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为女性立传的地方史志，写在1600年前

在男权主导的古代社会，女性的身影多被史书一笔带过，或作为男性的附属点缀其间。而《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却独具卓识，

首次将女性传记与士人传记一并纳入方志，开创了地方史志为女性立传的体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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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史学家，常璩能够在东晋乱世中，将众位女性置于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加以书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在常璩之前，女子在史书中大多只是附笔——某氏、某妻、某母。

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常璩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了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梓潼郡等地士人女子的姓名、籍贯、事迹等，其中53人为女性，约占四分之一，真实地反映了两汉三国到东晋时巴蜀之地的女性风貌与生活状态。

这些“人女”传记与“人士”传记一样，文辞典雅华美。

▲图片来源：今日崇州

常璩笔下的妇女，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类是教子有方、匡夫以道的贤妻良母。

如梓潼文季姜，嫁与其夫王敬伯之时，前室已育有一男二女，季姜进门之后，生育三男两女，王家前后一共八子，季姜均视如己出，抚育恩爱如一，成为一代继母之典范。

汉中杜泰姬，生七男七女，有一套自己的育儿经，其后七子皆“辟命察举，牧州守郡”。

另一类是聪明睿智、深谋远虑的才智女子。

如汉中李文姬临危不乱，挽救李氏血脉，使李门宗祀得保；陈氏惠谦，常为丈夫政事出谋划策，看待事物睿智聪颖，对待已有的问题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治根治本，陈伯台誉其为“女尚书之俊耳”。

另一位犍为阳姬，其父坐狱，阳姬以其超人胆识，“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甚为慷慨，使父得出，此后阳姬亦以其谋略，使夫举荐的贤才得以进用，多年以后，阳姬二子均为仕宦。

▲图片来源：华阳国志馆

常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以笔为媒，为边缘女性群体发声，这份超越时代的远见，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尊重与认可。而这些女性，用行动证明，女性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

当我们在致敬今日巾帼之时，回望《华阳国志》中的这些千年前的女性，便会发现，女性的力量，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的。

从古代巴蜀女子的坚守与担当，到今日女性在各行各业的发光发热，女子始终以温柔而坚韧的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华阳国志》第十卷

本文综合自成都日报、成都方志、红星新文化、崇州有个华阳国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