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她”与“寻我”：舒淇这两部电影中的女性力量

2026青葱青年影展（广州）展映期间有两部舒淇参与的电影，一部是她首执导筒的《女孩》，一部是她主演、陈仕忠导演的《寻她》。前者帮她拿下2025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入围多伦多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后者入围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并获艺术贡献奖。尽管两部作品都具有商业潜力，作为导演的舒淇和陈仕忠也都凭首部长片取得不俗成绩，却未能改变文艺片在当下市场的困境——排片稀少甚至遭遇撤档。点映当天，陈仕忠苦笑：“我们是文艺片，不，我们是超级商业片！”这句自嘲，道出了文艺片的不易。

《寻她》背景设定在1995年的岭南蔗村。农妇陈凤娣（舒淇饰）与丈夫甘耀祖（白客饰）、女儿甘望过着平静的日子，全家期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然而当陈凤娣在乡村诊所生产时，一场暴风雨掀翻了房屋，新生儿落水失踪，陈凤娣从此踏上寻女之路。

《女孩》则脱胎于舒淇的童年记忆。1988年的基隆港，中学生林小丽在家暴阴影下成长，直到遇见开朗的转校生李莉莉，才开始触碰外面的世界，渴望逃离压抑的家庭。影片探讨的是代际创伤、女性命运与自我觉醒。

《女孩》这个场景曾出现在舒淇主演的《千禧曼波》里。

女性题材常离不开情感、母职与母女关系的书写。《女孩》结尾，离家多年的林小丽问母亲：“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过得好不好？”而《寻她》的结尾仿佛一种回应：在深圳打工的陈凤娣，跟着一个酷似失踪女儿的小女孩，走进了茫茫人海。

如果你是那个失踪的孩子，你希望母亲仍在寻找你吗？答案不言自明。但母女重逢之路，横亘着太多的生活磨难与人情世故，已是相见时难别亦难。而舒淇，恰是串联起这两部影片的一缕金线。

女性力量的两种呈现

男导演与女导演处理女性题材，视角确有不同。《寻她》更显客观与克制：带有宏观的社会视野、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写实的影像风格。陈仕忠摄影出身，镜头语言整体比《女孩》更显成熟舒适。陈凤娣的悲痛并非通过哭诉或独白直接宣泄，而是透过她执拗的坚持、劳作的身影、与环境的对抗来传递，始终是一种“他视角”的叙述。但在情感转折的处理上，仍略显仓促。

所幸影片中有几位女性工作者为《寻她》注入了关键台词与情节：

第一句，是陈凤娣所说：“如果（婴儿）是个男孩，我们就不找了吗？”这句台词，来自舒淇的建议。

第二句，是女剪辑师提议的，在电影中加入陈凤娣与弟弟的对话：“很早之前我也想过离开这里，但不知怎么就结婚了。”这句话暗示她寻找的不仅是孩子，也是一次自己重活的机会。

第三，是多名女性工作人员坚持保留“甘望（女儿）用老虎鞋换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情节——在男导演看来甚至是冗余的镜头，却构成了女孩第一次为自己做小小决定的完成时刻。

《寻她》两位孕妇在甘蔗地场景。

选择舒淇饰演陈凤娣，正是因为她身上带有一种“胆敢”、果决的力量感。侯孝贤曾形容舒淇“骨子里透出一种‘烈’，有侠女风范”。这是男性作为客体对女性力量的观察。而在自传色彩浓郁的《女孩》中，舒淇展现的却是细腻与胆怯：林小丽终日躲在衣柜里，不笑、不语、不碰任何“脏”东西，通过距离建立自我保护。在家暴环境中长大的她，安全感严重缺失，虽善于自洽，共情力强，却如李莉莉所问：“为什么你连笑都是苦的？”这些“优点”，是在创伤与韧性之间挣扎编织的产物，是女性作为主体为自己描摹的画像。

因此，女性力量不止一种：有杀伐果决、执拗追索的力量；也有放下、沉默、轻轻掩埋的力量。它未必以力度昭示，却可隐忍多年。

导演陈仕忠介绍自己的父亲，后者在《寻她》里扮演舒淇的父亲。

正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所写：“一个男人，至少是自由自在的；他可以体验各种激情，周游整个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去尝一口远在天涯海角的幸福之果。而一个女人却处处受到束缚。她既委顿又驯顺，她身不由己，体力既弱，法律上又处于从属地位。她的意志就像她的女帽上用细绳系住的面纱，随风颤悠晃动，时时有某种欲望在掀动它，又时时有某种礼俗在牵住它。”

重负下的稀缺之爱

《稀缺》一书中提出，当人陷入金钱或时间的稀缺状态，便会形成“稀缺心态”，注意力被眼前困境占据，从而忽视长远、削弱判断力。这也能解释为何贫困家庭的关系往往更加脆弱。《寻她》中的家庭关系实则是一种理想化的呈现，而《女孩》中的家庭反而更接近现实。

《女孩》的故事里，姐妹生长于同一家庭，母亲却有意无意地偏心小女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经济腾飞伴随竞争加剧、生活成本上升，社会剧变带来普遍焦虑。四口之家并非全员恶人：父亲施暴后会道歉，母亲惩罚后会改进，妹妹也曾为姐姐说话。但创伤依然传递——丈夫掐住妻子喉咙时，孩子正在树上吊颈；男人惩罚女人，女人便转去惩罚孩子。生活压力令父亲借酒浇愁，母亲日夜劳作，仅有的一点点爱与资源从夹缝中渗漏，母爱便下意识地流向了小女儿。

舒淇的导演语言是克制的，并未将无法言说的痛苦演绎成鲜血淋漓的暴力场面。观众甚至会疑惑：“这似乎也没有糟糕到一无是处？”但心理伤害从来不是显性的鞭痕，它是内心深处的爆炸，让每个好人面目渐非。父亲在说出“好人不易做”的绝望之语后遭遇车祸，母亲则在丈夫死后慢慢恢复爱的本能。但日复一日的磨损，已在每个人脸上刻下风霜。

多年后，林小丽回到母亲身边，问出那句：“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过得好不好？”父亲施加的直接伤害虽已停止，母亲也学会了让座、开空调、煮面、递纸巾，但大女儿被亏欠的爱，始终无法填补。空间还是那个空间，仿佛时光并未真的降临，但每个人承受的伤，终究只能自己慢慢消化。

《女孩》探讨代际伤痛。

王心凌演唱的片尾曲很好听：如果不属于我，让它随风掠过。过去轻轻告别，那一夜的星火。当我放开双手，回忆也随风地飘走。伤悲不执着，不要再回头。

美丽名望如舒淇，得到的了解也是不足够的，明星是她的封面，导演是她的内容，用三十年缓缓翻过“明星”这一页，让我们看见内里更丰沛的河流：那里有创作者的天赋、生命的强韧，以及未被言说的幽深。当《寻她》和《女孩》同场上映，女性议题、女性创作者越发被看到，我们知道，更多“女孩”不再需要三十年才被读懂。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到叙事的主位，我们期待她们带来的表达，有力、坚定，期待一场静默却壮阔的新创作主流。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