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女性文学领军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名句集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Lyudmila Ulitskaya，1943年2月21日— ），俄罗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常年热门人选，俄罗斯女性文学领军者，与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托尔斯泰娅并称女性文学“三套马车”。她出身莫斯科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遗传学专业，曾任职于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后因卷入非法印刷物流通事件被解职，转而投身文学创作，曾任莫斯科犹太剧院文学部主任。

1990年她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95年中篇小说《索尼奇卡》令其一举成名，2001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斩获俄罗斯布克奖（首位女性得主），后续还获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西蒙娜·德·波伏瓦奖等多项殊荣。其作品以家庭为载体，串联历史与人性，聚焦女性命运、伦理困境与民族记忆，笔法冷静细腻，融合科学思维与文学质感，代表作还有《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雅科夫的梯子》等，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深刻影响全球文学界。

文学是人类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诗歌则是文学的心脏，浓缩了世界与人类身上所有的美好，是灵魂唯一真正的食粮。

评判并非不可或缺，你没有义务对每一件事都发表见解。

形式，是将作品内容转化为其本质的力量。

人可以制造谎言，却永远无法欺骗自己。

这些虚构的、说着谎言的女人，从少女到老妇，各个年龄段的女人都是我的朋友，无论远近。有趣之处在于，这本关于谎言的书，是我写过的最真实的书。

生活是流动的，但代价往往是人的一生。

如今她就像被放逐的夏娃，回望自己的过去时，觉得往昔的一切都无比美好，所有的怨恨与屈辱都渐渐漂白、淡去，直至彻底消融。

这不是两个愚蠢的细胞为了延续种族而轻率地相互奔赴，而是每个细胞、每根头发，乃至整个身心，都渴望着融入彼此，融为一体后便不再分离。

离开过去，人就不可能弄清楚当今的生活，不可能弄明白自己。

我深知，我的孩子们在我去世后，总会把那些信扔进垃圾箱。这个念头让我感到恐惧——一种对遗忘的恐惧，如今，我的整个国家都深深患上了这种遗忘症。

他是个执着的风月老手，从源源不断的女人身上获取了诸多慰藉，却始终警惕着陷入沉迷，生怕沦为女性魅力的祭品——它对索取者无比慷慨，对付出者却残酷至极。

你所信仰的一切，其实毫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你自身的行为举止。

她守寡的时间，远比做妻子的时间漫长，而她与已故丈夫的关系，却一如既往地融洽，甚至随着岁月流转愈发深厚。

一生之中，他始终像个猎人，拼命追寻着形状与色彩构成的幻景，但此刻他终于明白，再没有什么比这场看似毫无意义的聚会，更让人着迷的了。

阿利克厌恶的，从不是那些坦荡的贪污受贿者，而是那些积习难改、靠乞讨与欺骗谋生的人。

穆吉雅什么也没问，娜拉的心底满是感激——真正的关怀，往往藏在沉默的体谅之中。

人竟是如此脆弱！我以为自己有坚定的原则、完整的世界观，有自己的意志与性道德观，可只要看见袒胸露背的洗衣女，便立刻热血上涌，失了分寸。

我知道，荣誉会带来外在的荣光，也会带来内在的空虚、无尽的麻烦、艰难与痛苦，尤其会让人失去私人生活，还要承担频繁与人交往的负担。

荣誉在我们人生中最伟大的东西——死亡面前，一文不值。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十九岁时，随便找个人嫁了，远比三十岁再解决终身大事容易——因为人到三十，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样的人才是值得相伴一生的伴侣。

到了三十岁，那些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的男人，早已被人挑走；剩下的单身汉，要么是积习难改、不愿成家的光棍，要么是在集体相亲中都无人问津的人。

半年的治疗期里，娜拉早已不再思虑死亡的临近；如今，当死亡被无限推迟，她才真切体会到生命的鲜活，生出强烈的求生欲望。

从前，她从未将生命视作一份馈赠；可现在，生命却成了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庆祝的节日。

从前，她只觉得音乐悦耳动听；如今，聆听音乐，更像是与巴赫、与贝多芬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对话。

从前让她怒火中烧的琐事、无聊的闲谈、夹杂着脏话的争执，如今都再难牵动她的情绪；她心中只有源源不断的喜悦，以及愈发浓烈的生活情趣。

清晨的一杯咖啡，淋浴喷头下有力的水柱，铅笔在绘图纸上划出的笔直线条，石缝中钻出的一簇小草——这些细碎的瞬间，都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戏剧艺术赋予她对待生活的一种新态度，让她有勇气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不爱吃这个”——一句话，便能告别一种习惯，甚至改写一生的轨迹。

亲吻抽烟的女人，就像舔舐烟灰缸——不过，我反正也不会去亲吻契诃夫。

“我叫娜拉！您知道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吗？女主人公也叫娜拉，娜拉·海尔茂。这是我有学识的祖母给我取的名字，为了纪念她。”

尤利克的拇指麻木了好几个月，一弹吉他就钻心地痛，可他依旧没有停下——热爱，总能战胜伤痛。

为了守护所爱之人，我们有时不得不学会编织一些善意的骗局。

风信子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让整间屋子都弥漫着浓郁的清香，将所有世俗的气息都掩盖殆尽。

若是能用魔棒一点，这屋子便能变成一座宫殿，而我那可怜又踌躇满志的祖母，也能变成她一生都渴望成为、却终究未能成为的模样。

大家起初玩得还尽兴，快乐的气氛后来就被一些政治预测所取代，时代的阴影，从来都不会远离普通人的生活。

2000年已然来临，可它并未给人们带来任何美好的期许，只剩下无尽的迷茫与不安。

阿富汗战争持续了十年，国力早已消耗殆尽，可这对远离政治的莫斯科居民，尤其是那些非官方的艺术家们来说，影响却微乎其微。

广播里整日循环着履行国际义务、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十八岁的毕业生们应征入伍，奔赴战场，可并非所有人都能平安归来。

有些年轻人从战场归来时，早已肢体残缺；而所有的国际主义战士，无一例外都精神恍惚，心灵受到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他们带回了可怕的战争记忆，拼尽全力想要将其从脑海中抹去，好回归正常生活，可那些伤痛，却永远刻在了心底，从未真正消失。

尼娜的母亲与丈夫在同一年离世，从此，她再没有了为之做饭的人，也再没有了为之活下去的牵挂。

孤独从不是身边无人陪伴，而是心底没了牵挂，没了可以寄托深情的人。

斯拉夫人有一句古老的祷告词：“愿我避开臆想之狼。”

“臆想之狼”，正是那个时代俄国人的精神写照与集体无意识——一种强烈的焦虑、莫名的冲动，以及毁灭一切的激情。

那个混乱、丰富、饱满而又饶有趣味的时代，终究还是落下了帷幕。

早在孩提时代，刚刚告别婴儿期不久，索尼奇卡就一头扎进了书堆，书籍，成了她一生的避风港。

索尼奇卡看书的时间太久太久，屁股坐得像椅子一样平，鼻子也长得像鸭梨一样大。

到了晚上，她总会把轻巧的瑞士眼镜架在鸭梨般的大鼻子上，一头沉浸在书籍的甜蜜深渊、阴暗林荫与奔涌如潮的情感之中。

阅读，是索尼奇卡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她躲避初恋心碎的唯一避风港。

对嗜书如命的她来说，与其装扮自己，倒不如让灵魂进入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天地去自由驰骋。

索尼奇卡仰慕罗伯特的才华，心甘情愿地放弃了稳定的生活，拼命工作、挣钱养家——爱，有时就是这样毫无保留的付出。

当爱情遭遇背叛，唯有阅读这个不离不弃的天使，会再次降临到她的生命里，抚慰她的伤痛。

米歇尔渴望的，是童话故事，是都市浪漫曲，是写给穷人的通俗剧，是全世界所有姑娘心中都曾有过的幻梦。

无论是淳朴老实的、贪得无厌的、不大聪明的、心地善良的、残忍冷酷的还是遭人哄骗的姑娘，都曾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梦。

她们用谎言编织自己的生活：不存在的孩子、虚构的情爱、借来的声名与才华，还有对底层生活的美化与幻想。

这些谎言如此贫乏简陋，而它们所包裹的真相，更是简陋到让人不禁疑惑，她们编织谎言的初衷究竟是什么。

或许，自始至终，甘愿被谎言俘获的，从来都只有她们自己。

库科茨基医生拥有内视的特异功能，仅凭肉眼便能看透人体的病灶，可与女人亲近，却会削弱甚至丧失这种能力。

人性的复杂，就在于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却要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爱情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能让人打破宿命的桎梏，找到那个例外。

《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是一份关于现代人“现代病”的特殊病案。

卫国战争的创伤、遗传学界的思想交锋、苏联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科学家的良知坚守——这些宏大命题，都藏在小人物的命运褶皱里。

美狄亚是克里米亚半岛最后的希腊后裔，她未曾生育后代，却以责任与博爱，将散居各地的家人紧紧凝聚在一起。

她是名副其实的“女族长”，是所有家族成员共同的母亲，更是对希腊神话中那位复仇女巫形象的彻底逆转。

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掌控一切，而是以温柔的力量，守护好身边每一个重要的人。

家族的纽带，从来都不是血缘的羁绊，而是彼此心底的牵挂与不离不弃的守护。

《雅科夫的梯子》这部“纪念祖父”的史诗般作品，记录了奥谢茨基家族六代人的浮沉命运，也镌刻下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

写完《绿色的帐篷》后，我本打算再也不写小说，可那些偶然发现的信件，却迫使我再次拿起了笔。

那些尘封已久的信件，承载着几代人的隐私与心事，也封存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我曾打开过夹子最上面的一封，落款日期是1911年，这样的信，大约有五百封。随后我便匆匆合上了夹子，心底满是恐惧。

那是一种个人隐私被暴露的恐惧，一种来自那些已然沉默的几代人的、沉甸甸的恐惧。

我们总有许多父母的隐私不曾知晓，况且，也从未真正想要去知晓——这，正是人与人之间最微妙、也最珍贵的距离。

我习惯把周围环境纳入散文内容，以一种通常朴实无华的形式，清晰、形象地描绘情节。

轻盈的笔法，是我特殊世界的最重要特征，我想以温柔的方式，讲述沉重的故事。

即使是最平凡的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挣扎与坚守。

宏大历史中那些不起眼的“次要人物”，不知何时就出现在了舞台中央，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命运。

原来生活并非简单的二分法，头等与末流经常互换位置，赢家会变成输家，而输家又享有一些不属于赢家的馈赠。

日常那些微不足道的起伏和转折，往往藏着命运的密码。

错位人生的起点，往往就在一个不经意的选择之间。

命运是否真的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答案。

我被迫退出科学界，但科学知识对我的塑造，以及我对科学理论的兴趣，始终不曾消退。

我常常以一种“自然主义”式的视角对待我笔下的人物，哲思、议论和感情几乎都出自人物之口，来自人物之心。

文学成了生物学的一部分，我考虑的不是我笔下人物的心理和处世哲学，而是他们的行为、生存和对各种外部刺激的反应。

真正的文学，从来都不是凭空虚构，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映照，对人性最深刻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