建国家的迫切性。

制宪大会于2006年8月成立,其推动力来自原住民、农民和民众运动,背景是“水之战”和“天然气之战”之后的社会动员。大会持续开会至2007年12月,但政治辩论和谈判一直延续到2009年。

2006年,玻利维亚召开制宪大会,开启了一个多元讨论和参与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多民族性和文化多样性被确认为新国家的基本基础。

女性大规模参与其中。超过25000名女性组织起网络和运动,试图影响辩论进程,其中包括“历史中的在场女性运动”。

原住民和农民女性,尤其是来自“巴托利娜·西萨”联盟的女性,在制宪大会中占有席位。她们成功将性别平等原则、政治平权,以及对女性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权利的承认写入宪法。

她们与城乡组织编织联盟,在面对阻力的同时,推动一种承认文化和性别多样性的多民族国家理念。

2009年宪法宣布玻利维亚为多民族国家,承认该国的文化和族裔多样性。宪法确认集体权利,并将原住民自治确立为根本支柱。

宪法还纳入了性别平权和去父权化原则,以促进平等。新宪法重新发掘并重视原住民历史、文化和宇宙观,将其作为国家基础,直面结构性种族主义,并赋予原生社群、原住民和非洲裔群体尊严与承认。新宪法界定了一种新的国家结构,意在打破殖民主义和父权制。

在宪法赋予女性的主要成果中,包括平权和轮替机制,作为保障选举职位中政治参与公平的重要安排;对集体权利的承认,尤其涉及原住民和农民女性;以及反对暴力的保护机制,纳入了预防和惩治性别暴力的规范。

此外,宪法还确认女性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将其作为获取资源和土地权利的一部分。

玻利维亚制宪进程不仅将国家转变为多民族共同体国家,也意味着女性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她们的积极参与使新宪法确认了性别平等和文化多样性,巩固了女性在构建去殖民化、去父权化新社会契约中的主体地位。

结论

1952年革命和2006年制宪进程,都是漫长抵抗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从殖民时期的原住民起义延续到20世纪的工会斗争。这些历史节点显示出玻利维亚人民改写自身历史的能力,尽管结构性种族主义至今仍是持续存在的挑战。

这两个时刻具有象征意义,体现了玻利维亚人民面对压迫、建构希望的力量。原住民抵抗和女性的主体作用,构成了面向更公正、更包容未来的尊严储备。对这些斗争的记忆强化了集体认同,也使希望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

这两个历史节点彼此呼应:它们都展现出人民在反抗排斥时所具有的变革力量。民众起义和国家重建直面结构性种族主义,恢复原住民和非洲裔身份,并将希望确立为一种伦理和政治力量。

从1952年的矿工妻子到2006年的原住民女性领袖,女性始终在民众斗争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她们的政治参与对于质疑和挑战父权制与种族主义至关重要。

诸如“巴托利娜·西萨”玻利维亚全国原住民农民妇女联盟等组织,成功将政治平权和去父权化写入宪法。原住民女性从长期被遮蔽,走到国家政治的中心位置。该组织是玻利维亚最主要的农村妇女组织,1980年1月10日成立于拉巴斯。

巴托利娜·西萨联盟如今是玻利维亚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之一,覆盖全国9个省,拥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它在捍卫农村女性权利和巩固多民族国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这段历程中,女性一直是被遮蔽却不可或缺的主角。她们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构成了一种激励全人类的道德储备。

玻利维亚的历史提醒我们:我们美洲的人民生来不是为了屈从,而是为了尊严。从反抗殖民主义的原住民起义,到1952年革命,再到2006年制宪进程,一条跨越世代与边界的斗争传统始终延续。

原住民抵抗和女性的主体作用,是照亮通往公正包容未来之路的道德储备。矿工妻子和农民女性领袖,曾被数百年的历史遮蔽,如今正成为力量与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声音质疑结构性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她们的政治行动则为希望作为一种伦理和政治力量开辟道路。

这些斗争的记忆并非过去,而是召唤我们走向“大祖国”团结的现实。每一次起义、每一次组织、每一步迈向去父权化和多民族性,都告诉我们:人民一旦组织起来,就有能力重建国家、重写历史。

今天,从玻利维亚到整个拉丁美洲,我们宣告:革命活在抵抗之中,希望就是我们的旗帜!愿原住民和非洲裔人民的尊严,愿女性的力量,愿劳动者和农民的记忆,成为一个新美洲的根基。这个新美洲将摆脱排斥、种族主义、暴力、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大祖国,醒来吧:历史正在召唤我们改造当下,赢得未来。

作者:

罗克萨娜·萨科内塔·莫利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