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女性教育不能只靠女生？那些缺席的男性，才是破局的关键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我们热烈讨论女性成长、女性困境时，参与者几乎清一色都是女性。

从高校里座无虚席的女性文学课，到社交媒体上引发共鸣的女性议题，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女性问题，女性自救”的闭环。

然而，当一个男孩卷入性别相关的争议时，他的父亲却可以轻易地以“我没接受过男孩教育，我不会”为由，从责任中抽身。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女性在拼命进行自我教育、反思和成长时，男性在这一议题上，却常常处于一种集体“缺席”的状态。

这种缺席，正在让女性的努力变得事倍功半。因为性别议题，从来就不只是女性单方面的问题。那些缺席的男性，恰恰是真正实现性别平等的破局关键。

女性教育的“自循环”困境

在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平景开设了一门名为《女性文学与电影》的选修课，场场爆满。但课堂上，几乎全是女生。

张老师发现，这门课有一种奇特的“召唤能力”。当讨论到女性的生理期、家庭地位、职场困境等话题时，学生们会爆发出强烈的表达欲，将课堂变成一个分享个人生命经验的共同体。

一位女生曾困惑地问：“为什么我在文学作品里，几乎看不到对‘痛经’这种普遍痛苦的描写？” 另一位女生则分享了在重男轻女家庭中，如何通过加倍努力，才换来父母的关注。

这些在传统教育中被忽略、被消声的议题，在这个小小的课堂里，终于找到了被言说、被看见的空间。对于参与其中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启蒙。

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困惑和痛苦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教育模式也暴露出一个核心困境——它正在形成一个女性内部的“自循环”。

女性提出问题，女性讨论问题，女性自我反思，女性相互慰藉。

在这个循环里，女性完成了深刻的自我教育，她们学会了用新的语言去审视世界、去表达自己。

但这个过程，却很少有男性的参与。

就像一场只有一半球员到场的球赛，无论场上的球员多么努力，比赛终究是不完整的。当女性的讨论越来越深入，而男性的认知还停留在原地时，两者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对话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男性在性别教育中的“隐身术”

女性教育的“自循环”，在一部名为《非穷尽列举》的话剧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剧中的母亲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法官，也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自认为给予了儿子最先进、最平等的性别教育。

然而，当儿子卷入一场性侵案时，整个家庭的平衡被打破了。

此时，父亲的角色是如何表现的？

他崩溃大哭，向妻子忏悔：“我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男性教育，我不知道该怎么养育他！”然后，他从这个故事中“消失”了，将处理烂摊子的所有责任，都留给了妻子。

这个“我不会”的父亲，是现实中无数缺席男性的缩影。

他的“消失”，是一种巧妙的“隐身术”。

通过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脆弱，他轻易地将自己从父亲的责任、丈夫的责任，乃至一个社会男性的责任中剥离了出去。

而母亲，则被迫独自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质问：

来自闺蜜的质问：“你是否背叛了我们这个女性群体？”

来自儿子的质问：“妈妈，你教我的那些，在同学里行不通，我该怎么办？”

来自社会的质问：“你一个女强人，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好？”

来自内心的拷问：“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你看，当问题发生时，承担责任、反思己过、承受压力的，依然是那个已经完成了“自我教育”的女性。

而那个缺席的男性，却因为他的“不在场”，反而获得了免责的权利。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性别教育只针对女性，那么它最终只会演变成一种对女性更严苛的道德要求和自我审查。

女性学得越多，反思得越多，背负的十字架就越沉重。而男性，则可以永远躲在“我不知道”“我没学过”的挡箭牌后面，心安理得地缺席。

为什么说男性参与是破局的关键？

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将男性拉回到这场本该共同参与的教育中来。

首先，性别平等不是一道“附加题”，而是所有人的“必修课”。

长期以来，性别议题被错误地窄化为“女性议题”，仿佛它只关乎女性的权益和福祉。但事实上，刻板的性别观念，同样也束缚着男性。

“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规训，剥夺了他们正常表达情感的权利；“必须成功、必须养家”的压力，让他们背负了沉重的社会期望。

当一个社会只允许男性展现“阳刚”的一面时，他们的内心同样是被压抑和扭曲的。

平等的性别关系，意味着解放所有人——让女性从被定义的客体中解放出来，也让男性从刻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其次，真正的改变，需要结构性的推动，而非个体的挣扎。

女性通过个体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身的处境，但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就像张平景老师观察到的，在任何一个行业的顶部，都存在着一种难以攻破的“男性权力联盟”。

要改变这种结构，就需要有足够多“被教育过”的男性，从内部开始松动它。

他们需要意识到，当招聘时倾向于选择男性，当酒桌上开着不合时宜的玩笑，当家庭中默认妻子承担更多育儿责任时，他们正在无意识地维护着一个不平等的体系。

只有当男性开始主动反思自己的特权，并愿意为改变做出行动时，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