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女性的三次“职场出轨”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这场充满妥协与试错的跋涉中，在发现“桃花源”其实是“农家乐”，从S+“编剧”变成“微短剧写手”的过程中，我至少学会了一件事：对抗荒诞的最好武器，是一点点幽默感。

文｜宁柠

“你还在电视台呢？”

十年前，这是一句平常问候。而如今，同样一句话，我每次被问到，空气中会瞬间凝固出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关切、好奇、窥探，甚至夹杂着一丝幸灾乐祸。而我脑海中也是弹幕不断：“你们单位还能发出奖金吗？”“你竟然还没被裁员？”

《做自己的光》剧照

我是一名40多岁的女性，中国某省级电视台的中层管理者。20多年前，我作为“985”高校国际经济法专业的毕业生，闯入这个行业时，正是电视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记者是怀揣着“铁肩担道义”的理想“站着挣钱”的无冕之王。而今，当电视开机率与绩效奖金双双锐减至巅峰期的三分之一时，我那个“部门主任”的职务和评上的高级职称，就像清朝末年被御赐“南书房行走”的进士——听着唬人，实则无用。

任何行业的崩塌都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从2015年报纸发行的断崖式下跌开始，电视广告的时段投放也随之量价齐跌。我们完成创收指标的状态，从最初的“轻松拿捏”滑落到“差强人意”，再到“力不从心”，直至现在的“难以为继”。美剧《辛普森一家》里老板的那句名言，最适合形容我们现在的状态：“辛普森假装给我干活，我假装给辛普森发薪水。”

但生活不是动画片。养老、教育、医疗，每一项都是动真格的“要钱要命”。于是，在40岁的门槛上，我动了“骑驴找马”的心思。

这不是那种大女主爽文中“在此刻，重启人生”的热血桥段，而是一种更加蝇营狗苟、小心翼翼的试探。对于一个身处“半死不活”单位的中年女性来说，寻找新出路的感觉，像极了一场漫长且煎熬的“职场出轨”。你不能潇洒地离婚（辞职），因为那是找死；你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婚外恋（兼职/试水），寻找那个能让你下定决心离开的真爱。

《安娜》剧照

这比真正的偷情更难——因为配合你需求的人选少之又少，尝试之后能让你下定决心重新开始的更是寥若晨星，而风险和麻烦却无穷无尽。

我第一次转行的机会来自最体面的赛道：高校。

凭借在两所大学长期兼任客座教授的不错口碑，2016年前后，一所民办传媒学院向我伸出了橄榄枝，邀请我担任二级学院副院长。对于在广电行业迷茫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上岸”。然而，当“票友客串”变成“搭班唱戏”，我才发现，这更像是要把备胎变成老公——一场你要认真进围城就会犹豫的婚姻。

钱锺书在《围城》里说：“学生程度跟世道人心好像是在这装了橡皮轮子的大时代里仅有的两件退步的东西。”这句话在我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被具象化了。无论是在我兼课的“211”综合大学，还是这所民办学院，学生们共同的特点是“没得选”。

《我成了他的班主任》剧照

在“211”名校，学生们乖巧而冷漠。他们尽量往教室后排坐，低头专注于手机屏幕，那是他们连接考公、考研或出国申请的通道。对于他们来说，我的课只是学分，不是知识。偶尔抬头互动，那是给老师“挽尊”的礼貌。（当然我也要反思自己的授课能力）

而在民办院校，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的立校之本是“技能实操”，理论被视为无用的废话。教室里的嗡嗡声有时比初中自习课还要大。我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心情分裂得像个精神病患者：我既拿不学习的孩子没办法，又担心那些认真做笔记的好学生。

更让我退却的是，民办高校并非我想象中的学术象牙塔，它更像是一个有着KPI考核的民企。这里学术并非首要问题，重要的是“投入产出比”，招生最重要。而且副教授以下的老师需要坐班打卡，除了教学还要处理繁杂的行政庶务。寒暑假也经常加班。这里的“青椒”（青年教师）们拿着微薄的薪水，比公立大学的非升即走的“青椒”们更多一层疲惫。

我原以为高校是出世“桃花源”，我能做一名修剪枝叶的园丁；结果发现，高校其实是务实“农家乐”，老板需要的是一名能站在门口吆喝、招揽客流来体验采摘的营销经理。

《山花烂漫时》剧照

那一次，我犹豫良久，最终没有迈进去——我倒不是清高，只是担心真到营销和招生这一步，自己的本事不行。

高校教师转型不成，我熟悉的影视行业又为我下了场及时雨。我曾作为强势的甲方负责电视剧购销，甚至跨界写过剧本。2017年，一家知名影视公司邀我创作一部都市情感剧。我以为这是职业的交叉小径再次撒满鲜花，却没想到是撞上了影视行业最后的疯狂与泡沫。

2015年“一剧两星”政策刚出台，行业正处于从巅峰滑向平台期的微妙时刻。资本手里还有钱，从业者还有激情，但焦虑已经开始蔓延。一部剧能不能爆火，成了一门玄学。在明星、剧本、制作、宣发这四大要素中，明星的流量是公认的硬通货，制作费用是可量化的账单，唯有“剧本的好坏”，是一块可以百般把玩的黏土。

于是，编剧成了整个产业链中被折腾得最惨的一环。

我也算了解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剧本不是文学作品，它是文学、市场等多方意志妥协的产物。在剧集上线前，除非你是顶流编剧，否则别想拿到全款。

《第三种爱情》剧照

我和导演、制片人的会议通常在另一个城市某个度假村的房间里进行。那种氛围自由散漫，有点像网上编剧“古二”爆料的场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剧本，头脑风暴一会儿就“水漫金山”——聊八卦、“蛐蛐”同行，甚至讨论中午吃什么。这种“跑题”被美化为“创意碰撞”，倒不是没有收获，只是效率太低。

在这个过程中，我接到的核心任务有时是“让故事更精彩”，更多时候是“让剧本更长”。虽然观众已经开始对“注水剧”深恶痛绝，但在按集数卖钱的商业逻辑下，制片方恨不得把40集的剧本拉长到60集。为了保证利润，我必须掌握“注水”的艺术。

都市情感剧的高级定义是“探讨现代人的困境与迷茫”，但落到笔头，就是无休止的拉扯：爱情要有误会，亲情要有考验，友情要有背叛。如果两人相爱了，那就必须有原生家庭来捣乱，或者有第三者来插足。主线任务当然要有起伏，但是一浪又一浪，我必须人为地制造出“无风三尺浪”。

我心态很好，自认为是个成熟的职场人。既然是商业剧本，那就改呗。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剧本在邮箱里飞来飞去，剧情走向在一次次修改中变得模糊，不是顶流编剧，开拍之前就是“开放麦”，各路大神都能讲两句。我就这样从2017年底写到了2019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2020年开春就能敲定开机时，疫情来了。

《以美之名》剧照

接下来的三年，世界变了。影视环境、投资逻辑、观看习惯，一切都发生了巨变。那个躺在邮箱里的几十万字的剧本，在现实的巨变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投资方更保守了，导演也更谨慎了；剧本放着可惜，拍了怕赔。最后，导演甚至试探性地问我：“王老师，要不咱们改成微短剧？”

微短剧，不是把长剧切成短剧，而是叙述逻辑全改，我还得加猛料，比如开场就得出轨——剧本自己本体重生了。认真，认命，认怂。这场编剧转型，还没来得及起飞，就在影视寒冬中被冻在了停机坪上。

接连两次受挫，围城内已是“满宫残照”。跟广电行业难兄难弟的出版行业朋友率先出走，成立了独立童书策划工作室，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意外地透出了微光。

我们几个“中女”，在另一个同样被视为“夕阳产业”的领域，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活人感”。这个工作室已经成功策划了几个爆笑系列的助学童书，选我加盟倒不是因为我“渊博”，主要是看我“搞笑不自恋”，没有精英傲慢。

《奶酪陷阱》剧照

给孩子写书，因为知识含量门槛低，很多作者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我随便写点啥都能迷死你”。事实上，五年级以下的孩子对“字多”有着本能的抗拒。家长们喜欢的那些精美、充满知识点和教育意义的“干货”书，往往是买回去就在书架上吃灰；而孩子们真正爱看的，是“米小圈”“屁屁侦探”这种让一些家长觉得“不正经”的东西。无厘头，但很轻松。这也是一些看起来全是知识的助学童书，在营销初期卖得不错，但复购率极低的原因——在儿童之间不能蔚然成风。

在这个AI能一秒钟生成万字科普文章的时代，知识本身已经不再稀缺。稀缺的是讲述知识的方式，是那种只有人类才能理解和创造的“幽默感”。

为了写好一套书，我和编辑经常拿着初稿去问亲戚家的孩子：“你觉得这个好玩吗？”孩子教会我用无厘头的谐音梗来解释枯燥的历史，用漫画来承载厚重的文化。我明白了大人笑点的笨重和做作。小孩笑点低，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高级”这个势利词儿。

市面上动辄打“给孩子的某某”名号的系列不少，孩子真喜欢的并不多。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企图心太强，大人用小孩的语气教育小孩，就像我们小时候听的一些“儿童节目”，主持人以为奶声奶气说点幼稚话，就是小孩子的朋友了——其实小孩子还是知道你只是假装小孩儿。经过几乎两年的试错，我们才确定下来叙述的调性、漫画的风格。

《Animals》剧照

——不过，童书作者也有唯一的、致命的缺点：不咋赚钱。

在这个图书打折比骨折还狠的年代，码洋和实洋的差价巨大，作者拿到手的版税微乎其微。这更像是一个略有盈余的爱好，而非养家糊口的职业。

我的转行故事，没有逆袭爽剧的结局。

直到今天，我依然身处那个风雨飘摇的广电行业，每天在那栋旧大楼里打卡。与此同时，我兼职撰稿、写文化评论、编童书、帮人攒剧本，像一个杂耍艺人，手里抛着几个不知何时会掉落的球。

这算不得成功转行，更像是在主业这艘大船缓慢下沉时，我拼命在周围划动的几块舢板。得益于以往在行业中积累的口碑和人脉，总是有人看到我的一些优点，拉我一把。相比许多同龄女性，我已经很幸运了，只是我依旧有自己的局限和顾虑，没能迈出那一步。

有时候，看着那些“卓越女性人生第二次创业”的鸡汤文，我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种差距，就像看奥运会游泳冠军比赛和自己在澡堂子里扑腾一样大。我们这代人，受着“专业、体面、矜持”的教育长大，这些品质，在如今这个流量为王、算法驱动的新世界里，竟成了沉重的包袱。想要卸下它们，就像要给一台老电脑更换底层的操作系统，痛苦且高风险。

我这样鬼鬼祟祟的试水，就像《金瓶梅》里盼着花子虚咽气的李瓶儿，对着自己那个半死不活的单位，既有一走了之的冲动，又有背德的恐惧，而且也真没什么“绝世好男人”等着我。真要是被裁员了，倒还算“寡妇再嫁”，落个清爽；最折磨人的，恰恰是这种漫长的、温水煮青蛙式的煎熬。

《夜色正浓》剧照

但我依然庆幸。在这场充满妥协与试错的跋涉中，在发现“桃花源”其实是“农家乐”，从S+“编剧”变成“微短剧写手”的过程中，我至少学会了一件事：对抗荒诞的最好武器，是一点点幽默感。

我最终未必能跳上另一艘巨轮，但至少，在这块正在下沉的甲板上，我没有坐以待毙。我在尽可能多地学会游泳，并时刻提醒自己：无论时代如何剧变，我还是个会笑、会思考、会折腾的人，一个有能力创造价值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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