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作家写书回忆母亲，呼吁世界女性，要打破身材规训的枷锁

文|锐枢万象

编辑|锐枢万象

大家好，我是小锐，今天来聊聊一本戳中全球女性痛点的书，德国作家达妮埃拉·德勒舍尔的《关于我母亲的谎言》，书里那句“棺材装不下我的母亲”，乍听惊悚，细品全是一位女儿对母亲的心疼与呐喊。

为什么一句轻飘飘的“你太胖了”，能成为父亲伤害母亲半生的武器？女性的身材，又为何成了被外界指指点点的“公共议题”？

1977年出生的达妮埃拉·德勒舍尔，成长在一个被“体重”绑架的家庭。父亲总把“你母亲太胖了”挂在嘴边，甚至将自己职场晋升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妻子“拿不出手”。

在他的认知里，合格的妻子该是能体面伴他出席社交场合的“装饰”，而非腰上带着赘肉、双手沾着油污的家庭主妇。

德勒舍尔在书中还原了母亲的日常：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准备全家早餐，送两个孩子上学后赶去照顾年迈的婆婆，傍晚接孩子、做晚饭、辅导作业，直到深夜才能揉着酸痛的腰坐下来休息。

这份繁重的家庭照护，在父亲眼中却“不值一提”；母亲为生育和照顾家人放弃教师职业的职业追求，更是被简化为“不求上进”。最讽刺的是，父亲从未想过，正是母亲包揽了所有家务，他才有精力专注于工作。

这种以体重评判替代价值认可的逻辑，成了笼罩家庭的阴影。德勒舍尔记得，母亲曾偷偷藏起体检报告里的压力指标，也曾在父亲的要求下报名减肥静修班，回来后却更沉默。

她不是真的觉得自己胖，只是想通过迎合丈夫的标准，换一点家庭和睦。可这种妥协，最终只换来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折磨，身体在常年的精神压抑中彻底亮了红灯。

在德勒舍尔看来，父亲的谎言从来不是“胖不胖”的问题，而是父权视角下的价值否定，他用单一的身材标准，抹去了母亲作为妻子、母亲、女儿的所有付出。

而这种将女性价值与身体外形绑定的做法，并非只存在于这个德国家庭，无论是中国妈妈被亲戚说“生完孩子该瘦了”，还是日本主妇被要求“保持纤细才是贤妻”，本质上都是同一套伤人的逻辑。

德勒舍尔花了十年时间打磨这本自传体小说，她不想只写自家的故事，更想撕开身材焦虑背后的社会真相，节食从来不是私人议题，而是被资本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

书里有个颠覆认知的观点，“美丽的女性必须苗条”，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标准，其实是人为塑造的结果。18世纪的欧洲，丰腴的身材是财富和幸福的象征。

到了殖民时期，为了区分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的身体，欧洲殖民者刻意将“苗条”与“文明”绑定，塑造出全新的审美标准，而真正让“瘦”成为全民追求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减肥产业的爆发。

那时，海量的减肥茶、塑身衣、低脂食品涌入市场，广告商精准抓住家庭主妇的心理，将“胖”与“懒惰”“失败”“不被爱”挂钩，暗示她们只有变瘦，才能留住丈夫的爱、赢得他人的尊重。

德勒舍尔在书中算过一笔账，如果全球女性都突然接纳自己的身材，不再为减肥买单，仅美容、减肥、健身三大产业的营收就会暴跌60%。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总有声音在告诉你“你还不够瘦”，焦虑正是资本的利润来源。

更残酷的是，这种审美规训还会催生新自由主义观念的绑架，社会默认“肥胖=懒惰”“苗条=自律”，却没人追问，那些被家务、育儿占满时间的女性，哪有精力去健身房？那些月薪只有男性一半的女性，哪有余钱为高端减肥产品买单？

德勒舍尔在采访中提到，母亲当年总在拼命做家务，甚至主动承担邻居家的照看工作，本质上是想证明“我不懒”，她被这套逻辑困住，用过度劳动来对抗莫须有的“罪名”。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报复父亲，而是为了实现一种文学正义。”德勒舍尔的这句话，点出了创作的核心。在父权制家庭中，父亲的声音永远是支配性的，母亲的付出与委屈却无人诉说，她要做的，就是用文字把母亲的视角“抢”回来。

《关于我母亲的谎言》采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以童年视角讲述家庭日常，让读者跟着小德勒舍尔一起，感受父亲皱眉时的压抑、母亲偷偷流泪的委屈，每章结尾又突然切换到成年作者的视角，跳出故事反思背后的社会结构。

这种借鉴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写法，能瞬间打破读者的情感沉浸，引导大家思考，这个家庭的悲剧，真的是“父亲坏”“母亲软弱”吗？还是整个社会的性别结构出了问题？

德勒舍尔的书写，深受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影响，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将性别与阶级问题融入女性成长故事，德勒舍尔则把这种手法用到了家庭叙事中。

她没有把父亲塑造成纯粹的反派，当写到父亲因阶级限制在事业上停滞不前时，她会坦诚“我能理解他的痛苦”，但她更不会模糊立场，明确表示“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我必须站在母亲这一边”。

这种“不偏激却坚定”的叙事反击，让这本书在德国出版后引发轰动，甚至戳中很多东亚读者。

德勒舍尔在书中写“我能读懂父亲脸上的每一个微表情，他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天气”，这句话让无数经历过“看父母脸色长大”的人感同身受。

她发现，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家庭内部的权力失衡都有相似之处，女性的身体与情感，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部分。

书的后半部分，德勒舍尔抛出了一个关键观点，打破身材规训的枷锁，最核心的武器是经济独立，母亲半生的困境，根源就在于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附父亲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女性想要拥有自己的银行卡，都需要丈夫签字同意，更别说自主选择职业，德勒舍尔在书中记录了一个细节，母亲曾有机会继承一笔遗产，这笔钱足够她带着孩子独立生活。

但她最终却放弃了，长期的经济依附，让她连拥有财富的勇气都失去了，这种财务暴力，比身体上的劳累更伤人，它直接剥夺了女性说“不”的权利。

那时的德国，还存在严重的性别工资差距，同一份工作，女性的薪水往往只有男性的一半，母亲即便想重返职场，也要面对“既要工作又要顾家”的双重压力。

产假时间短，没人帮忙带孩子，职场对已婚女性的歧视更是无处不在，德勒舍尔长大后才明白，母亲放弃职业不是“没追求”，而是被现实逼得无路可走。

如今，情况虽有改善，但问题仍未解决，德勒舍尔接触过很多年轻读者，她们对母亲放弃遗产的行为感到震惊，这代女性从小接受“经济独立”的教育，知道金钱能带来底气。

德勒舍尔也在书中呼吁，社会必须正视女性的无偿照护劳动，提高女性就业率和薪酬待遇，只有当女性不用再靠丈夫的钱生活，才能真正摆脱“身材要符合他人标准”的束缚。

书的结尾，德勒舍尔暗示母亲最终选择了离开，不是逃避，而是觉醒，她搬到了一个小公寓，找了份社区护理的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足够养活自己。

有一次德勒舍尔去看她，发现母亲在厨房做饭时会哼着歌，肚子上的赘肉依然明显，脸上却有了久违的笑容，德勒舍尔写下这个场景时，没有煽情的文字，只说“那一刻我知道，母亲终于属于她自己了”。

这句话，或许就是对所有女性的启示，身体从来不是他人的装饰，更不是被评判的对象，所谓打破身材规训，不是非要瘦成某个标准，而是拥有“我想胖就胖、想瘦就瘦”的自主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