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3771】生育惩罚：女性生育后的通勤成本有多高？

01 研究动机

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教育水平提升、技能差异缩小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性别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但女性平均收入仍显著低于男性。这一性别薪酬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因生育子女而承受的“生育惩罚”，即生育导致职业生涯中断和工作时间减少，抑制了女性的薪资增长。

除了直接的工资损失外，生育可能通过更隐蔽的渠道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发展。通勤距离就是一个潜在因素：当有了孩子后，女性可能更倾向于缩短通勤时间，以便腾出时间照顾家庭。这种通勤行为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加剧职场性别不平等。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在没有考虑育儿因素时，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因为通勤距离过长而选择跳槽；也有证据表明母亲在生育后会缩短通勤距离。然而，目前的研究很少深入探讨“生育”这一事件对通勤选择和职业决策的影响，以及这是否与性别工资差距相关联。

作者聚焦通勤、性别与子女这一主题，探究养育子女如何改变女性通勤成本，从而影响劳动市场行为和性别工资差异。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前后，女性的通勤行为与男性有何不同？这是否导致女性承担更高的通勤成本？作者利用丹麦行政数据，通过严谨的实证策略量化了生育对女性通勤边际成本的影响，揭示了一个影响职场性别差异的新机制。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生育导致女性在通勤上做出更大让步（例如接受离家更近但薪资更低的工作），那么通勤成本可能是女性生育惩罚和城市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02 研究数据

论文采用了丹麦2003–2013年全国劳动力的行政登记数据。该数据库包含每位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子女人数）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果（如每年劳动净收入、职业职位和所属行业）。数据质量极高，既非抽样调查也无需自报，尤其能够精确地测量每个人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通勤距离。

作者将样本限定为在2003–2013年间持续就业的人员，并剔除了期间转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以确保分析聚焦在职者的通勤行为变化。为了研究第一胎生育的影响，样本进一步选择那些在研究观察期前后有首次生育的个体：具体而言，包含在2003–2013年内迎来第一个孩子的父母，以及最早在观察期前9年或最晚在观察期后4年内迎来首孩的父母。这样保证每个人在数据中都有生育前后的足够观察。作者还应用了一些合理的筛选条件排除异常值：剔除年龄小于19岁或大于45岁的工人，剔除仍在接受教育培训的人员和远程办公者，以及极端值（如年收入处于最低百分位、通勤距离超过50公里等）。

通勤距离的计算基于居住地到工作地点的最短驾车路线，并考虑道路网络的变化更新；工资则使用每年的净劳动收入（扣除了通勤相关税收减免）作为衡量。

描述性统计（见论文表1）揭示了生育前后男女在通勤和收入上的差异。生育后男性比女性平均多通勤约2.4公里；生育前男性年净收入比女性高约12%，生育后这一性别收入差距扩大到24%。

03 实证策略

作者首先采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生育对男女通勤和工资的影响。具体做法是将每位样本个体首次生育发生的年份定义为事件时点t=0，观察其在事件发生前后的通勤距离和工资变化。为控制个体间不可观察的差异和总体趋势，模型中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以及年龄、年份虚拟变量等控制项，剔除了年龄随生命周期变化和宏观年度趋势的干扰。在分析中，通勤距离以孩子出生前一年作为基准水平进行比较，工资则以生育前两年为基准（避开女性产前休假可能对当年收入的影响）。通过分别对母亲和父亲进行估计，作者获取了男女在生育事件各时期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工资变动轨迹。

结果清晰地揭示了生育后性别差距的扩大：第一孩出生后，与怀孕前一年相比，性别工资差距约为15%，且影响持续10 年，这一结果重现了文献中的“生育惩罚”现象，并与Kleven等（2019）关于生育20年后影响依然存在的结论一致。此外，生育后，女性在生孩子后的通勤成本有所增加，体现在通勤距离减少，性别通勤距离差距从5% 增长到15%。换言之，母亲们在生育后逐渐选择了更近的工作地点，而父亲们则继续增加通勤距离（例如为了更高薪可能接受远一些的工作）。

那么，通勤距离变化的原因是来自于搬家还是工作变动？作者将样本细分为“生育后不换工作”的组和“生育后不搬家”的组，发现男女通勤差距主要来自换工作行为的差异。当然，搬家在总体上仍然影响通勤，只是生育后男女在搬家上的行为差异并非主要因素。

04 理论框架

进一步，作者构建了一个动态求职模型来刻画工人对工资和通勤距离的权衡取舍，并以此估计通勤成本。模型的基本假定为：工资报价分布不依赖于当前工资；空间是同质的；工人不允许搬家；没有工作变动成本；工作搜索成本不存在；工作到工作的变动是自愿的，并且不存在进入失业或非参与的情况；环境是静态的；不存在非工资福利。

假定劳动力市场存在搜索摩擦，工人会不断收到带有不同工资和通勤距离属性的工作机会，并根据这些机会的即时效用高低决定是否跳槽。工人的目标是最大化终身效用，其中工资带来正效用而通勤距离带来负效用。基于这一框架，可以推导出工人在均衡状态下愿意以多少工资换取单位距离通勤的减少，即通勤的边际成本（MCC，Marginal Cost of Commuting）。

直观来说，MCC衡量了通勤距离对于工人福利的阴影价：数值越大，表示工人对于额外通勤负担的厌恶越强烈，需要更高的工资补偿才能接受更长距离的通勤。

05 通勤的边际成本

使用以下线性概率模型来估计工资和通勤距离对工作流动的影响：

为了解决工资的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通常采用控制变量或者固定效应。模型中包含了工人固定效应，这意味着工人工资的变化与工人工资报价分布的变化不相关，但事实上，工人的生产力提高也会导致其工资报价分布发生变化。对此，作者采用了一套工具变量策略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同一公司中职位相似的其他员工的平均工资作为IV。其逻辑是，在同一家企业内部，具有相似岗位的同事平均工资上调是公司层面的生产力冲击，不会影响特定工人的工资报价分布。同时作者只包括至少有10名工人的公司，避免了将小公司所有者或家庭成员包括进来，因为这些公司的工资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报价。

但同时这一IV的缺陷是没有充分控制公司特征，包括非工资福利。因此，作者采用了三个方法来控制非工资福利的潜在影响：第一，增加更详细的行业控制、平均教育份额和地区虚拟变量；第二， 控制女性员工的比例和代理家庭友好型的变量； 第三，控制反映非工资福利的Sorkin 福利和挖角指数。以下结果均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进一步，作者用基于平均通勤距离的三个分位数的工作流动残差检验了通勤距离对工作流动的影响。下图显示，第一，通勤距离较长的工人组的工作流动率往往更高，尤其是有孩子的女性。第二，女性在生孩子前一年工作流动的残差急剧下降（可能的原因包括，法律规定女性怀孕不被解雇，导致寻找其他工作动机下降）。第三，对于那些在生孩子后一年预期会怀孕的女性工作变动小（可能因为女性意识到在产假期间她们根本不需要通勤）。

下表展示了通勤距离和工资对工作变动影响的估计结果。孩子出生前，通勤距离对男性和女性工作流动的影响非常相似。但是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有孩子的女性在通勤距离较长时更有可能换工作，男性却不是这样。同时，工资对工作流动的影响似乎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观察到上述事实后，我们更加关注的一点是通勤边际成本的大小。为了便于解释和比较，我们将聚焦于通勤距离增加12公里时工人所需的工资补偿比例（约相当于单程通勤增加一个标准差的距离）。下图结果显示，孩子出生前，男性和女性的MCC 分布相似（男性1400丹麦克朗，女性2500丹麦克朗）。孩子出生后，差异变大，女性约为8200 丹麦克朗，男性约为5400 丹麦克朗。这表明，在生育后，女性的通勤边际成本相较于男性显著上升。由此可见，哪怕是在同一个制度环境下，育儿责任的到来仍使女性在工作地域选择上承担了额外的“隐性税负”。

作者还考察了考虑生育预期等因素的情形。例如，如果排除那些在未来三年内会要孩子（可能已开始调整通勤）的女性，只看意外怀孕或未提前规划的家庭，那么未预期生育的女性通勤成本虽略有上升，但依然远低于实际生育后的水平。这说明通勤成本的激增主要确实由育儿负担本身引发，而非仅仅因为女性提前预期到生育而调整工作。结果始终表明生育后女性的通勤边际成本远高于其他群体。

综上，这项研究以严谨的数据和模型证明了子女因素在通勤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对通勤时间的容忍度大幅下降，以致倾向于为了更短通勤而牺牲工资增长机会。这一机制作出了女性职业生涯中收入受损的一部分解释，也从一个新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生育惩罚”的理解。研究的启示在于，改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地理与时间匹配（例如提供更灵活的办公安排、托幼支持以减少通勤压力）有望缓解职场母亲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缩小男女因家庭责任而产生的经济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