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女性作家中，她的文字很淡，气象却是最大的”

我从1980年代开始接触宗璞的作品，她在那时候的文坛是个特别的存在，文体颇多弹性，词语背后透着文气，这是那时的作家所少有的。

从大的背景来看，宗璞属于远离左翼传统的作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体系的京派化，二是文章趣味的古典化。

她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醉心于英国文学，俄国、法国文学只是部分进入自己的视野。她后来交往的学者和作家，革命队伍里的不多，除了孙犁、冯牧、王蒙等人外，最亲近的属于朱自清、朱光潜、冯至、卞之琳、汪曾祺这些人。

早在1940年代后期，她已经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的文化理念，不是从阶级划分的角度思考文学，而是有一种超越于流行话语的纯然之思，以及家国情怀里的美学意识。这些在她晚年越发明显，《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便集中体现了此点。

作家宗璞

因为一直生活在学院、文化机构环境里，所写作品里染有不少象牙塔趣味。经历了漫长的风雨后，思想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冲击。所以有时候，她对于左翼文化亦有着理解的同情，并不像一些象牙塔的学者那样封闭自己。这一点大概受到了父亲冯友兰的影响，既沉浸在知识世界，又不忘与时代对话，儒家的济世精神和现代人本主义理念，都流动于文本深处。

由于此，她的写作与时代忽远忽近，词语也在不断调整中。

大学毕业后，社会上许多年间流行的是苏俄文学，对于那些斯拉夫作家，她喜欢的也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少数人，而内心心仪的是英国的托马斯·哈代，挪威的易卜生和丹麦的安徒生。所欣赏的中国的作家则有司马迁、李义山、苏东坡、曹雪芹等。应该说，这口味有些挑剔，一般的文字不易入其法眼。她不太提及现代以来的小说家，对于西方作品则有不少心得。曾经写过关于济慈、弥尔顿、曼斯菲尔德的文章，陈述里不乏灼见。其中哈代对于她的影响最大，在《他的心在荒原——关于托马斯·哈代》一文，欣赏的是这位作家的荒原意识，其苍凉之气隐含了世道之言。作者写道：

关于哈代作品的讨论已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其中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问题。他的人物受命运小儿拨弄，无论怎样挣扎，也逃不出悲剧的结局。好像曼斯菲尔德晚期作品《苍蝇》中那只苍蝇，一两滴墨水浇下来，就无论怎样扑动翅膀再也飞不出墨水的深潭。哈代笔下的命运有偶然性因素，那似乎是无法抗拒、冥冥中注定的，但人物的主要挫折很明显来自社会……在哈代笔下，还表现了复杂的性格，因为你高尚纯真，所以堕入泥潭。哈代把这一类小说名为“性格和环境小说”。在性格与环境冲突中（不只有善与恶的冲突，也包括善与善的冲突），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这正是黑格尔老人揭示的悲剧内容。1

1950年，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哈代研究，那时候的审美理论与流行的观念与她的趣味是颇相反对的，并不在一个时空中。她后来的阅读生涯中，对于狄更斯、雨果、卡夫卡更为欣赏。

域外文学对于她而言，有着汉语审美不同的美质，这些使她一直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现实眼光，个性主义的理念也是很浓的。更重要的是，借助外来的诗意的表述方式，她与浅薄的道德主义话语，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宗璞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代以来受英国文学影响的作家，有许多对于传统文化颇多好感，文章也自觉带出古风，这是否是莎士比亚与哈代的启示，不得而知。在英语世界体味出自己该如何面对母语，宗璞与费孝通、萧乾有相似的地方。

在意象的表达方面，翻译体里的冗长的句子是被她所拒绝的，从一开始，就注重文章学的某些理念，对于苏轼以来的感性而智慧的表达，充满敬意。她对于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冰心、苏雪林的某些作品的肯定，也能够看出审美的偏爱。越到老年，语言越带有古文的余温，旧辞章的气息时隐时现。她很少提及“苦雨斋”群落的写作，但行文中的格式每每有接近之处，说她不自觉地呼应了1930年代京派的风格，也非谬言，只要阅读她那些散文随笔就会发现，起承转合中，意与趣蔓延开来，白话文的背后，藏着不少古意。

受家学的熏陶，宗璞的文字不乏学理的元素，她一直深陷于如何处理新旧问题和古今问题的思考中，并期待从中再造一种有弹性的文体。就辞章趣味而言，旧诗文对于她一直是最好的参照，她在文章中常引用王国维的句子，体味中有不少共鸣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内中有诸多学识，重要的是对于生命的无奈感的深刻揭示，其中的启示不可小觑。有时候，她在文章中露出闲笔来，无意中散出自己的阅读感受。比如对于《世说新语》的喜爱，神往于《聊斋志异》的意象，这些都是汪曾祺、张中行也有的感觉。她能够化用古人的词语，而不带痕迹。又能在现代口语中吸取养分，遂形成一种儒雅、清纯的文体，诗意地面对存在，对于她而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家宗璞

在《小说和我》一文中，宗璞谈及了自己写作的两个追求，一个是“诚”，一个是“雅”。她引用郭绍虞评价元遗山的话：“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2之所以强调“诚”，是所写的内容有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不去欺骗读者。另一方面，语言不应做作，自然而来，平淡而去，在晓畅中流出纷繁之意。也因此，章法就颇为自如，没有娇柔做作的感觉。所谓“雅”，则是与流俗保持距离，即带有文气。这是典型的京派追求，书斋里的清纯感流水般喷出，有幽思的闪动。但这种“雅”，不是与俗的对立，主张的是雅俗共赏，远离世故。既“诚”又“雅”，那结果就是真实无伪，朴素明丽。这种境界，融合了五四的写实主义和京派的美文意识，不仅小说追求此种境界，散文小品的写作，也带有此风。

《宗璞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宗璞在雅俗问题上的思考，无疑也受到许多的前辈的启示。她很赞同朱自清的观点，最好的艺术往往是雅俗共赏的。朱自清在《什么是文学的“生路”》提到趣味的高低和雅俗，“雅俗却不是呆板的。教养高可以化俗为雅。宋代诗人如苏东坡，诗里虽然用了俗词俗语，却新鲜有意思，正是淡雅一路。教养不到家而要附庸风雅，就不免做作，不能自然”3。宗璞以为《红楼梦》的好，就属于雅俗共赏的范例，她看到《红楼梦》在言情、市井、谣俗和哲理方面都有体现，也就是兼顾各个方面，高也去得，低也来得，凡人小事与学者忧思都在一个戏台上，彼此相关，苦乐悉知。所以，写作所追求的韵律，乃生活所赐，人间百物与芸芸众生，才是思想之母。宗璞警惕自己的书斋气和学究气，一直以平常之心写人状物，其实也有返璞归真的意思。

本文作者 学者 孙郁

这种审美理念延续在《野葫芦引》系列作品里，看得出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也在默默守护着人文之梦。日寇的入侵、民众的反抗、知识界的精神自塑，在她那里以多棱镜的方式被反射着。对于那段历史的回顾，作者的笔触是凝重的。而后来系列散文涉及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回避之、逃逸之，从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南渡记》是宗璞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在作品中融进了各类精神体验，抵抗的与苟活的、童话的与恶魔的、士人之风与新知识人的家国情怀，被写得丰富多彩。小说从七七事变写起，北平的压抑氛围、大学的南迁、留守家属的困境、抵抗者的勇猛和附逆者的丑陋，都裹在一幅大画卷里。知识界的家庭中西化的阅读趣味与老一代人的儒风，构成了一种反差。彼时的文化经纬在她的笔下是动的，多致的。小说写到吕老先生拒绝出任伪职从容而死的一幕，看得出传统道德高洁的一面。在这里，宗璞汇聚了古代之风与西洋人文意识，突破了传统京派的笔意，其思想的鲜明和包容，带出了某些新儒家的精神隐喻。

《南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尽管宗璞那么关注非象牙塔的生活，但她对世风的描述，远远不及对于学人群体的刻画。《东藏记》中形形色色的教授，是有不少典型意义的。而在散文随笔中，她笔下的闻一多、朱自清、何其芳、卞之琳的形象，逼真而生动。许多随笔涉及知识界的内部问题，也有对不可知的外部存在的揭示，其间不乏追问和内省。这也是诚的表现，也如五四时期人们所说的不粉饰，少温吞，直言不讳。宗璞写到历史的重大关头的人与事，价值态度分明，一看即见品位，这不得不说是遗传了五四传统。她称赞冰心晚年的作品好，乃“包含了忧国忧民的真情，遣词造句，恰到好处，使人感到文字的美”4。这其实何尝不是她自己的追求？

宗璞的小说触碰到了百年知识界敏感的神经，经由读书人的命运，映现历史的变化之迹，也就是要为那些寻路和挣扎于路上的人留下印迹。她虽然也受到时风影响，有时候思想还显得拘谨，但并不随波逐流，很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新旧之变中的曲折人生，被记录了许多。因为生活在知识界，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有深入的了解，所写的爱情与事业，学识与智慧，都在复杂的语境中展开。《红豆》写了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在年轻人身上的纠葛，在爱情方面，信仰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这是易代之际的两难，历史的潮涌分化了青年队伍。《弦上的梦》乃一段苦难岁月的片段的刻描，反叛的一代如何在逆境中冲破牢笼，写得激流涌动，荡气回肠。虽然还带着伤痕文学的印记，但审美中的异样的维度，贯穿着贝多芬式的浩荡之思，已经呈现出与同代的同一类型的作品的不同之处。而《三生石》对于艰难日子的生活的展示，为一个特殊岁月作了笔录，其中的生死之态，刺激人们追问存在的要义。这里看得出作者对于流行的思想和以往的历史的复杂态度，在那些符合潮流的文本里，其实也隐含着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人本主义。当人们纠缠于现象界的是非时，她却常常把目光投射到概念无法解析的心灵世界。而这里，她比一些学院派的作家多了清醒的生命觉态。

在童话和儿童题材的小说里，也能够窥见宗璞审美的深层的隐含，她对于自然、动物和人的理解与表现，有着朴素的天地观念，即万物的道理与人世的道理的统一性。1956年创作的《寻月记》是一曲少年英雄的故事，两个天真的孩子到月亮上去，经历险恶的风暴，为了寻找月亮珠，和西王母、三头鸟周旋，上天入海的过程，生长了智慧。这也折射了时代语境，即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启蒙的思想重新回来，《吊竹兰和蜡笔盒》拟人的笔法中，写出“我不能光活着，我还得是我自己”。这恰是彼时的五四思潮回归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贝叶》写一个女孩贝叶为了免于村民被海里的龙吃掉，自告奋勇地去海里与龙生活的故事。当她完成了降龙的任务后，回到了村庄，百姓却把她视为妖怪。爱而获冤，忠而蒙羞，不正是晚清以来自我牺牲者命运的一种隐喻？这些作品，既裹在时代风浪里思考着什么，也有试图超越于时代去发现存在的隐秘，现实苦楚升华于童话之梦的时候，小说便具备了反观自我的内力。

《寻月记》宗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宗璞的许多儿童题材小说，曾获得不少赞誉。1980年所作《鲁鲁》显示了她很高贵的审美品质。小说描绘作者战时在云南的一段经历，孩子与狗，社会与自然，没有污染的心和爱，就那么自然呈现着。作者对于动物与人的关系的描摹，有着细腻的观察和体味，不幸之幸与幸中不幸，指示着天地之哀，在细腻和传神的画面里，藏着人间至爱。这种笔法在《南渡记》中也时有体现。北平沦落后，孩子们依然保持着内心的纯朴和对美的神往，郊外的萤火虫，北海的滑冰场，以及书房里的《鲁宾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的默读，乃民国孩童的一种梦境，然而这一切都被日寇的铁蹄踏碎了。这种美与丑、爱与恨的对比，给童话世界带来灰色之影，而这灰色之影又激发了对于美的怀念，回望中的怅然，久久不散。

这也是人们从1950年代起就一直关注她的原因。许多年间，她一直疏远那些单面性的审美之径，倾心于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恰当表达。宗璞说她经常要读读古文，以免被时代的语言带偏。那用意显而易见，就是对于无趣的词语的拒绝。她在文字颇为单一的年代，依然保持了表达的诗意性，没有切断与古文脉和域外艺术传统的联系。因为很小的时候接触了狄更斯、霍桑、安徒生的作品，对于后来出现的反智的文学一直保持警惕的态度。她在1960年代开始接触卡夫卡，在编辑《世界文学》时，推出过莱辛《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霍桑《教长的黑纱》《拉帕其尼的女儿》等作品。这些工作，无疑也有启蒙的意味，对于许多写作者，不无影响。内之不失文理，外之延续灵思，这使她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更具有广泛的世界意识。

在激越动荡的年月里，她选择的是冷思与默读，静静地写着属于自己的东西。宗璞写作品，许多时候不喜欢过于激烈的表达，而是带着含蓄性和溶解性的笔触，将纷纭复杂的存在散在流动性的句子里。太悲壮与太闲适的审美，在她看来易走向单一化的道路，二者之间，取其中者，便有了超然之音的弹奏。这些一方面来自儒家的中和理念，一方面得自古典音乐的启示。比如她极为欣赏莫扎特的音乐，其百转千回的肃穆与崇高感，深深打动了她的心，那种跨越时代的高贵与纯然之风，有着人性极高的境界。在《药杯里的莫扎特》中，她写道：

莫扎特可以说是超越了人间的痛苦和烦恼，给人的几乎是透明的纯净，充满了灵气和仙气，用欢乐、快乐的字眼不足以表达。他的音乐是诉诸心灵的，有着无比的真挚和天真烂漫，是蕴藏着信心和希望的对生命的讴歌。

在死亡的门槛边打过来回的人会格外欣赏莫扎特，膜拜莫扎特。他自己受了那么多苦，但他的精神一点没有委顿。他贫病交加，以致穷死、饿死，而他的音乐始终这样丰满辉煌，他把人间的苦难踏在脚下，用音乐的甘霖润泽着所有病痛的身躯和病痛的心灵。他的音乐是真正的“上界的语言”。5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所求之界在何处。三十年前我写《读解宗璞》时，发过这类感慨：

宗璞以学识、修养而迥于他人；又以朴素、自然、大方而受人敬佩。我读其作品，觉得真情难得，状态难得，品位难得。她不假声不假气，又不像一般女子那样自恋。写己身之苦，不捶胸顿足，那是成熟女性含笑的泪。天底下的大悲苦，到她那里，均变得沉静、安然。几点凄楚之后，却是反顾人生那种哲人式的洞彻。于是机智与散淡，通达与朗然，把人生的诸多杂念、悲戚、统统驱走，只剩下那种直面命运的慷慨、坦然……6

一个人经历了风风雨雨，作品自然易带出沧桑之色，但她却将苦楚引入不动声色的叙述里，以美的精神面对远去的苦水，诸种愁思流入平静的语态中。比如《三幅画》写自己与汪曾祺的交往，开篇忆及在西南联大一次观戏，对于汪曾祺扮演老更夫的印象深深，再到1980年代的一次相逢，有赠诗场景，雅趣横生。后来宗璞在杨周翰先生处，曾看到汪曾祺的绘画，颇为喜欢，便修书索画，不料先后竟得到三幅新作。此文对于三幅画的介绍，各含深意，汪曾祺的童趣，临风自得处，暗香浮动。尤其第三幅作品，汪氏在旁边写道：“为纪念陈溦莱而作，寄与宗璞”。宗璞说自己“把玩之际，不觉歔欷”。于是挥笔道：

溦莱乃我挚友，和汪兄也相识。五十年代最后一年，溦莱与我一同下放在涿鹿县。当时汪兄在张家口一带，情况比我们苦得多了。一次开什么会，大家穿着臃肿的大棉袄在塞上相见。我仍是懵懵懂懂，见了不认识的人当认识，见了认识的人当不认识。溦莱常纠正我，指点我这人那人都是谁；我看见了汪兄发愣，苦笑道，汪曾祺你也不认识！

溦莱于一九七一年元月在寒冷的井中直落九泉之下，迄今不明原由。我曾为她写了《水仙辞》小文。现在谁也不记得她了，连我都记不准那恐怖的日子。汪兄却记得水仙花的譬喻，为她画一幅画，而且说来年水仙花发，还要写一幅。7

文章平淡地展开，点到为止，许多痛点散在空白处，隐隐有着无量悲楚。这种话题，不是在冬日里出来的冷气，而是在温馨的绘画故事中穿插的一缕忧思，虽然淡淡的，但读起来心绪难平。这里有抗战以来的时光的流动，也多暗夜中的灯火，在神异的美的画面中，还埋藏着对远去的灵魂的思念，杂然之绪里，让我们感到，在短小的段落里，微而见大，素中含彩，人间的苦乐同体同感，未言之处有无尽之言在。

在许多作品里，类似的笔法常常可见。她喜欢汪曾祺的文与画，但他们的差异显而易见。汪曾祺由象牙塔回到市井里，以知识人的眼睛凝视万物；宗璞则在象牙塔中徘徊，远远看世界。前者有时候自己就是市井中人，而后者不过以眺望之姿欣赏之，打量之，却没有过多的烟尘气味。这也是宗璞的读者不及汪曾祺读者多的原因。汪氏以天地为纸，用生命之躯写草木性灵与人之真气，宗璞则在书斋里制出时代的微缩景观，乃纸上的烟火。这是他们似与不似的地方，彼此的美学路径时而交织，时而分开。

其实，汪曾祺与宗璞的父亲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的。比如，“五四”后学界有疑古派和信古派，文坛则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冯友兰提出“释古”的概念，就超然于争论，别是一番境界。汪曾祺自己既不喜欢进化论的泛化，也非桐城派的拟古，他对于胡适的进化的文学观持批评态度，认为桐城派也都非谬种，而自认为自己属于乐天的儒家。但他的儒家，也非原教旨式的，有的时候带着一种老庄的元素，思想是逍遥的。冯友兰受到域外哲学的影响，但并没有像胡适那样以旧代新，他对于激进主义持某种保留态度。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中介绍过父亲冯友兰的思想过程，早在1938年，冯氏就指出：“我们现在没有兴趣用一种文明的眼光去批评某种文明，但是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阐释某种文明，使两种都能被人更好的理解”。同时说，对于东方文明“我们把它们看作人类进步的同一趋势的不同原理的不同表现”8。汪曾祺在谈及古代遗产和汉语文化的时候，也是采取综合的态度，超然于左右两翼。他的小说、随笔里的中和之音，与冯氏父女的叙述语态庶几近之。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冯氏父女都喜欢从世界角度回望国故，又以古典语义回应世界难题。在他们那里，学问有时候要高于诗意，探讨精神现象，充满了各种挑战。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言及孔子的时候，冯友兰认为这位先贤与古希腊的智者有相似的地方，“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之影响，与苏格拉底之行为在西洋历史上之影响，相仿佛”9。

宗璞在讨论文学问题时，也常常带有世界主义的眼光，她说：“中国文化是自家人，外国文化是好朋友。”有人说她“又古典又现代”这是对的。她谈论伍尔芙、曼斯菲尔德及其他域外女作家，常有会心之处，那些灵动的词语都有暗指，而在此后的创作中，又将这些经验汇入中国古典的表达语句中。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才是精神的训练场，想深问题，写真文章，也是自己的使命吧。

在近百年的女性作家中，宗璞的气象是最大的。这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的丰富，脱离了女性的感伤主义叙述模式，笔触深入知识界，同时对于时代的面貌有大手笔的书写，而且有着很高的认知层次。二是形成了一种有质感的语言，孙犁说她的作品语言已经脱离了黄庐隐、凌书华、冯沅君、谢冰心的路径，有了“很大的发展”，不无道理。孙犁称赞其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和蔓枝”10。我觉得她的作品所以耐读，与学问的滋润有关，神思与爱意在理与趣之间流淌。古代的辞章深深埋在她的墨迹里，而儒家的义理也偶然飘动。她常常化用古文的格式。《南渡记》写孟家的生活，叙述节奏令人想起《红楼梦》的文体，而燕园系列散文，则不乏柳宗元、张岱的某些余音。她不仅有新诗作品，旧体诗词也有佳作。作品带着人文主义的神彩，没有陷入小我的窠臼，个体表达也折射着时代之色。

与许多作家比，宗璞并不高产。她似乎有点完美主义，过于节制的笔触，偶也使叙述显得有些沉闷。她自然没有杨绛潇洒，但却显得更为博雅。与大众和时代有着亲和的关系。到了耄耋之年，依然不改旧态，关心社会的难题和文化的难题，从中外文化资源里摄取思想与诗意的遗存。一生的写作，正视着中国社会的变局和知识界的分化与重组。许多年间，在执着与变化、信念与情怀中，留下他人难以见到的特别经验。

宗璞是我们这个时代别具一格的、难以重复的作家。在动荡的年月，她保持了读书人的宁静和辞章的出新，而根底是一种意义的寻找。她曾用宋代邵康节《观物篇》的话形容写作的要义：“所以为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这也是冯友兰治学时的一种观念的呼应。冯氏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11。那么说，宗璞的写作所追求的，无疑带有载道的传统，并非一般京派提倡的言志者的闲适。这种在功利与非功利之间、自由与遵命间的犹疑和角力，使作品荡出了新人文的梦影。每每想起她作品里的从容、凝重之笔，便觉得古文人的趣味犹在，民国风致犹在。我们在一个空寂之所，聆听到了一曲高贵的琴音。循音望去，忽觉得飘来了一缕本真之气。

注释：

1 宗璞：《他的心在荒原——关于托马斯·哈代》，《宗璞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83页。

2 宗璞：《小说和我》，《宗璞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03页。

3 朱自清：《什么是文学的“生路”》，《朱自清经典大全》，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4 宗璞：《真情·洞见·美言——〈女性散文选萃〉序》，《宗璞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29页。

5 宗璞：《药杯里的莫扎特》，《宗璞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6页。

6 孙郁：《读解宗璞》，《中国图书评论》1997年第8期。

7 宗璞：《三幅画》，《宗璞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27页。

8 宗璞：《向历史诉说》，《宗璞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83页。

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0 孙犁：《人的呼唤》，《宗璞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页。

1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本文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孙郁， 本名孙毅，1957年秋生于大连。曾任职于北京日报、北京鲁迅博物馆，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著有《鲁迅与国学》《鲁迅忧思录》《民国文学课》《叩门者》《思于他处》《孙郁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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