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难偿！日老兵残害33名中国女性，晚年断子绝孙骨灰撒华谢罪

2007年冬天，日本川崎一家医院的病房里，87岁的赤坚柏仓正强忍着肝癌带来的剧痛，一笔一画地写着遗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妻子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嘱托，他要求将自己的骨灰带到中国山西的安邑，撒在那里的牲畜市场地上，他说自己的灵魂只配在那里赎罪，让中国的土地踩踏，让牲畜的蹄子碾过。

写下这段话的老人并非普通的日本老者，而是一名曾在山西犯下罪行的侵华老兵，但他的人生轨迹原本与“恶魔”二字毫无关联，1920年他出生在日本川崎一个贫困家庭，母亲早逝，他和哥哥全靠父亲打零工养活，性格内向的他最大的愿望不过是长大后进厂做工，娶妻生子安稳度日。

然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火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日本实行严苛的征兵制度，家里有两个儿子就必须有一人上战场，另一人则要去中国东北当“开拓民”，这实则是掠夺中国人土地的殖民者，哥哥选择了去东北，20岁的赤坚柏仓别无选择被编入日本陆军，他本想替哥哥扛下这份苦，却没想到这一去便坠入了深渊。

1940年他被调往中国山西安邑执行日军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初上战场时面对被捆绑的中国平民他连刺刀都握不稳，但日军的训练方式残酷而有效，他们将百姓绑在树上逼迫新兵练习突刺，刺不准会挨打刺中了反而有奖赏，在这样的环境下最初的恐惧逐渐被麻木取代，最后竟扭曲成一种病态的兴奋，杀人成了士兵间的比赛，“谁杀得多谁光荣”成了扭曲的规则。

赤坚柏仓后来在悔罪书中写道起初他还数着自己杀了多少人，到后来根本数不清，一个本想保护哥哥的青年就这样被战争机器改造成了麻木的施暴者，这不是因为他天生邪恶，而是战争这个染缸将个体的良知淹没在集体的疯狂中，当周围所有人都在作恶，当施暴能换来认可，普通人也很容易沦为恶魔的帮凶。

在安邑的五年间赤坚柏仓犯下了无数暴行，日本投降后他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写下的《悔罪实录》中，记录了33名被他残害的中国女性，其中最小的年仅10岁，8人丧生3人终身残疾，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悲剧，1942年春天在一次“扫荡”中他闯入一户农家，强奸了刚生产完正在喂奶的产妇随后纵火烧屋，将母子活活烧死。

还有一位被俘的女八路军战士受尽酷刑仍不屈服，最后被交给士兵“处置”，赤坚柏仓和同伙将她绑在电线杆上用步枪射击她的身体取乐，在她濒死时竟割下她的子宫套在她头上看着她窒息而亡，他写道他们常将妇女儿童扔进井里再投下手榴弹，“听着井下的惨叫我们在井口笑”，这种集体性的残忍并非个别士兵的失控，而是日军有组织的战争罪行，每次“扫荡”后长官往往默许甚至鼓励士兵施暴，无数女性遭受轮奸虐杀，连孕妇都未能幸免腹中胎儿被挑在刺刀上炫耀。

然而再麻木的人心底也可能残留一丝良知，赤坚柏仓在悔罪书中反复提到那些受害者临死前的眼神，被烧死的产妇不屈的女战士井中的孕妇，这些眼神像钉子一样在他心里扎了几十年，1945年日本战败赤坚柏仓被关入太原战犯管理所，起初他毫无悔意坚称自己只是“执行天皇的命令”。

但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却出乎他的意料，战犯们获得医疗救治人格受到尊重，管理人员还组织他们学习历史观看日军暴行的纪录片，当银幕上的画面与他记忆中的场景重叠时，这个老兵第一次浑身发抖，1956年在关押11年后赤坚柏仓获释回国，他表面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进厂工作娶妻生子，但内心的煎熬从未停止。

他几乎每夜都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梦里总是那些受害者哭泣的面孔质问着他为何还能活着，他常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浸透衣衫心脏狂跳不止，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远比牢狱更加痛苦，2007年命运给了他最后的沉重一击，儿子一家三口在旅行途中遭遇车祸全部罹难，尚未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走出，他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生命只剩几个月。

接连的打击让他彻底崩溃，他将这一切视为“报应”，他心想“我杀了别人的孩子母亲，现在我的孩子也没了，这是我该还的债”，在生命尽头他决定不再沉默，他找到研究抗战史的中国学者蔡星天，寄去了《悔罪实录》的手稿和一封忏悔信，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罪行并附上部分受害者名单，尽管许多人的名字他已记不清，只能写下“井中孕妇”“那位产妇”这样的描述。

他在信中写道“我没资格请求原谅，只想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日本发动的战争是罪恶的，我们在中国做的不是战斗是屠杀”，2007年12月赤坚柏仓在孤独中去世，一个月后蔡星天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在了山西安邑的牲畜市场，今天在日本很少有人知道赤坚柏仓的名字，主流媒体视他为“个别案例”，右翼势力更指责他“背叛国家”。

但在中国他的《悔罪实录》已成为重要历史资料，那33位受害者的遭遇也被铭记在安邑的地方志中，赤坚柏仓的忏悔来得太迟，那些被他夺去生命与尊严的人永远无法听到他的道歉，然而他的故事依然有意义，尤其是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试图否认历史的今天，他用自己充满挣扎与痛苦的余生证明，那些暴行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发生过的罪恶，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良知的审判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