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三部曲》：“只要我活着，阴影就不会消失”但乌托邦年代终究短暂，“乌托邦成了流浪汉，他只为自己弹奏，还有点咳嗽” （[法]让-克劳德·卡里耶尔，《乌托邦年代》，胡纾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206页）。而女作家试图以写作重新整合分裂中的自我的努力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你想要变得正常？每个人都知道那不是你” （《哥本哈根三部曲：白昼坠落》，58页），迪特莱弗森的第二任丈夫埃贝曾这样质疑她，然而这的确是年少成名——或过早暴露自己天赋——之后的迪特莱弗森的夙愿。她早已看出更大的世界其实并没有真正属于她的位置，然而回到“正常”或普通生活已不可能。 命运自然不会过早暴露它的陷阱。《哥本哈根三部曲》的前两部色调尚且明快，尽管在迪特莱弗森的回忆中“童年就像一具棺材，长长的，窄窄的，单靠自己出不来” （《哥本哈根三部曲：清晨》，31页），但生活的重负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同样地，当工人阶级父母努力为子女维持体面生活的假象——尽管聪慧如迪特莱弗森不可能不察觉其中的破绽，于是当还是小女孩的迪特莱弗森与妈妈一起站在老师面前，妈妈手上散发出常年作为主妇染上的洗洁精气味，“我的心里很混乱，充满了愤怒、悲伤和怜悯。从那一刻起，妈妈总会唤醒我的这种感觉，整整一生都是如此” （同上，16页）——但逃离的前景仍能照亮一切。而青春更是属于梦想的时间，哪怕是失落或哀愁的预感都充满骄傲，“我环抱自己，为我的年轻和健康欣喜。不然，我的青春只不过是一种缺陷，是我无法及时摆脱的障碍” （《哥本哈根三部曲：所有明亮的梦》，109页）。到这一部结尾，“我开始了在货币交易所打字部门的工作，而希特勒入侵了奥地利”——像极了卡夫卡当年在日记里写“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我去游泳”——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编辑维戈·F. 默勒的帮助下，迪特莱弗森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已经印了五百本，我收到十本。四百九十人将购买并阅读……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奇迹。” （同上，164页）是奇迹（wonder），但也意味着疑惑（wondering）的开端。《哥本哈根三部曲》最后一部的书名使用了更为精妙的双关：书名“Gift”在丹麦语中既表示“毒药”——源自古北欧语“礼物”，这一用法延续到了英语当中，但在丹麦语中发生了贬降；亦表示“已婚”——即“被给予”之物，如英语中的“a given wife”。英译者将这个书名译作“依赖”（Dependency），在强调了婚姻或在迪特莱弗森后半生一直困扰她的毒瘾的同时，放弃了原本对婚姻本身之于女作家的“毒性”的强调；繁中译本则反其道而行之，只译作“毒药”。而简中译本的“白昼坠落”似乎有意呼应《哥本哈根三部曲》第一部的开头“清晨，有希望”。若将这位女作家的一生视作一日光阴，则“每况愈下”还不足以描述其本质——“自由落体”才是其悲剧性所在。 而这种“自由落体”又恰恰是女作家务必遵守的伦理——既然无权描述世界，她只能一退再退，直至跌入深渊。因而相比文学史上其他经典回忆录，或更接近当下、同为北欧作家的克瑙斯高洋洋洒洒六卷本的《我的奋斗》，《哥本哈根三部曲》哪怕写到人到中年，迪特莱弗森也无意讨论自己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能够为整个世界带来怎样非凡的启示。相反她只是在写如何一次次将事情——更确切来说，与男人有关的生活——搞砸。当年长她三十岁的编辑默勒帮助她“创造奇迹”，她也按照众人的期望以身相许。但婚后她发觉自己完全无法忍受好心的默勒为她打造的作家之路，“我不可能把整个青春都耗在了解法国大革命上” （《哥本哈根三部曲：白昼坠落》，12页）。决心享受青春的她很快与第二任丈夫埃贝奉子成婚，而孩子的到来则让这对至少在年纪上更为般配的夫妻的激情迅速冷却，“我坐在打字机前，写着写着就忘记我的丈夫和别人上床了。我忘记一切，直到孩子开始哭，因为她饿了” （同上，65页）。写作可以让她暂时忘掉生活的焦灼，但下一任丈夫——医生卡尔带来了更能使人麻痹的东西，于是迪特莱弗森就此染上毒瘾，“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五年，而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瘾君子” （同上，141页）。迪特莱弗森曾一度接近戒掉毒瘾，然而伊夫林·沃毁掉了她的努力——这自然是夸张之语。实际情况是状态有所恢复的迪特莱弗森听闻丹麦作家协会邀请伊夫林·沃出席一场文学聚会，于是欣然前往。然而当她正与这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大作家相谈甚欢，丈夫卡尔突然出现，将她带离现场——这段经历后来被她以举重若轻的笔触写成了收录在《邪恶的幸福》当中的短篇小说《我妻子不跳舞》。愤怒与屈辱令迪特莱弗森重新开始依赖毒品，而随着她的身体状况恶化到必须前往戒毒所接受治疗，“卡尔进来给我打了一针，这是最后一针，他说” （同上，163页），然后便逃离了她的生活。 “依赖”的确是迪特莱弗森“堕落”生活的表面原因。然而在这部无比坦诚的回忆录中，真正应当被鄙视的是无所不在的控制——控制的手段与欲望。实现梦想的资源、享受青春的激情、缓解痛苦的“药物”，最初都是以“礼物”的面目出现，最终却全都成了控制这位女作家的毒物。但《哥本哈根三部曲》真正的奇迹也正在于此：迪特莱弗森将自己时时受控的生活，写成了一部仍由她主动掌控的杰作——她的笔触始终冷静克制，没有哀怨更没有愤世嫉俗。当这部并不漫长的回忆录以努力想要帮助她戒毒的又一位爱人维克托的爱意收场，我们并不会感受到任何希望，却应当对迪特莱弗森展现的疏离表示感谢，“维克托以持久的活力和愤怒与他可怖的对手抗争，让我感到害怕……往日那份渴望的阴影仍会隐约复现。只要我活着，它就不会完全消失” （同上，193-194页）。 在梅特林克的经典剧作《青鸟》结尾，象征幸福的青鸟最终还是飞走了。这一结局令人意外，但其实早有征兆：剧中的“光”已经告诉孩子们“一般来说，幸福都是非常和蔼的，但也有个别的比最大的不幸还要阴险，还要狡诈” （[比]梅特林克：《青鸟》，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16页）。迪特莱弗森的创作与人生正是这一警语的极端展现。当她从有希望的清晨不断坠向深渊，极致的疏离——放弃认同与整全的渴望——成为她最后的庇护。如此绝境当然使人痛苦，但她竭力完成的书写也许会让人们隐约领悟到，清醒地依赖痛苦其实并不比以某些形式依赖幸福更加可怖。