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半边天” 到 “深闺人”：古代女性的生存空间，随朝代如何变？（二）

三、宋：女性地位 “转折”，部分权利收缩，但仍有 “生存缝隙”

宋代是古代女性地位的 “分水岭”，程朱理学开始提倡 “存天理灭人欲”，对女性的约束比汉唐多，但尚未达到 “极端禁锢” 的程度，女性仍保留部分自主权，尤其是 “财产权”。

1. 婚恋：“贞节观” 萌芽，但再嫁仍可行

上层女性再嫁受限：皇室、高官家庭的女性，再嫁开始被 “议论”。宋太祖的妹妹 “燕国长公主”，丈夫死后想再嫁，大臣反对说 “公主再嫁，恐失皇家体面”，虽最终宋太祖仍允许，但说明 “贞节观” 已开始影响上层社会，女性再嫁不再像汉唐那样 “毫无压力”；

普通女性再嫁仍合法：民间女性再嫁很常见，尤其是丈夫去世、家里贫困的女性。

宋代司法典籍《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有女性因 “夫死无依” 再嫁，被前夫家族告到官府，官府判 “再嫁合法”，还批评前夫家族 “干涉他人婚姻，不合情理”，可见民间层面，对女性再嫁的包容度仍在；

离婚难度增加：男性 “休妻” 仍按 “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等），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案例比唐代少，但并非完全不可能，若丈夫 “家暴、赌博、失踪”，女性可向官府申请离婚，且有一定概率获得批准，只是流程比唐代复杂。

2. 财产与谋生：“嫁妆归自己”，能做小手艺谋生

财产权有法律保障：宋代女性的 “嫁妆权” 是古代各朝中最明确的，女性出嫁时的 “嫁妆”，婚后归自己所有，丈夫和婆家不能占用。

《宋刑统》规定 “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妻子的嫁妆不算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全部带走）。比如有女性离婚后，官府判她 “带走全部嫁妆”，还责令丈夫赔偿她的损失，这在后世几乎难以想象；

谋生方式收缩：宋代女性出门比唐代少，尤其是上层女性 “深居简出”，不再像唐代那样 “抛头露面逛集市”，但普通女性仍要参与劳动，农村女性种地、养蚕、织布；城市女性做针线活、卖小吃、帮人洗衣，甚至有女性开 “针线铺”，靠手艺谋生，只是 “大规模经商、经营酒肆” 的案例比唐代少，生存空间开始收缩。

3. 教育与社会参与：读书仍可行，但 “参-政、参-军” 几乎绝迹

受教育仍普遍：贵族女性仍能读书，但内容多为 “女诫”“列女传” 等 “女德类书籍”，不再像唐代那样 “通读经史子集”；普通女性也有机会学文化，尤其是 “书香门第” 的女孩，能读诗、写字，但 “学经史、考科举” 是男性专属，女性被明确排除在外；

参政、参军成 “禁区”：宋代取消了唐代的 “女官制度”，宫廷中只有 “宫女”，没有女性官员，女性彻底失去参政渠道；军事领域也不再允许女性参与，哪怕乱世，也极少有 “女性带兵” 的案例，女性的社会参与被限制在 “家庭与小手艺” 范围内，公共领域的权利开始流失。

四、清：女性地位 “低谷”，禁锢达到顶峰，生存边界被压缩到最小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程朱理学成为 “官方思想”，“三从四德”“贞节观” 被推向极端，女性的生存边界被压缩到 “家庭内部”，几乎失去所有公共权利，成为 “男性的附属品”。

1. 婚恋：“贞节至上”，离婚、再嫁 “难如登天”

再嫁被视为 “失节”：明清法律虽没禁止女性再嫁，但社会舆论对再嫁女性极其苛刻，甚至有 “寡妇再嫁，辱没门庭” 的说法。各地大规模修建 “贞节牌坊”，鼓励寡妇 “守节终身”。

清代仅安徽一省，就有贞节牌坊上千座；若寡妇再嫁，不仅会被家族赶出家门，还会被邻居嘲笑为 “不贞”，甚至连子女都会被歧视；

离婚几乎不可能：明清法律规定，只有男性可以 “休妻”（理由是 “七出”），女性几乎不能主动提出离婚。如果女性想离婚，除非丈夫 “犯重罪”（如谋反、杀人），否则官府绝不会批准；即便丈夫家暴、赌博，女性也只能 “忍气吞声”，若敢 “反抗”，还会被指责 “不遵妇道”。

2. 人身自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裹足成 “标配”

出门受限到极致：明清上层女性 “足不出户”，连走亲戚都要 “坐封闭轿子，拉上轿帘”；普通女性虽要下地劳动或做手工，但也不能 “抛头露面”。

不能去集市摆摊，不能与陌生男性说话，甚至不能在自家院子里 “大声说笑”。清代《红楼梦》里，林黛玉、薛宝钗等贵族小姐，除了走亲戚，几乎不出大观园，正是当时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

缠足普及成 “身体禁锢”：明代缠足还限于上层女性，清代则普及到普通百姓家，女孩从四五岁开始缠足，硬生生将脚裹成 “三寸金莲”。缠足的本质是 “限制女性行动”。

裹足后的女性无法长时间行走，自然无法出门、参与劳动，只能被困在家里，成为 “被供养的附属品”；这种对身体的摧残，是明清女性地位跌落谷底的直接体现。

3. 教育与能力：被剥夺 “受教育权”，专长仅限 “家务”

几乎无教育机会：明清上层女性虽能读书，但只能读 “女诫”“列女传” 这类 “教女性守规矩” 的书，目的是 “培养贤妻良母”，而非提升学识；

普通女性大多是 “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官府和社会也认为 “女性无需读书”，甚至有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说法，直接剥夺了女性的受教育权；

专长仅限 “家务”：明清女性的 “能力” 被严格限定在 “相夫教子、洗衣做饭” 范围内。不能学天文、医术，不能做手工之外的技艺，更不能参与任何公共事务。哪怕女性有经商、军事天赋，也没有机会施展，只能困在家里，重复 “家务劳动”。

4. 社会角色：彻底沦为 “家庭附属品”，无任何公共权利

不能经商、不能当官：明清时期，几乎没有女性经商的案例，更没有 “女官”。明代取消了唐代的女官制度，清代宫廷里只有 “宫女”，没有女性官员，女性彻底被排除在 “职业体系” 之外；

不能参与任何公共事务：女性不能参加宗族祭祀，不能参与乡里事务，甚至不能 “发表自己的意见”，家里的事要听丈夫的，丈夫死后要听儿子的，连 “自己的嫁妆” 都可能被儿子或婆家占用，完全失去了对自身生活的掌控权。

五、古代女性地位演变：

我们不能用 “明清的标准” 概括整个古代女性的地位，也不能忽视古代女性在不同时代的 “主动性”：她们不是天生的 “附属品”，而是被时代制度塑造，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和突破制度的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