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次题写刊名：一本杂志红色谱系与两亿女性的命运（A15）

毛泽东题名手迹

1939年夏天，延安窑洞里，一本杂志的诞生牵动了大家的目光。6月1日，由中共中央妇女工作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妇女》月刊正式创刊，毛泽东挥毫题写刊名，并留下了一首四言诗：“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这一历史时刻的酝酿远比表面复杂。三个月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刚作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直陈此前对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和消极”态度必须纠正，并强调要用“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和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以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紧随其后的3月3日，中共中央妇委会又在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尽可能出版通俗的妇女读物，帮助推销先进的妇女刊物”。一连串政策信号的释放，清晰昭示着一个判断：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关头，中国二亿女性的动员与解放，已成为民族存亡的关键变量。

毛泽东的诗句正是这一判断的艺术化表达。“突起异军”四字，将其从“辅助者”的传统定位中拔擢出来；而“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则超越了抗战动员的考量，直指一个更具革命性的社会图景——女性是与男性并列、共同照耀东方地平线的另一个太阳。《发刊词》将动员目标明确为“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大众”，并承诺让《中国妇女》“成为全国女同胞的喉舌，成为一切妇女先进和热心妇运的男同志们的共同栽培的园地”。

然而，口号之下是严酷的物质现实。这份16开、铅印的月刊，所用纸张竟是延安自产的“马兰纸”——一种以本地野生植物为原料、粗糙泛黄的土纸，在当时的物资条件下已是竭尽全力的产物。从1939年6月到1941年3月，它艰难地出满了22期（第一卷12期，第二卷10期），终因经济困难于1941年3月8日停刊。但就是在这不到两年的短暂生命中，它刊发了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团结到底》、朱德的《动员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邓颖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等一系列檄文，记录了南洋归侨李林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的悲壮事迹，成为中国妇女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最忠实底稿。

27年后，历史以一种全然不同的面貌重演。1966年8月18日，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向毛泽东转达了“全国妇联革命同志”的请求——希望他能为新的《中国妇女》杂志题字。两天后，毛泽东落笔写下了“中国妇女”四个大字。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对全国广大革命妇女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同一篇报道中，还出现了“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董边，罢了她《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官”的措辞。董边，正是《中国妇女》的创办者之一，也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妻子。

这两次题写刊名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而敏感的历史鸿沟。1939年的题词，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对二亿女性力量的深刻洞察与郑重召唤，毛泽东的诗句饱满而克制冷峻，是一种战略层面的社会动员；1966年的题字，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浪潮之中，“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定语铺陈于铅字之间，题字本身被赋予了“夺回宣传阵地”的政治象征意义。两次题写刊名，同一位书写者，同一个刊名。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于这种对比，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个更深的层次。毛泽东两次题写刊名，恰恰构成了一条贯穿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对妇女事业高度关注的线索。1939年，他在同一年的“三八”节大会上明确提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27年后，《人民日报》在报道第二次题字时，特意将这句话作为“毛主席语录”置于版面最上方。这种刻意的回溯与呼应，或许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无论意识形态工具如何被挪移，毛泽东对中国妇女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的认识始终如一，从未偏离。1966年的题字虽承载了特定时代的政治色彩，但它同时意味着，在最狂热的岁月里，妇女事业仍然被最高层视为必须牢牢把握的战略阵地——这种“不放手”，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此后，《中国妇女》几经波折：1967年停刊，1978年复刊，1999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毛泽东1966年的手写体刊名，一直沿用至今。从延安窑洞的马兰纸，到二十一世纪的全媒体转型，这本杂志走过了近九十年的风雨。它承载的，远不止两次题字的墨迹，而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从“二万万众”到“半边天”的漫长跋涉——这条路上，有1939年“如旱望云”的殷切期盼，也有1966年“敲锣打鼓跳秧歌”的历史喧哗，但那条贯穿始终的红色基因，从未真正断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