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曾顶起半边天，为何如今在“女神”称呼里焦虑？

这几年每逢三月，不管是网上还是商场里，都有个挺诡异的现象。

好端端的“三八妇女节”，愣是被改头换面成了“女神节”、“女王节”。

乍一听挺好听，又是女神又是女王的，好像地位高得不得了。

但你细琢磨，这背后的味儿不对。这不仅仅是把节日名字改了，更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捧杀”。

记得几年前，天猫发过那么一条引发众怒的视频吗？那时候咱们还在讨论“3.8女王节”这个概念。视频里有个全职妈妈，985硕士，大学老师，这配置够顶了吧？结果怀孕后辞职带娃，熬了6年，焦虑得不行，觉得自己跟社会脱节了。这时候出来个所谓的人生导师，是个育儿嫂，在那儿苦口婆心地劝：孩子三岁前你得全职陪着，虽然没了事业，但你得到了亲情啊。

这话一出，当时网上就炸了。大家气什么？气的是

为什么只有女性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这道单选题？

为什么没人去问问男人：嘿，你为了事业牺牲了陪伴孩子的时间，你焦虑吗？

虽然那条微博不到一天就删了，但那个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在这一地鸡毛里打转。

国家力量在私人生活里的介入与退出，新自由主义跟消费主义那股子浪潮，把女性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位置。

咱们把时钟往回拨，拨回到100年前。那时候的华人女性，面临的可不仅仅是做家务还是上班的问题，她们面对的是一种从身体到身份的彻底“离散”。

今年刚好是加拿大《排华法案》那个糟糕历史的一百周年纪念过后不久。那时候，太平洋对岸的华人女性，想跟丈夫团聚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时候的加拿大，为了修铁路用了几万华工，铁路修完了，人就不值钱了。先是收人头税，从50美元涨到500美元，这笔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穷苦劳工好几年的血汗钱。因为交不起这笔钱，绝大多数华工根本没法把老婆孩子接过去。

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残酷的现象：离散家庭。

到了1923年，更绝的《排华法案》来了，直接禁止华人入境。这法案一搞就是24年，这期间能进加拿大的华人连50个都不到。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别畸形的社会结构：加拿大的华人社区里，全是光棍汉。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老家，是成千上万守活寡的“金山婆”。

你看，那时候的“离散”，是物理上的，是政策强加的。而现在呢？

现在的离散更多是心理上的，是身份认同上的。

把目光从北美收回来，看看欧洲。前两年，也就是2023年年底，在荷兰有一位叫胡擂擂的华人摄影师，做了一件特别牛的事。她用镜头记录了25位在荷兰的第一代华人女性。为什么要拍她们？因为这些女性的故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寻找“回归”的历史。

胡擂擂自己就是个有故事的人。早年跟丈夫在荷兰开中餐馆，结果一把大火，把心血烧了个精光。要是换一般人，可能就崩溃了。但她没有，她拿起了相机。她在荷兰的摄影学院进修，顶着高昂的学费和繁重的学业，硬是闯出了一条路。

她拍的那些人里，有位百岁老人叫胡招娣。这名字一听就是那个旧时代的印记——“招娣”，招来弟弟。胡老太太是荷兰最早的一批华人移民，跟丈夫白手起家开中印餐厅。哪怕在荷兰生活了一辈子，老太太还是说一口流利的温州话。

还有一位叫齐慧的妈妈，为了照顾患恶性肿瘤的孩子，在博士学位的最后冲刺阶段选择了放弃。这听起来是不是跟开头那个天猫视频里的硕士妈妈有点像？但这里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人生导师”在旁边指指点点，只有一位母亲在异国他乡，面对生死和学业时的艰难抉择。这里面的韧性，不是一句简单的“回归家庭”就能概括的。

胡擂擂的镜头里没有那些假惺惺的笑容。她拍的人，大多表情严肃。因为

生活本来就是严肃的，甚至带着点苦涩。

她想让大家看到阳光背后的东西，看到那些为了在异国他乡争得“一席之地”而付出的代价。

说回国内。咱们经历了从“贤妻良母”到“铁娘子”，再到如今这种复杂状态的剧烈摇摆。

在明清儒学的规训下，女人就该待在家里，这是“正统”。五四运动那会儿，李大钊、毛泽东他们这批觉醒者说，不行，妇女受压迫是因为经济不独立，得走出门去。但这股风，当时也就吹到了城市里的一小撮精英女性身上，广大的农村妇女其实没怎么沾着光。

真正的巨变发生在1949年后。那句

“妇女能顶半边天”

，真不是随便喊喊的口号。那时候国家刚建立，穷得叮当响，4.5亿人口是唯一的资源。如果不让妇女出来干活，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搞不起来。所以，那时候的政策逻辑很简单：女人也是劳动力，得用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景象：几乎所有劳动年龄的女性都出来工作了。官方数据显示，那时候90%的中国女性都投入了生产劳动。那时候，工厂就是家，单位包办了一切。托儿所、食堂、医院，单位全管了。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成为了家庭保障的提供者。

这让女性从家务里解放了出来，拿起了焊枪，开起了拖拉机。

那时候的女性审美是什么？是粗壮的、有力的、去性别化的。你如果在那时候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是资产阶级情调，是要被批判的。

但是，风向在80年代又变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来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

“青春饭”

。

大概从90年代初开始，铁饭碗不香了，大家发现，年轻漂亮的女孩能挣大钱。比如空姐、公关小姐、双语秘书。有个数据特别震撼：1993年那会儿，医院护士一个月工资才120块钱，而空姐一个月能拿6000块！这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于是，舆论风向变了。那时候的杂志开始鼓吹：

“如果你是个出色的女孩子，就该去吃青春饭，否则就是浪费青春。”

年轻貌美成了资本，成了敲门砖。大家开始觉得，依靠国家不如依靠自己，尤其是依靠自己的身体资本。

但这背后有个巨大的陷阱。当市场经济强调效率至上的时候，企业开始算账了：招个女职工，要休产假，要带孩子，这成本太高了。原来的国企“大院”解体了，托儿服务没了，育儿的成本一下子全部甩回给了家庭，准确地说，是甩回给了女性。

结果就是，下岗潮里，女性受到的冲击最大。1997年的数据显示，下岗员工里61%是女性。而且女性下岗后，比男性更难再就业。

《纽约时报》那时候甚至发了个标题，叫《在中国，35岁+女性 = 无就业竞争力》。

你看，这事儿不是今天才有的，二十多年前人家就看笑话了。

这就造成了今天这种极其分裂的局面。

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你看现在的大学里，女生比男生一点不差，甚至在很多领域更优秀。95后的姑娘们，绝大多数都向往成为“经济独立的女强人”或者“特立独行的酷女人”，没几个人愿意当传统的“贤妻良母”。

但另一方面，社会的配套设施和男性的观念却没跟上。调查显示，同龄的男性里，居然还有71%的人认可女性应该是“贤妻良母”。这认知差距，简直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

国家想让大家生二胎、三胎，鼓励回归家庭；但职场又极其残酷，35岁就是一道鬼门关。

女性夹在中间，既要像男人一样在职场厮杀，防止被淘汰；回家了还得像超人一样带娃做家务。这时候，那个所谓的“女王节”喊得越响，听起来就越刺耳。那更像是一种对于女性旺盛消费力的奉承，用虚幻的“女王”头衔，来掩盖现实中一地鸡毛的焦虑。

我们再看看海外。虽然环境不同，但核心的困境是相通的。加拿大的华人女性，以前是被法律排斥，现在是被资历认证排斥。很多在国内是高管、是专家的女性，移民到了加拿大，因为学历和经验不被认可，只能去干收银、干清洁。为了生存，有些人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国给老人带，这就造成了新时代的“骨肉分离”。

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离散吗？

100年前，是因为穷，因为种族歧视，我们被迫离散。100年后，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身份认同，我们在主动选择中，依然面临着离散的痛楚。

胡擂擂的摄影展里，有位建筑师叫胡艳敏。她每天上班要经过一个楼梯，那是鹿特丹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50多年前，那个楼梯只允许白人男性走。现在，她作为一个华人女性，每天昂首挺胸地从那里走过。这个画面，我觉得特别有象征意义。

它告诉我们，尽管困难重重，尽管偏见依然存在，但华人女性的脚步没有停。

无论是在国内的职场拼杀，还是在海外的艰难立足，女性都在试图夺回对自己生活的定义权。

现在的动态是，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单纯的“回口号”没用了。大家不再相信那个把全职妈妈美化成“收获亲情”的鬼话。女性开始更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处境。像胡擂擂这样的创作者，用艺术的方式，把这种审视固化了下来，变成了集体的记忆。

在这个冬天，我们重提这些往事，不是为了卖惨，也不是为了搞男女对立。而是想说清楚一个事实：

女性的解放，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它是螺旋上升的，甚至有时候会倒退。

对于当下的女性来说，无论是留在国内面对“内卷”和“催生”，还是去海外面对“玻璃天花板”和文化隔阂，没有哪条路是轻松的坦途。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给了我们参与劳动的权利，但还没完全解决家庭劳动的分配问题；市场经济给了我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但也把我们扔进了残酷的年龄焦虑和外貌审视中。

所以，别被那些“女神”、“女王”的糖衣炮弹给忽悠了。当节日的大促落下帷幕，快递盒子拆完之后，面对真实生活的，还是那个具体的、会累、会老、会焦虑的凡人。

真正的回归，不是回归家庭，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

回归到人本身

。是像胡擂擂镜头下的那些女性一样，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遭遇什么，都能直面那个真实的、不完美的，但充满生命力的自己。

这100年，华人女性走得很苦，但也走得很硬气。从被排斥在国门之外，到如今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从被困在灶台边，到在各行各业掌握话语权。虽然“平衡家庭与事业”依然是个伪命题，虽然职场歧视依然像幽灵一样游荡，但至少，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看见真相的眼睛，有了更多讲述自己故事的声音。

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讲述，就是力量的汇聚。

这或许才是我们回顾这100年离散与回归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