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选举闹剧：79%女性议员闪电辞职，笑纳席位者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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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民主与妇女权利，正被一种看似“合规”、实则扭曲制度初衷的做法持续侵蚀：在选举中，候选人名单刻意用女性填满；选举结果一经确认，这些女性随即集体辞职，将席位交还给男性。

部分媒体将这一现象戏称为“夏季肥皂剧”。但在2025年5月阿尔巴尼亚议会选举之后，“阿尔巴尼亚成为”联盟内部爆发的公开内斗，却撕开了这一现象的遮羞布，暴露出该国政治运行中的一个残酷现实：

真正进入议会或地方议会的，并不一定是站在选票前的那个人。

在“阿尔巴尼亚成为”联盟内部，组成联盟的两党因部分被指定为“临时成员”的人拒绝按约定辞职、让位给党内更具分量的人物而彻底决裂。这场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长期存在于阿尔巴尼亚政治实践中的一种惯例的缩影。

从更广泛的层面看，这一做法对女性的伤害尤为突出。横跨不同政治立场的政党，频繁推举女性参加地方选举，以满足选举法规定的50%性别配额；但在当选之后，这些女性往往迅速辞职，席位随即由男性接手。

这种操作直接削弱了政治代表的真实质量，也损害了阿尔巴尼亚选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问题在2023年5月地方选举后显得尤为突出。当时，作者与阿尔巴尼亚妇女赋权网络合作，并在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支持下，对多地市政委员会展开了系统性考察。

根据阿尔巴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以及对官方选举委员会和各市政官方网站的核查，在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共有286名地方议员辞职。其中女性占比高达79%，即255人。

在这255名女性中，77%甚至在正式履职前便提交了辞呈。在全国61个市政委员会中，有10个出现了集体辞职的情况，涉及11个政党。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最终并不打算履职，为什么还要参选地方公职？

调查显示，原因主要有三类。其一，女性被承诺在辞职让位后，能够进入公共部门任职或获得职位晋升；其二，她们是作为与家庭成员或亲密关系人达成的一种“道德共识”而被推上名单，例如“父亲的朋友”或“丈夫的朋友”，真正的受益者并非她们本人；其三，女性承受着来自雇主的心理和经济压力，雇主希望借此为自己或亲属争取地方议会席位。

一位当选地方议会却随即辞职的女性坦言：“如果我不照做，可能会面临失去工作的风险。”

她在匿名采访中补充说：“提名我参选的人，与我们选区的高级公共领导职位关系密切。他们用我们的名字，去遮挡那些真正会跟在我们后面进入议会的名字。”

对于政党而言，目标从来不只是让女性名字“合法”地填满候选名单，更重要的是在选举结束后尽快清空这些名单，让男性迅速递补、完成权力的内部流转。

但现实操作中，议会会议通常每月只召开一次，正式的辞职程序往往需要时间。政党不愿等待，于是找到了更快捷的方式——在选举前，就要求女性候选人在公证处签署事先准备好的辞职信。

这些辞职几乎清一色地被归因为“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她们需要让位给男性。

数据显示，在正式就职前辞职的女性，大多没有政治经验。她们之所以出现在候选名单上，更多是出于对亲属或熟人的“帮忙”——往往是父亲、兄弟、儿子或丈夫。

结果是，男性在多个地方议会中形成了明显的过度代表。

在2023年地方选举中，那10个记录了女性大规模辞职的市政委员会内，涉及的11个政党共提名了427名候选人。从名单上看，这些政党完全符合50%性别配额：215名男性，212名女性。

然而，选举结束后，这种表面平衡迅速瓦解。

截至2025年初，这些政党在上述10个市政委员会中共获得45个席位，其中40个由男性占据，女性仅有5人。更为讽刺的是，在这11个政党中，有9个最终未产生任何一名女性地方议员。

围绕“阿尔巴尼亚成为”联盟的争议，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一问题在国家层级和市政层级都普遍存在，而付出最大代价的始终是女性——

她们在权力运作中被当作工具，被反复消耗。

数据已经足够清晰，这一现象无法再被忽视。现在，真正紧迫的问题是，阿尔巴尼亚的选举管理机构和各政党，是否愿意与其他相关机构一道，制定切实可行的机制，阻止“虚假候选人”和大规模辞职的发生，并在2027年选举前将这些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如果制度继续默许这种操作，选票上的性别平等只会停留在纸面上。而那些被反复替换的名字，终将让公众对民主本身失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