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女性英模的生活（张玮）

1.女性英模的激励机制

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四三决定”)，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富裕与经济独立入手。”“这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为鼓励在各个领域表现卓越的妇女，各根据地实行了一套奖励制度，给予其政治肯定和生产资料支持。期间，涌现出大批模范妇女，她们或是劳动模范、拥军模范、杀敌模范，或是卫生模范、生育模范；其中人数较多且备受关注的是劳动英模，因为在大生产运动背景下劳动创造的价值似乎更大。所谓“劳动英模”，即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简称，劳动英雄主要指生产好并以其生产影响和推动别人生产者，模范工作者主要指工作好且以其优良革命品质、正确思想作风真正为群众服务者*刘景范：《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解放日报》1945年1月25日。。本文所指女性英模主要指大生产运动后几届群英会表彰的女性劳动英模。

2.女性英模的群体特征

陈敏是《解放日报》大幅报道的一位劳动模范，其与上述几位女性模范有着不同经历。陈敏是冀中人，家境殷实，从小被视为“赔钱货”，“只当做牛马来使用”，8岁时学纺纱，“还要帮姑姑带娃娃、帮着母亲做针线”。11岁时母亲过世，父亲才送她去读书。陈后来走上抗日道路，并与八路军某部政委结婚。投身革命事业后，领导鞋厂保证军鞋供给，成为“家属劳动英雄”，事迹被广泛报道*《家属劳动英雄陈敏同志》，《解放日报》1944年3月19日。。陈敏是根据地女性模范中的特例，出身与经历不似其他女性，但同样经历了普通女性的苦难，并在根据地转变为新女性的代表。

大多数女性模范有着相似经历，悲惨的童年、卖作童养媳的无奈、不甘贫困而奋起行动。出身贫苦、艰难度日——童养媳挨打受气——革命宣传带来希望——参加革命成为模范，她们的人生似乎都是这个程式，《解放日报》宣传重点在于革命让她们翻身做主，中共给了她们新生，因此她们昼夜为革命工作并变成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偶像式人物。

1．生产劳动方面

根据地时期涌现出的女性英模多属于生产领域，其舍己为公、拼命生产的态度和热情感染了其他百姓，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如女劳模张秋林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她的无私、进步影响了身边许多人。为带动大家纺织，她到处宣传，“规劝妇女们参加生产”。她领导的25个纺织小组定期开会，研究纺织中遇到的难题，“不但亲自教她们，而且发动大家竞赛”。 在其领导下，离石妇纺运动快速发展。她“善于解决妇女群众中间的问题”，调动一切力量发展生产，连“弄神弄鬼”、“贪财害命”的“神婆”都被改造过来参加纺织。张秋林“白日开会”、“黑夜纺花”，后又组织合作社，为入社百姓盈利的同时有力支援了抗战，成为“全晋绥边区妇女们所要学习的榜样”*《女劳动英雄张秋林》，《解放日报》1944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的郭凤英是1943年米脂县唯一入选的女性农业劳动英雄，后又出席边区劳动英模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她靠双手成为边区家喻户晓的女英雄，据其所言：“我三二年上男人就殁了”，十几年“白天黑夜的劳动，解决了全家的生活”，还将以前典出的地赎回来，两个儿子已长大，“大小子已经能揽工了，二小子也能拦羊了”，光景过得不差。她的事迹激励着边区所有劳动妇女，像郭凤英学习、看齐成为其共同目标*《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解放日报》1944年1月6日。。

2.技术学习方面

女性英模既是生产的积极践行者又是热情推动者，特别是妇纺运动离不开其动员、组织和教导。如刘桂英是绥德妇纺运动领导者，拥有丰富的纺织经验，“花绻搓得细，线纺得又匀又快，失头又少”。绥德原无纺户，在其宣传和组织下越来越多的妇女愿意学习并参加妇纺，她带领妇女研究纺织方法、验收纺织成果，自己不怕吃亏、不辞辛苦，“婆姨们都拥护她”，称“没有刘老婆，咱的线纺不成”*《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解放日报》1944年1月9日。。冯桂英作为抗属投奔丈夫后并未得到任何优待,且被告知须靠自已维持生计。她凭借纺织手艺养家糊口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妇女们无不羡慕地说：“如果我们学会纺织，就不怕没有布穿了”。有人提出请冯桂英上门教学，她得到丈夫支持后开始“不要工钱，教人纺织”的教学生活，“今天在张三家，明天到李四家，这里还没有脱身，那里又有许多人来邀”，4年下来“经她直接或间接教纺织的地区，纺织和养蚕运动开展起来”，“千百个妇女，正以纺织收入，改善她们家庭和她们自己的生活”。与以往无一架纺车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里“不仅家家有纺车，全村有十多架织机，每个妇女都会纺织养蚕，布匹完全能够自给”*《共产党员之妻》，《解放日报》1943年5月13日。。冯桂英以一己之力完成一个村、一个地区的妇纺教学和动员工作，不愧为一名优秀抗属和劳动英雄。

3．婚姻家庭生活方面

根据地女性英模在婚姻生活、家庭和睦方面堪称表率。在“婚姻自由”口号下，许多妇女将离婚视作追求自身解放的必经之路，离婚案件剧增，给农民生活和乡村稳定带来隐患。大生产运动开展后，组织发动妇女从事生产成为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一批女性英模涌现，她们既在生产、拥军、参政方面是“英雄模范”，又在个人生活、家庭建设中有着同样表现。尤其模范抗属，坚持生产、不闹离婚是其共同品质。折碧莲、刘金英等均是支持丈夫革命、自己坚持生产、扶老携幼、维护家庭和睦的典范。抗属李桂英常常劝说其他抗属坚持等待、不闹离婚，她们对根据地妇女的婚姻生活态度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女性英模参加生产的同时，抚育后代、照顾老人的重担压在她们肩上，她们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机器为家庭为革命释放着能量，是边区和睦家庭建设的基本力量。

抗日根据地选举运动中随处可见妇女身影。这时参与政权的女性多在生产实践中表现突出，她们或因生产业绩突出有机会参政，或因参政在生产中不甘落后，而中共则“保证那些精明能干、在群众中有威望、忠实于妇女切身利益的妇女们当选参议员”*《动员边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6月21日。。可以说，女性英模是最先被动员起来的一批妇女。

贫苦出身的宋志贞在1943年腊月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上受到表彰，成为劳动模范。会后，她自发地“负起宣传组的责任”，利用秧歌这种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妇纺，“妇女们对纺纱的情绪大大提高”。她组织妇女纺织、克服困难进行生产的事迹得到边区政府肯定，在 “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宋志贞第二次得奖，同时“以一百二十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乡妇女主任。上任一个月，她“先后组织了十个纺织小组，参加者计有八十七人”，以更高热情投入妇纺工作中*《妇女主任宋志贞》，《解放日报》1944年2月11日。。晋绥边区女劳动英雄刘能林1942年当选村妇女干部后积极发动妇女抗日，组织妇女参加民兵组织，学习“埋地雷”等作战本领。大生产运动中，带领妇女从事纺织，帮助群众解决了很多困难。由于她善于领导又懂得纺织，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带头创办了一个合作社并表示：“一个人翻身解放还不算，要让大家都解放，都过上好日子”。该合作社不仅帮助妇女解决了生活困难，还有力支援了抗战，受到上级表扬和群众称赞*③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401、421页。。马改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村妇救会秘书，1942年被选为边区妇女劳动英雄。在她带领下，村里拥军、妇女组织、帮助抗属、妇女识字工作取得不小成绩，特别是其创办的纺织合作社成为全县最先进的合作社，由此被推选为特等劳模，并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③。

不少女性英模亦是参政典范。戎冠秀得知八路军是帮助穷人的队伍后参加妇救会，“会员们个个都举手欢迎她当会长”，任职期间动员妇女放脚，年轻妇女“剪了发，脚上不再穿两双袜子，换了大鞋”。她爱护会员，曾帮助一个被丈夫残害却伪称自杀的会员弄清真相，并将凶手绳之以法*《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9日。。栾和富1943年参加革命并出任子长县边家沟村妇女主任，“组织洗衣队、缝衣队”帮助战士解决生活问题，“战斗时给红军送信、侦查坏人”。她除发展自家生产外，还帮助村里妇女一起致富，改造二流子，领导本村妇纺、扩大生产，成为子长妇女生产、参政的一面旗帜*《边区妇女光辉范例》，《解放日报》1944年4月9日。。

根据地的女性英模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代表人物，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是一面抗战与生产的大旗。纺织英雄赵春花成为最早响应抗日政府政策的农村妇女。1941年她被选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后对抗日政府的工作更加支持，大生产运动大幕拉开时带头投身到生产、支前运动。在她带领下，村里纺织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1944年春，她被选为左权县(辽县)纺织英雄，11月获太行区纺织英雄称号，12月又获太行区一等纺织英雄称号。拥军模范裴乃秀是一位誉满太行的女性，千万拥军女性的代表。抗战爆发后，她响应支前号召，先后将两个儿子送到抗战前线，二儿子在一次反“扫荡”中牺牲，她并未因此放弃拥军，反而处处为子弟兵着想，主动承担伤员护理任务。她节衣缩食，将家中粮食给伤员吃，粮食吃光后将“自己头上的银钗子卖掉，换来几升玉茭和豆子”给伤病员。裴乃秀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被誉为“子弟兵母亲”和“拥军模范”*皇甫建伟、宋保明编著：《烽火巾帼》，第239、241页。。晋绥边区特等女劳动英雄张秋林抱着“打走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信念，带领全家走上抗战道路。1940年中共抗日政权成立后，张选为“自然村妇女生产小组长、妇女演剧队队长、行政村妇救会组织委员、妇女合作社营业员”。生产之余，她挨家挨户宣传，是村里的好干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入党后，她办起纺织合作社，为农民谋福利、为军民穿衣做贡献，因此荣获妇女特等劳动英雄称号。1944年8月其子在日军“扫荡”中被杀害，她痛苦过后重新振作起来，下决心把合作社办得更好，在她和社员共同努力下，1944年合作社分红时红利占股本60%，社员扩大到360人，股本增到30万元。其事迹被编成郿鄠剧在各地演出，被谱成歌曲在各地传唱，1945年被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议员。张秋林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优秀的妇女干部，其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值得学习和尊敬*刘奋昂主编：《飒爽英姿巾帼虹——吕梁妇女英雄谱》上卷，第24页。。

根据地女性英模参政活动虽大都限于妇女工作领域，但对革命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有目共睹，她们以一己之力带动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妇女工作发展，甚至化作一个指引后人进步的符号，一改女性以往与政治绝缘的状况。

1.女性模范的生产实践

闭塞的社会风气使陕甘宁及华北广大农村成为传统积习十分严重的地区，女性毫无话语权，男尊女卑的社会习惯让女性丧失追求自身利益的意识。抗日根据地建立前，村里男人“常常在街上议论村子的事情”，妇女则“从不敢到这种场合去”；“当有人来到家门口”问屋里有无人时，“妇女就自己回答说‘屋里没有人’。妇女在那时根本不被当作人对待”*[加]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英]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著，龚厚军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女性活动场域限于房屋院落，承担的劳作是洗衣做饭、料理家务、照看小孩。她们负责全家生活起居，对关乎全家生计的田间劳作不参与，因为女人下地干活被视为羞耻之事*《女劳动英雄张秋林》，《解放日报》1944年12月3日。。在中共动员下，根据地乡村风气渐开，妇女摆脱劳动丢人的观念，走出房门，和男人一样走到田间地头干活，特别在大生产运动中，女性响应号召制订生产计划、参加生产劳动蔚然成风。1943年晋绥边区流行小调唱道：“妇女们订计划，纺织又做饭，帮助男人们送饭到田间，家里事不用男人们管，军队住到咱村中缝新又补烂……唉！唉！呦！”“鸡叫大天明，太阳满山红，叫一声妇女们快来集中，赶快上地里辛勤劳动，保证咱今年的任务一定能完成……唉！唉！呦！”*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286页。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妇女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达10万亩以上*③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1987年印，第80页。。不过，掀起妇女劳动高潮的当属妇纺运动，妇纺运动是根据地面对日军扫荡、经济封锁及天灾不断的情况发起的生产自救运动。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0多万妇女投入纺织运动，生产出来的布匹可满足边区军民用布的1/3”，“1943年，发动养蚕户2000余户，收茧5万斤”③。山西抗日根据地妇纺规模不断壮大，至1944年“仅太行、太岳、晋西北3个区的妇女纺织人数已达到47万余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8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动员妇女参加纺织运动既使根据地度过难关，又使女性在经济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女性在创造生产价值的同时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这一变化得到越来越多男性认同，家庭关系因此和睦起来。女性英模无疑是妇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群体。

(1)女性英模的典型范本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女性英模是根据地女性劳作的标杆，亦是女性独立自强的榜样。她们忘我劳动，带领村民共同生产、改善生活，都是所在区域当之无愧的模范。翻阅史料，一个个被人忘却的名字背后是一年年艰辛的岁月、一段段鲜活的历史。

陕甘宁边区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在丈夫死后独自带着“九岁和七岁的两个娃娃”，拾粪、犁地、施肥，“本庄的普通庄户都赶不上她”。不上地时“担水、劈柴、积粪”，做完工就忙着撕棉花、捻线，“一时也不肯休息”。家中没有男子，重活儿都是一人干，“填渠、拍畔、搂草”样样在行，“路过她地的人都说，郭凤英的地畔拍得齐整整的，比个好劳动的后生还强”。郭通过自己劳动、与人合作、变工等方法让全家生活好转起来，她“没求过人，八十斤一袋的洋芋她能背得起，一次可背五六捆麦子”，她不吝惜力气，打场、滚碾子、推磨一个人完成。农闲时纺棉花、做衣服，全年吃穿不愁。土改中，郭不仅赎回早前典出的3垧地且进而发展成10垧，家中换了新门窗，日子过得更好，由此成为边区所有劳动妇女的榜样*《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解放日报》1944年1月6日。。

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是绥德市妇纺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她技术过硬、纺织经验丰富，不光肯吃苦，还悉心钻研纺纱诀窍，尽量将“失头”减到最小。“1943年她一共纺了五十八斤十二两线，赚得的钱约值七万多元”。日子过得好了，她便“悄悄地把三个光景不好的婆姨组织起来，帮她们向纺织工厂领棉花纺线，赚得许多棉花”，解决了家中困难并成为工厂基本纺户。渐渐地刘桂英成为绥德地区妇纺带头人，她挨家挨户宣传妇纺，以自己亲身经历打动大家，参加纺织的妇女越来越多。刘桂英成为纺织英雄后表示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妇纺运动，带领“婆姨和娃娃都过上好光景”*《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解放日报》1944年1月9日。。

劳动英雄李凤莲是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女工，悲惨的童年让她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她随军奔走各地，先后在女工厂卖过菜做过饭，帮忙称棉花，到被服厂、印刷厂工作，“组织分配什么就做什么”，任劳任怨。由于工作努力，她在印刷厂当了劳动英雄，“生产上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对原料工具最节省爱护”，成为同事学习的榜样*《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解放日报》1944年1月29日。。

太行区纺织英雄赵春花响应大生产运动，组织了20名妇女参加纺织小组，指导全村妇女学习纺花。一个仅有45户居民的水坡村就有91名参加纺织运动的妇女，其中23名既能纺纱又会织布。1943年全村纺花300斤、织布190斤。一年后，全村纺花950斤、织布480斤。在其带领下，全村不但实现穿衣自给自足，还支援了部队。据统计，全县各村在其影响下，“参加纺织的妇女达到17000人，有纺机15000部、织布机2100台，全年共纺花12万斤、织布10万斤，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陈厚裕主编：《左权县人物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页。1944年她被选为辽县纺织英雄，并在同年召开的太行区首届杀敌、劳动英雄大会和1946年12月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上分别被授予太行区纺织英雄和一等纺织英雄称号，成为誉满太行的纺织英雄*皇甫建伟、宋保明编著：《烽火巾帼》，第239页。。

石榴仙是太行区另一名纺织英雄，她同赵春花一样积极开展纺织运动，将全村80多名中青年妇女组织成5个纺纱小组并开展竞赛活动。她以身作则，发挥自己织布特长，夜以继日地纺织，甚至达到一天纺一斤花、织两尺布的最高纪录，由此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中国老区》山西编写组编：《中国老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稿，第80页。。

纺织英雄韩国林本是普通农家妇女，但她创办“纺织工厂”的事迹在吕梁山远近闻名。大生产运动中，她参加纺织培训班，因表现出色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村后，她动员全村妇女以互助形式进行纺织。1944年，韩在纺织互助的基础上办起纺织合作社，后又发展成纺织厂。在其领导下，纺织生产发展迅速，仅1944年、1945年就织布72匹。韩国林成绩突出，多次被乡、区、县评为劳模*②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424、391页。。

张秋林是晋绥边区支前模范、劳动英雄。当丈夫参军离家后，她一个人开荒种地、纺花织布，支援抗日前线。1943年，张响应边区号召，加入纺花织布行列，并担负起组织妇女的工作。她注意工作方法，将村里妇女按照住地远近、年纪大小、性格脾气等标准分成25个纺织小组，各小组定期开会研究如何提高纺花水平、怎样修理纺车，纺织运动在其组织下搞得红红火火，由此被村里、乡里一致推选为劳动模范，并被评为边区“妇女特等劳动英雄”。得到荣誉的张秋林信心倍增，回到村里动员各户入股成立合作社——“秋林合作社”。合作社“以组织妇女纺织为主”，同时代卖油、盐、针线等生活用品，以方便群众。张秋林为了合作社“什么事情都干，常常忙到鸡叫两遍才睡觉，早晨还总是比别人早起”，合作社发展、壮大与之辛勤工作密不可分。1944年，合作社分红时红利占股本60%，群众得到切实利益。在晋绥边区流行这样一句话，“十万人穿衣，全凭妇女同志”②。

被誉为“特等模范家属”的陈敏亦是南泥湾开荒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中，陈敏担任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鞋厂负责人，以“八千元现款、三百斤烂布、二百斤烂麻，和一点小米”起家，苦心经营，使鞋厂发展成不仅可以自给自足且可以盈利、不仅面向群众且可以保障军鞋供给的单位。陈敏亲自从事生产并仔细钻研如何节约、如何生产出又好看又耐穿的鞋子。她十分关心工人状况，经常和他们谈心交流，关心工人生活、为大家改善伙食。在其带领下，工人生产积极性很高，鞋厂办得十分红火。“他们生产的鞋，式样好，又耐穿，还便宜”，老百姓喜欢穿，连各地机关和部队亦来定货。1943年4月开始，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短期做鞋任务，陈敏带领全厂工人日夜加班，“成天泡在车间，缝鞋帮、缝鞋口，走路缝、说话缝”，终于提前半月完成任务*《家属劳动英雄陈敏同志》，《解放日报》1944年3月19日。。由此在1942年和1943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

陕甘宁边区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出生贫苦人家，一直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在延安她得到边区政府帮助，“弄了一百六十亩地，合伙安庄稼”，但父亲没有帮手，马杏儿便跟父亲一块上地，大家称“这女子像汉子一样呢！”边区奖励劳动英雄，马杏儿得了第一名，成为翻身自主的新女性*孙照海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77页。。

模范抗属刘全英在丈夫参军外出革命后，一个人照顾年迈的婆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她一想到家中老人和孩子就有了坚持的勇气。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刘未“向任何人哀求过”，将家中田地“自种四垧”、“伙出去七垧”，还学习“纺花织布”，生活好起来。她突出的生产业绩使“家务建立起了，而且不断向上发展”，用一个女人的肩膀扛起全家人生存重担*《建立家务——记模范抗属刘金英》，《解放日报》1944年2月11日。。

戎冠秀是个“做活”好手，“一年四季天不明，就背上粪筐”摸黑拾粪，甚至连大年初一都不歇，刚生完孩子没几天就下炕做活，村民都说“戎冠秀实在不像妇女，那双手，长得又大又粗；那双手摘花椒，摘得干净利落”，“上地里，耕地刨坡，什么活儿，都不比男人们少干”*《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9日。。

安塞在大生产运动中亦涌现出一批妇女劳动英雄，她们在劳动中呈现的干劲和积极性赛过男人。一区彭桂花是甲等妇女劳动英雄，一年“种地十八垧半，打粮十三石六斗，替别人推粉条赚米二石”，用自己的劳动换来“无上的光荣”。邵玉兰是“小脚婆姨”，革命使之重获新生，燃起对生活的热情，通过一个人劳作换来全家5口人衣食无忧*《安塞出现一批妇女农业英雄》，《解放日报》1944年3月7日。。

(2)妇女纺织的突出成就

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妇女劳动英雄，她们主要活跃领域是纺织业，在其模范带头作用下，边区民间纺织得到显著发展，群众和军队穿衣问题得到缓解，妇女地位得到提高、家庭变得和睦。

从表1看出，1942年后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的纺织能力、纺织效能及纺织产量都有很大发展。1944年纺纱数量超过1943年2倍，织布产量超过1943年3倍、1942年8倍。但由于各分区产棉数量、纺织基础及组织领导情况各不相同，要实现全面自给尚有距离。

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同样取得不错成绩。各抗日根据地妇纺运动自1942年前后开始，经两年多发展后，到1944年仅太行、太岳、晋西北三个区纺织妇女总人数已达47万余人。山西妇女纺织成为支撑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在“自种、自纺、自织”口号下妇女通过改进纺织工具等方法，提高了纺织效率、增加了纺织品产量。据统计，1944年太行区24县植棉9.1万余亩，棉产量达75万公斤，产布100余万公斤，为抗战提供了保障*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8卷，第232页。。

表1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发展情形(1942—1944)

表21944年陕甘宁边区各分区产棉自给统计表

表31944年陕甘宁边区各分区穿衣自给统计表

资料来源：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在这一组组数字背后是无数妇女的辛勤劳作，她们默默为家庭、为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但历史并不能将每个人的经历呈现出来，而选择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妇女——劳动英模。在中共动员下，抗日根据地妇女在劳动英模事迹感召下，基本上都担负起生产责任，甚至在解决军民穿衣问题上挑起大梁。这一时期根据地建设离不开妇女的努力，而妇女英模更刷新了女性劳动纪录。中共在妇女动员、女性模范形象塑造上是成功的，基本实现“四三决定”提出的发动妇女为抗战服务的要求，较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妇女通过劳动赢得经济独立、社会尊重，进而获得解放的道路。

2.女性英模的家庭日常

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前，华北及陕甘宁地区童养媳盛行，早婚和买卖婚姻普遍，男女地位不平等，女性作为“私有物品”现象毫不稀奇。清末至民国时期，陕西宜川男子十七八岁、女子十五六岁结婚很正常，订婚年龄则可早至七八岁*宜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页。。山西境内男十六七岁、女十三四岁订结婚情况普遍，包办婚姻如童养媳、换亲、卖妻、卖女、抢婚随处可见*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民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6页。。根据地创建之后，中共对传统婚姻进行改革，力图使妇女自由平等地选择婚姻，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作为妇女代表的女性英模，其婚姻家庭可视为根据地女性的缩影。她们大多出身贫寒，在婚姻选择中无自主权可言，有童养媳经历者不在少数。如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李凤莲幼年家境贫寒，“三岁上就被卖给三十里外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家”，13岁到婆家，丈夫瘫痪不能劳作，“抬水、做饭、推磨，什么都要做”，还时常忍受婆婆打骂及脚大带来的嘲讽*《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解放日报》1944年1月29日。。模范抗属刘桂英“七岁时父亲去世”，“十二岁当了媳妇，男人只有十五岁”*《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解放日报》1944年1月9日。。拥军模范裴乃秀同样出身于贫困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当了童养媳。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刘能林11岁时以90元钱的价格卖给陕西商贩当童养媳，小小年纪遍尝生活辛酸*⑧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401、424页。。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拥军模范胡春花因家境贫寒，12岁就作了童养媳*《中国老区》山西编写组编：《中国老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稿，第82页。。

女性英模早婚现象也很普遍。如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白全英幼时因家境贫寒，15岁就嫁到本乡一户贫苦人家，“丈夫靠揽工租种土地为生”。晋绥边区妇女特等劳动英雄张秋林因家贫15岁就嫁到邻村*刘奋昂主编：《飒爽英姿巾帼虹——吕梁妇女英雄谱》上卷，第10、24页。。晋绥边区支前模范王元英出生在一户普通家庭，14岁嫁给一户贫苦农民。韩国林7岁丧母，17岁嫁入一个“上有公爹哥嫂，下有小姑侄儿”的贫苦家庭⑧。纺织英雄赵春花17岁出嫁，成为一个“勤劳简朴、温良贤惠的家庭主妇”*皇甫建伟、宋保明编著：《烽火巾帼》，第238页。。陕甘宁边区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15岁时嫁给比自己大4岁的男子，“男人家也跟杏儿家一样穷，一家八口人，租种地主十二垧赖地，打六石谷子”，交租后只剩3.6石，生计无法维持*孙照海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第3册，第476页。。郭凤英15岁出嫁，和丈夫一起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解放日报》1944年1月6日。。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15岁嫁到李家，“谁都知道，李家是个穷光蛋，家里常常吊起锅台”*《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9日。。

女性英模首要身份是“女性”，其涵义包括女儿、妻子、母亲三重身份，而最劳神费力者即母亲。男女性别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女性需更多担负起抚育后代的职能，这种无法人为改变的分工给女性生活带来很大限制。任何妇女解放都绕不过的问题即女性因生育带来的时间、精力、体能上的损耗。因此，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对生育表现出来的态度大都是抵制的，革命工作的繁琐，加之战争环境的混乱，及刚刚脱离旧时代的新式女性在心理上不愿落后的要求，使之千方百计地回避生育，如康克清在接受美国记者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采访时就表示：“我不想生孩子，我要保持健康的军人体格。”*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但女性英模在生育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比较传统，婚后都育有子女，且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责任，《解放日报》随处可见女性英模一边生产一边照顾孩子的报道。如女劳动英雄栾和富因丈夫忙于工作不常在家，自己一人将家里生产、照顾3个孩子的重担扛起来*《边区妇女光辉范例》，《解放日报》1944年4月9日。。“难民吴居安的女人”是“能轧能弹能纺能织”的纺织能手，“她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第四个孩子现在还在吃奶，她经常抱到怀中纺线”*《固临纺织能手吴居安妻》，《解放日报》1944年4月9日。。吕桂英丈夫在“九团任教导员”，她“给人做针线、纺花卖线、做酱、做豆腐、生豆芽、卖煎饼、卖饸饹、卖凉粉和黄米馍馍等”，全靠自己劳动解决生活开支。“一个两岁、一个四岁”的孩子一人照顾，每天外出生产时“把两个小孩用绳子栓到炕上”*《靖边抗属模范吕桂英》，《解放日报》1944年4月9日。。陈敏既是抗属又是共产党员，通过努力生产成为劳动模范。她有过3个孩子，第一个不幸夭折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产、工作从未放松过。她每天的时间基本都被照顾孩子和纺织占据，早上一起床就“一面给小娃娃刷洗片子，一面又生火给大娃娃做饭，片子洗完了，饭也煮好了”。她纺织时就让大娃娃自己玩，将“小娃娃放到炕上”，用一条布带子将孩子的腰和床里端的木棍系在一起，“小娃娃虽然在炕上到处爬，也没危险”，“炕上只铺着一张席，小娃崽炕上拉尿拉屎也不要紧，用东西擦掉，换换片子就是”，孩子哭闹时就将“小娃抱在怀里，一面哄他睡”，一面纺纱⑩。冯桂英在丈夫参加革命后以为投奔丈夫就可结束苦难生活，但丈夫告诉她“子母的生活，仍然要自己维持，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的家属”。她凭纺织手艺很快成为妇女“争抢”对象，希望她上门教纺织。但她儿子10岁、女儿还在吃奶，抚养基本一人承担。她外出时只能靠儿子照看小女，“清晨吃了一次饱奶”的女儿一觉醒来“看不到妈妈和哥哥的影子”“嚎哭起来”，哥哥赶忙跑来“引逗”。劳作回来一进门就喘着气坐到炕上“解开汗水渗透了的粗布衫子，乳头塞进满儿的小口”，哭声才止住，这时儿子已开始帮忙拉风箱，提醒妈妈煮饭时间到了*《共产党员之妻》，《解放日报》1943年5月13日。。

女性英模在家庭生活中除照顾子女外还对丈夫给予无条件支持。尽管很多人并非自由恋爱步入婚姻，但对于父母、媒妁挑选的丈夫大都有了日久所生的情愫，或因子女在旁或因道德约束，对丈夫的态度多温柔体贴或服从支持。她们动员丈夫上前线，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凭一己之力扛起家庭重担。韩国林17岁出嫁，婚后第二年就送丈夫参加县抗日游击队，两人都认一个理：“打不倒小鬼子，日子没盼头。”*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424页。刘桂英12岁时嫁给15岁的丈夫，两人过了几年共患难的苦日子，后双双参加革命，她当妇女主任、丈夫当少先队分队长。丈夫外出革命后，她独自照顾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小孩，生活特别艰辛。有人劝她“走了吧，年轻轻的，何必受这罪，你那红军老汉对你有什么好处！？”但她不动摇，“闹革命免不了吃苦”，“不能因男人闹革命走了，把老人留下不管”。凭着对丈夫革命事业的支持、对老人和孩子的责任，她选择留下，一个人扛起家庭生活重担。身为抗属，为减轻代耕队压力，主动“伙出去七垧地”；还学习纺花织布，取得不错的生产成绩，家中日子渐好*《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解放日报》1944年1月9日。。模范抗属和甲等劳动英雄吕桂英既要劳动又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在外人看来，“没明没夜，受死受活”的光景十分难熬，但她说“只要丈夫干革命，再受苦也愿意，但有三分奈何，我是不要公家帮助的！”*《靖边抗属模范吕桂英》，《解放日报》1944年4月9日。出于对革命和丈夫的支持，她以顽强毅力坚持着。这些模范抗属、妇女英模对丈夫、对家庭的牺牲不仅体现在忘我劳作上，还体现在对夫妻关系的忠贞与尊重上。如延属分区折碧莲结婚仅一月丈夫便参加革命，从此靠自己劳动伺候公公，负担家庭开销。丈夫多年杳无音讯，连公公都劝其改嫁，但她从无二心，“我已经等了十年，把心放长一点，再等十年……男人为国打日本，我一定等他回家”*陈学昭：《“熬劲大”——记抗属英雄折碧莲》，《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9日。。在这些模范抗属看来，只有努力生产、不靠公家、不闹离婚才是光荣的，如李桂英常劝其他抗属“咱们的男人是革命的”，如离婚就“把我们的光荣丧失了”*郝登洲：《模范抗属李桂英》，《解放日报》1944年2月14日。。

女性英模身上大都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在孝顺公婆、和睦家庭方面堪为世范。刘金英在丈夫参加革命后辛苦劳作，独自照顾婆婆，日子稍好时就给老人购置了棺木和孝布、打了银首饰，使之尽享天伦；为给老人看病，不惜花光为儿子“问媳妇”的钱，并辅以精心照料*《建立家务——记模范抗属刘金英》，《解放日报》1944年2月11日。。刘金英对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是根据地女性英模家庭态度的一个缩影，她们未因生活困苦或新思想冲击动摇对传统道德的信仰，孝敬公婆仍是恪守的道德标准。张秋林公公是个“赌博汉”和“懒鬼”，“家里的卅来亩山地，都叫他赌输了”。张嫁去后，仅剩的12亩地为还赌债被典出，她对此虽“看不顺眼”，“但从没说过一句呕气话，叫干甚就干甚”。当她送丈夫参军后，婆婆对其不理解，逢人就说：“她嫌海元(张秋林男人)累赘，这下看她怎么养活自己，看她独立过活吧。”张则辛勤劳作，在其影响下，婆婆“把搁了多年的织布技术也恢复起来”，“公公也把以前因赌博典给人家的地赎回来”*《女劳动英雄张秋林》，《解放日报》1944年12月3日。。张秋林在尊重长辈的前提下以实际行动默默改变着他们对革命、生产及生活的态度。

女性英模对家庭倾注了许多心血，她们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对家庭与生俱来的眷恋，即便在婚姻初始并非自愿，但随时间流逝对丈夫、子女、公婆的情感逐渐注入血液，彼此扶持并度过革命最困难、生活最困苦的时光。她们对婚姻的态度是传统而认真的，如张秋林、吕桂英、马改果等人在丈夫外出革命时独自承担起家庭重责，从未想过离婚。很多人在丈夫去世后坚不改嫁，如刘桂英就是靠自己纺织改善了全家生活；郭凤英15岁出嫁，20多岁时丈夫去世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她没有改嫁，而是“丢了裹脚布，用棉花潜进脚趾，解放了小脚”，带着两个孩子上山劳动，熬过最困难的日子*《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解放日报》1944年1月6日。。不过，新思想新观念亦影响着部分女性英模，冲破封建婚姻桎梏、寻求自我独立和解放的例子在刘能林经历中得以体现，其11岁就给20岁的阎孟玺当了童养媳，12岁被逼成婚并作“成人对待”。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参加妇女组织，丈夫对此反感，经常对其外出开会百般刁难甚至大打出手。1947年，刘与阎结束长达20年的婚姻*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401页。。随着新婚姻法实施，根据地百姓开始建立起正确的婚恋观念，寡妇再嫁不再是“伤风败俗”之事。如宋志贞经历过两段婚姻，第一个丈夫病逝后改嫁一个小学教员，后有3个孩子，夫妻感情和美、同甘共苦，成全了一段婚姻佳话*《妇女主任宋志贞》，《解放日报》1944年2月11日。。

根据地时期女性英模在婚姻家庭中的态度，既有传统女性保守一面，又有现代女性干练一面，特殊时代让其彰显出与众不同的韵味。中共在根据地建立初期一味强调婚姻自由而导致的高离婚率严重影响了乡村稳定，随之则将“婚姻自由”宣传重点转移到“家庭和睦”建设中，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将妇女纺织推到重要位置，她们开始得到家庭和社会尊重。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宣传劳动英模事迹，大大小小的劳动模范“塑造”出来，她们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甚至创造出比男子更多价值，其身上女性的外在特征变得模糊。女性被“工具化”在战争环境中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其身上蕴藏的力量被充分发掘出来，除孕育后代外她们的劳动成果对保障军需、争取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前所述，抗日根据地时期女性英模形象以特有的相似性出现在《解放日报》乃是中共政策使然。根据地初建时，中共将妇女解放重点置于争取单纯的自由平等上，一味强调“婚姻自由”，随之出现的离婚率居高不下的情势则造成乡村社会动荡。为扭转新婚姻法实施中的混乱局面、重建乡村稳定、维护抗战大局，中共认识到动员广大妇女投身革命，并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是进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目标。1943年，时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蔡畅根据中共中央“组织妇女参加生产、支援前线”的号召主持起草了“四三决定”，指明了“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各根据地从战争、生产和妇女劳动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发展纺织生产，这一时期涌现的妇女劳动模范就是响应“四三决定”的先进分子，她们不仅成为根据地妇女解放的榜样，更成为支援抗战的英雄。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对女性英模的了解多源于《解放日报》。在该报报道中，妇女劳动英模的生产总是“以一当十”，绝不输于男人。她们为了大局牺牲小我，奉献健康甚至生命，其生产换来一家的衣食无忧、全村的劳动热情，甚至整个边区的学习和效仿。当她们选作劳动模范时则成为备受瞩目和崇拜的偶像，她们总是有着黝黑但健康的肤色、结实的身体、朴素且干净的着装、让人亲近的笑容；当她们戴着红花受奖时，人群中总会响起“像海潮般澎湃的掌声”，像英雄一样被羡慕和膜拜。《解放日报》对妇女英模形象塑造是成功的，在特殊历史时期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让原本愚昧的北方农村妇女团结起来，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立足点和价值所在。但这样的宣传似乎有些过头，整个女性模范被抽离出常人范畴，承担着超出能力范围的重担，这并非否认妇女生产在战争中的作用，只是应客观理性地解读《解放日报》这样的中共机关报所传递的历史信息。

女性英模的出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且对乡村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女性英模的塑造及大力宣传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女性英模奋力生产、积极参政、无私奉献的群体形象成功地将抗战主题与后方生产兼顾，将传统妇女“贤妻良母”的概念与新环境下“新女性”的概念重新结合，这种理想化和极端化的女性形象塑造在当时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只有女性同男性并肩作战，抵抗侵略的使命才可完成。

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女性从未摆脱“工具化”命运，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因社会分工成为男子操控的角色，她们内在的生育功能和抚育幼儿的天性是束缚女性解放的无形枷锁，亦是无法与男子真正平等的症结。抗日根据地对妇女的全力发动及妇女在革命生产中的“过度”牺牲，实与中共对女性“工具化”政策有关，女性英模的不断涌现，其在日常生活中所传递出的“过劳”及“性压制”信号被政治荣誉与社会地位掩盖。女性身体被“工具化”亦是事实，女性政策为革命服务的程度远大于为妇女解放提供的支持。但在革命年代一切政策均应以战争胜利为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功不可没。

回望历史，女性英模日常生活折射出根据地妇女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指出：“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中共妇女政策是其取得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关键决策及实践，“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知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美]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页。。但在根据地妇女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性别差异带来的女性发展障碍被集体忽略。中国近现代以来，高喊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口号的往往是男性，即便中共妇女政策亦难出男性化话语体系的框架。女性性别的特殊性使女性在很多领域无法与男性平等，而一味强调“男女平等”对女性来说或许是更大的灾难：第一，女性英模偶像化、政治化、仪式化的形象背后是否真的丧失个体性，尤其模范抗属在对待婚姻问题时是否心甘情愿。如答案是肯定的，其解释一定与特殊历史环境相关。但每个个体都是鲜活的、充满个性的，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又不尽相同，那么女性英模几乎千篇一律的公众形象若是舆论导向使然的话，其真正的生活状态又如何？第二，动员妇女生产、参政，实现社会价值层面的男女平等是根据地妇女政策的成功之处，但性别差异和舆论压力使妇女在参加社会活动、从事生产劳动的同时仍须负担孕育和抚养下一代及照顾家庭起居的责任，传统家庭对女性的要求丝毫没有减少，女性在生理上、心理上所面对的压力更甚。第三，女性“工具化”在抗日根据地表现明显。浓厚的政治氛围、紧张的战争局势使女性难逃“工具化”命运，妇女解放只是革命的策略和手段，女性权益只能为民族、国家大局让步。第四，女性幸福与否、家庭和睦与否、社会安定与否、国家强盛与否都离不开执政党对女性问题、婚姻政策的把握。婚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民生安排，婚姻政策合理与否影响着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在革命年代婚姻承载了太多政治意义，超出婚姻这一民生安排的初衷。总之，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女性解放运动是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政治性革命运动，特殊的社会生态、历史情境决定了其独特的内容及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