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硬控”的国产电影,被《阿嬷》打脸了

发布时间:2026-06-03 20:52  浏览量:1

文 | 乐一狸

国产电影,正被一场“她旋风”汹涌洗礼。

大约从《芭比》的全球长胜热映开始,

女性主义

开始“硬控”国产电影的创作。

女性书写,也成为国产片情绪营销和卖座的万能公式。

回想近几年的观影经验,但凡口碑或票房亮眼的作品,总能在关键时刻,出现一位女性,扛旗扭转颓势、直达胜局;

或者身陷危难的若干女性,从陌生对立到瞬间冰释,合作完成打怪自救的“不可能任务”。

2020s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国产电影

你好,李焕英

》母女穿越和解,《

热辣滚烫

》停止讨好重塑自我;

向阳·花

》自新姐妹搭伙创业,《

下一个台风

》洗脱女孩污名成长;

出走的决心

》中女挣脱婚姻牢笼,《

消失的她

》闺蜜设戏揪出真凶;

爱很美味

》洗白小时代式姐妹情,《

好东西

》构建都市全女乌托邦;

我,许可

》大胆呼唤女性器官保护,《

女孩

》因成长之痛全球摘奖。

女性,已经被中国电影人塑造成几乎无所不能的Hero(主角/英雄)。

她们从镶边花瓶走向C位,从客体变为主体,从被凝视者成为凝视本身。

电影《芭比》中的“巨型大女主”

诚然,能力超群的大女主、倾囊互助的新型女性情谊、对父权结构的正面冲撞,构成了当下最醒目的创作景观。

而后来的创作者们,

循着此类成功路径,将“女性主义”被简化为一种可复制的叙事模版

,“大女主”们顶着相似的独立面孔,遵循着固定的女性互助脚本走向片尾,成为资本快速获利的万能公式。

这当中的许多女性故事,悬浮于日常之上,企图用一种近乎“爽文”的逻辑,快速解决现实中盘根错节的结构性问题。

于是,近几年的国片中,有数不清的“飒美女人”登场,却难觅一个真实的“女人”长留观众心间。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在女性主义通胀增熵的焦灼时刻,小成本电影《

给阿嬷的情书

》的出现,解救了审美疲劳的中国观众。

它像一针竹签,朴实锋利地戳破“全女胜局”和“女性至上”的厚幕,用潮汕传统社会中婉转、低回、柔弱的女性形象,一反主流地塑造了极其成功的近代女性形象,收获空前的好评与商业成功。

这部成本仅一千四百万、全素人出演、以潮汕方言说故事的“小片儿”,用极少的宣发预算挤进“五一档”,被观众口口相传,创造了9.2的高分,成为2026年国产电影最意外的惊喜。

电影开分一路走高

影片聚焦了1950年代最后一批“下南洋”的侨乡故事:

男主角

郑木生

为躲避抓壮丁,被迫随老乡下南洋谋生,留下妻小在潮汕,再未归国。

三代后人长成,孙子

晓伟

携阿嬷珍藏的阿爷家书,前往泰国寻祖,牵扯一男两女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感羁绊。

两位女性,留守潮汕的

叶淑柔

与侨居暹罗的

谢南枝

,没有任何超越时代语境的能力或光环。

导演蓝鸿春将她们回置于1950至1980年代的历史洪流,让她们在各自的身份牢笼与地理隔绝中,以最朴素的日常动作,展开生命的韧度。

叶淑柔、郑木生

淑柔,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传统女性的温婉顺从。

电影中的她生于旧中国的末尾,并非一出场就光芒万丈的“天选女主”,只是在村野人群的衬托下,带有一点秀丽和清爽。

她有独立自主的一面,在潮汕传统节庆巡游中,被邻村“真命天子”木生看上,抛下媒妁之言的亲事,与心爱的男人私定终身。

丈夫下南洋后,

她的一生,都被“原配”“母亲”“阿嬷”这些传统女性的身份裹挟

,被社会赋予“母职”的种种角色捆绑。

淑柔和三个孩子

正是在这些传统女性身份的束缚下,淑柔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

她没有成为《水饺皇后》那种要与世界为敌的斗士,她的抗争,是无声的,是渗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隐忍中的。

她用日益布满老茧的手,撑起三个子女的温饱;

用诚义坚韧的心,接住了现实抛给她的无数难题。

她的智慧,在于对传统农村生活的洞察和顺应。

她知道如何通过劳作、融入集体、乡民互助,在男尊女卑的乡土社会,为自己和子女争取生存的空间。

淑柔和三个孩子

淑柔的“独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独立。

贫瘠年代里,她既依靠南洋寄回的钱和物品生活,也保持自主创造,让三个子女的小家庭逐渐殷实,开枝散叶,壮大成四代人坐拥整栋楼房的大家庭。

在与丈夫的跨海通信中,淑柔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期待,就算丈夫终身未归,她也用不动声色的忍耐继续目送子子孙孙的成长,

用“义气”制定家规,用“幽默”化解人生的无常,用束之高阁的木箱留住少年夫妻短暂相守的曼妙

淑柔身上的女性力量,是一种夹缝中生存的活法。

她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即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即使一生都默默无闻,也可以拥有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谢南枝

如果叶淑柔是田间坚韧的野花,那么谢南枝,便是丛林底层向上攀伸的枝韧。

电影中,淑柔是男主角木生不识字的乡下妻子,南枝则是暹罗早期华人移民的客栈女儿。

她拒绝媒婆婚配、主动学习识字、给闲散的华人姑婆提供就业岗位,刚成年的南枝在蒙昧中自有独立主见。

而在当地政府禁办私学的高压下,木生联合秀才为华工子女开课教中文,成为侨胞根脉的盗火者。

南枝许愿

南枝作为房东,保护着华人秘密的小学堂,亲自见证着孩子们识字,她自己也潜移默化学会了书法,具备了“写情书”的底气。

此前,南枝没有受过新式教育,没有接触过女权思潮,甚至从未具体想过“为自己而活”这回事。

正是在这看似“落后”的处境中,

影片没有让一个“全知教父/教母”的形象来“唤醒”南枝,而是以日常的见闻和磋磨中,淘洗出人物的自我觉醒

南枝父亲的客栈被焚后,她拒绝了媒婆“赚快钱”的邀请,从刷完、洗衣的苦力开始干,攒够启动资金,便支起无米粿小摊为父还债,从识字到教书育人,直至开办中文学校,以一己之力撑起全部家庭的生计。

这些情节没有落入“速成的商业神话”的女性故事窠臼,只像熬橄榄菜一样,在日复一日的腌制中,慢慢渗出醇厚的滋味。

南枝办学

比起淑柔,南枝的困惑,是现代女性的普遍困惑。

她通过自己的勤奋拥有了知识和事业,却依然在情感、家庭、自我实现上感到迷茫。

她在内心深处,依然渴望着一种连接,一种来自家族、来自历史的确认。

直到与她暗生情愫的木生,被海盗暗算永沉深海,南枝终于找到一个改写命运的切口,把原定寄回木生家乡的讣告改成平信,

她成为木生的代笔,开启与淑柔长达30年的“情书”通信

木生离世后,南枝假借他的身份(木生不会写字,生前书信靠南枝代笔)给淑柔写信、寄物,让淑柔一家在艰苦年代免受饥寒之苦,也成为南枝自己立志办学的动力,守护了南洋下一代华人求知求学的渴望。

南枝的独立,是对木生“立业养家”使命的接力,她不必成为孔武拼杀的力工,而是通过知识和育人,从家庭、职业、社会的层面全方位完整了自己。

银信局的家书代写团队

《给阿嬷的情书》最动人的华彩,藏在一封封跨海传书的侨批中。

侨批,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记忆遗产”

的古老载体,在影片中成为连接南洋与故土的血管。

侨批堆叠成的历史中,有两位女性默然写就时空交错的对话,让观众看到了命运的破碎与无力感,浮现出人性的坚韧、善良。

淑柔的一生,充满了遗憾与无奈。她为了家庭、为了子女,放弃自己的梦想,牺牲了全部青春。影片开头一出场,便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然而,孙子晓伟在淑柔深藏阁楼的书信中,看不到怨恨,看不到责难,只有对生活的感恩,对丈夫深沉的爱。

老年淑柔

而南枝的回信,充满了女性之间充分的理解与敬意。

她用更现代的视角,去解读

“一个女人留守一生”

背后的守诚与重义,她以木生的名义,连续30年替他寄信报平安,寄回咸肉、自行车和衣衫,弥补淑柔独守空闺的遗憾,去安慰另一个终身等待却不得的女性的孤独。

1978年,南枝终于鼓起勇气写下长信,说出木生已死的真相,信件却遭遇台风,被暴雨冲洗殆尽,仅剩一张随信寄出的合照送达。淑柔见照,误以为丈夫另娶南枝,平静搬家,断联40年。

而南枝此后在银信局苦等回信无果,余生只能持续书写无法寄出的信件,那些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的句子,从此成了南枝写给自己与淑柔的双重情书。

老年南枝、淑柔

她们在往来信中夹带晒干的木棉花,那是家乡潮汕火一样灿烂的英雄花,也是

“木生为根、淑柔为叶、南枝为枝”

的生命之花。

时间拉回当下,随着淑柔的孙子晓伟赴泰寻人,真相终于揭开,淑柔的第一反应不是崩溃,不是咒骂,而是起身去厨房看锅里熬的橄榄菜。她缓缓处理完腌菜,决定坐飞机去泰国见南枝。

两位女性,做了半个世纪的“笔友”,终在迟暮相见。

阿尔茨海默症清零了南枝的记忆,两位“阿嬷”的首次见面,没有抱头痛哭,没有煽情对白,默然交换着手中的木棉花和青橄榄。

木棉花落,橄榄还青,40年的误解与等待,被两位阿嬷以长久的沉默对坐,完成了对两个家庭、一段情义最壮阔的弥合与托举。

《给阿嬷的情书》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不应成为电影创作的一种口号、一种标签,甚至一种可复制的商业模版。

真正的女性书写,应是对女性真实处境的关注,对女性历史贡献的承认,对女性精神力量的赞美。

它应该像淑柔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现出不平凡的坚韧与智慧;

也应该像南枝一样,在巨变的时代里,找到个体与历史的连接,完成自我价值的升华。

这部电影,是对“下南洋”一代人的情感世界与家族情怀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历史长河中女性扮演角色的平视和重写。

真正的女性力量,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坚守本心,恪守做人最基本的正义、真知和同情。

这才是女性电影最本真、最动人、得以经典永流传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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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柔和南枝,你更喜欢哪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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