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平等机构示警：仇恨情绪高涨迫使女性退出公共生活

本文为深度编译，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欧陆速写观点

在这个长期被视为全球平等权利捍卫者典范的北欧国家，一位资深政界人士因不堪忍受仇恨与威胁而被迫辞职，这一事件正使瑞典面临严峻的社会考验。

瑞典政府平等事务机构（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指出，针对女性政客日益加剧的仇恨、威胁与骚扰，正将女性驱离公共生活领域，迫使她们进行“自我审查”，并警告称这一趋势构成了“对民主制度的重大威胁”。

自今年10月瑞典中间党（Centre Party）党魁安娜-卡琳·哈特（Anna-Carin Hatt）因遭受持续的仇恨与威胁而辞职（此时距其上任仅五个月）以来，女性从政者的安全问题在这个北欧国家引发了高度关注。

“时刻感到需要提防，甚至在自己家中也无法完全安心……这种心理影响远比我预想的要深切得多，”哈特在辞职时坦言。

哈特的离职并非孤立事件。三年前，瑞典市政与地区精神病学协调员英格-玛丽·维瑟格伦（Ing-Marie Wieselgren）惨遭谋杀，而在同一案件中，行凶男子还企图在哥特兰岛著名的“政治周”（Almedalen Week）上刺杀时任中间党领袖安妮·吕夫（Annie Lööf）。

吕夫对哈特的辞职决定表示尊重，并补充道：“我也理解她描述的现实……我深知那种身处风暴中心的感受。”

瑞典：网络仇恨与反移民极端主义正将女性驱离公共生活

瑞典各界公众人物与研究者指出，近年来该国的政治氛围——如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正变得日益敌对与两极化。他们认为，这种趋势正导致公共辩论中出现明显的审查现象，并开始实质性地影响立法进程。

瑞典性别平等局分析与跟进部门主管琳恩·萨尔（Lena Ag）指出，当前的政治气候正“吓退众多群体”，促使许多女性对参与政治“三思而行”。

她补充道：“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性别平等政策工作的人而言，这种趋势与政府和议会推动性别平等的宏观目标背道而驰——即女性应在社会及个人生活中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和影响力。”

萨尔指出，许多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在公职岗位上感到“极度脆弱”，这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工作能力和正常生活。“这严重威胁着民主制度，”她警告道。

部分女性已难以承受这种高压。“地方政治中年轻女性辞职的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当女性被迫自我审查、远离公共生活时，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代价。”

瑞典长期被视为全球性别平等的灯塔，其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与示威权更是该国引以为傲的制度基石。然而，当目光聚焦于政界人士的生存处境时，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

瑞典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Brå）开展的“2025年政界人士安全调查”显示，26.3%的女性民选代表报告称去年因职务原因遭受了威胁和骚扰，而男性这一比例为23.6%。

在安全感缺失方面，性别差距更为显著：32.7%的女性表示存在不安全感，而男性仅为24%。

此外，无论性别如何，具有外国背景的人群中感到脆弱的比例也明显更高——31.5%的受访者表示存在这种感受，而瑞典本土背景人群的比例为24.1%。

受访者提及的最普遍后果是限制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其次是不参与特定敏感议题的讨论或直接保持沉默。

萨尔表示，女性因恐惧而选择沉默的问题，需要“所有渴望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给予明确的政治关注”。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研究员桑德拉·霍坎松（Sandra Håkansson）指出，许多政界人士（尤其是女性）开始回避对高风险议题发声，这正在公共辩论乃至立法领域产生寒蝉效应。她特别以移民政策为例，指出极右翼的政策主张如今已逐渐进入主流叙事。

“这是许多瑞典人极为重视的政策领域，”她表示，“男女在该议题上的观点存在些许差异。女性对接收难民通常持更积极态度，男性则更为批判。但现实是，女性在该议题的讨论中发声更少。这或许正是我们未能呈现更多元观点的原因之一。”

霍坎松补充道，辩论是政策制定的核心环节，而女性因畏惧发声导致讨论范围受限。“暴力正在划定公共辩论的边界，”她强调。

她将仇恨与威胁称为女性政客的“职业风险”，并表示哈特的辞职“引发了诸多深层担忧”。

阿米内·卡卡巴维：“每一位受到威胁的女性都代表着民主的缺失”

瑞典独特的信息自由法规定，多数公民的住址和个人信息均在网上公开可查。霍坎松指出，犯罪团伙正利用这些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致命的炸弹袭击，这无疑加剧了政客们的脆弱感。

阿米内·卡卡巴维（Amineh Kakabaveh）是具有伊朗库尔德血统的前瑞典议员，她曾因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获得警方的特别保护。她指出，社交媒体影响力的上升以及瑞典“更严苛、更敌对”的政治氛围是问题的核心。

“权力结构中存在某些政党，例如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宣扬植根于历史男性主导文化传统的价值观。这些政党也主要由男性主导，”她分析道。

她补充指出，虽然并非所有女性政客都会成为攻击目标，但“每一位遭受威胁的女性都代表着民主的缺失，阻碍着瑞典多年来为之奋斗的性别平等进程”。

卡卡巴维坦言，作为具有外国背景的女性，她面临着多重层面的攻击，包括种族主义攻击、极端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以及外国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我今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她说，“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让自己被沉默。”

瑞典性别平等部长妮娜·拉尔森（Nina Larsson）强调：“当女性因恐惧远离政坛或被迫沉默时，民主与自由辩论都将遭受损害。”

她呼吁推动网络行为规范的“根本性文化变革”，并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长期纵容数字空间的侵权行为。”她同时敦促社交媒体企业“承担更大责任遏制仇恨言论与威胁”。

“政府已采取行动，包括加强民选官员的保护措施，”拉尔森表示，“但必须加大力度，尤其要保护比男性更脆弱的女性群体。”

当斯德哥尔摩的议员因为恐惧而删去社交媒体上的草稿，当哥特兰岛的演讲台因为安全顾虑而变得空荡，这种沉默比喧嚣更震耳欲聋。瑞典引以为傲的透明度——那个曾让所有公民住址公开以监督权力的制度——在极端情绪的裹挟下，竟成了悬在女性政治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民主的成色，不仅仅关乎议会里女性席位的数字，更关乎她们在走出议会大厦后，是否需要反复确认身后的脚步声。如果“表达观点”变成了需要拿身家性命去赌博的“职业风险”，那么被侵蚀的就不止是性别平等，而是整个社会契约的基石。那个曾经向世界展示开放与包容的橱窗，此刻正被暴力划出一道道裂痕。

如果你对瑞典模式面临的挑战有所感触，或者对女性从政环境有自己的观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