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而困：当女性在职场遭遇系统性“清场”

同学聚会所见，非偶然个案，而是一幅中年女性职业命运的残酷样本。那清晰的“三个三分之一”分野，绝非个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的差异，而是一张由结构性歧视、失衡的家庭分工与缺失的社会支持共同织就的滤网，将大量年过四十、经验成熟的女性，系统性筛离了职业发展的核心赛道。

首当其冲的，是职场中赤裸而功利的双重歧视。 对女性更为严苛的“35岁门槛”，本质是企业为压缩成本、收割“青春红利”的年龄歧视。育龄女性被视为潜在“负担”，其经验与韧性在追求短期性价比的招聘逻辑前黯然失色。这种基于偏见而非能力的筛选，从源头剥夺了她们的竞争机会，是扼住其职业咽喉的第一只手。

更深层的消耗，来自家庭内部无偿的“第二轮班”。 传统性别角色将育儿、家务等重担不成比例地压向女性。当事业冲刺期与家庭责任高峰期叠加，精力的持续透支成为常态。社会观念一面期待女性“主内”，职场却因她们“可能分心”而吝于给予关键机会。这种双重挤压，使她们在黄金年龄被迫减速，最终在晋升通道中掉队，滑向边缘岗位。

而所谓的“个人选择”背后，往往是无可选择的现实。 那退出职场的三分之一，许多是在生育后，因育儿成本高昂、家庭支持缺失与职场排斥的合力下，被“推”出而非主动离开。社会既依赖女性的无偿家庭劳动，又系统性地贬低其价值，视其为“无收入”的依附者。这使她们陷入价值被低估、经济依赖风险与社会脱节焦虑的多重困境。

于是，体制内成为了一个刺眼的“幸存者偏差”。 教师、公务员等岗位因其稳定性和相对规范的制度，成了对抗市场歧视的有限避风港。但这恰恰反衬出外部市场的野蛮与不公，迫使女性将“避险”置于“发展”之上。这幅图景是对社会公平与发展活力的严厉拷问。它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社会在支持性政策、反歧视刚性执法与平等观念上的集体滞后。破解这一困境，需要超越对个体的审视，转向对系统不公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